怀念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刘伊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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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伊农(1908—1985)四川陇县人。1929年考入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1933年中大毕业,工作2并后1935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农化系留学,1939年获博士学位,40年回国,43年起任中大农化系教授、系主任。他主持的农化系设有食品工业(早期为农产品制造)、生物化学、土壤肥料三个专业方向。
刘伊农教授
恩师辞世已卅余年了,可他的音容、教海、关爱,不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我1944年入读国立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农化系。当年农化系招双班,听说是48人。但普通化学第一次考试后,我在植物实验室右边学号为7733 和左边学号为7735的两位男同学都不再来做实验了。“三化”(化学、化工、农化)共同的普通化学课(倪则埙教授主讲) 大教室也不再拥挤了。因为第一次未考好,将来这门课如不及格,就要重读一年才能过嘉陵江到沙坪坝校本部读二年级的课程,所以有些同学就选择休学或转系。“三化”的淘汰率是很高的。我们农化系第一学年不仅要上化学系的课程,还要学有实验课的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农场实习等课程。除此之外,36级还是首次加学微积分的年级。刘伊农先生当年对我们期待甚高,课程一再加码。暑期也上课,星期天有时还有实验课。生活条件又极艰苦,女生宿舍在山顶,洗脸和漱口的水,都是从冬水田中打来的,又脏又臭,用明矾搅和,待污泥沉淀后再用。饮用的开水限量供应,有一次工友还打了一位自己去倒开水的女同学。
这届教会学校被中央大学录取的女生有三人,分属化学、化工、农化而又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学校。我从小学、中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高中毕业后被华英女中保送到华西协合大学,已在那里读了三个多月的大一课程。中央大学发榜甚晚。由于中央大学的名声大,又是全公费(包学费及食宿)。而我在华西协合大学虽然不交学费,但食宿仍然要交钱。所以中央大学招生时,成都万人空巷,夜间茶馆的桌子上都睡满了从日本占领区来应考的青年学子,报考的青年极多,而录取的名额有限,因此考上了中央大学有一种荣幸感。我在成都华英高中级友们的鼓励、劝说下,终于决定在华西协合大学休学一年,带着退回的部分食宿费到重庆柏溪中央大学报到。在沉重的课程和艰苦的生活双重压力下,我开始在中央大学第一年级的学习。当时各课的教授都从校本部沙坪坝来给我们上课,下课后就回去了。如果有了问题,根本找不到老师解惑。听课笔记就是我们的全部。实验课特别是化学实验经常超过三个小时,偶尔连晚饭也吃不上。回到宿舍还要用英文写实验报告,赶在第二天早上八时前投入报告箱,否则就算你缺席扣分。因此后半夜一时才能上床休息是经常的事。那时根本就不知道农化系还有一位姓刘的系主任。几十年后我离开中国来美国前,朱克贵老师给了我一个信息,我才知道系主任刘伊农恩师虽远在沙坪坝,但对我们农化系在柏溪的新生却了如指掌!是一位多么难能可贵的、负责的系主任啊!
刘主任对学生的这种加码教育,使我们得以深耕数、理、化基础知识;同时扩大了对不同学科领域的认知;繁重的实验课增强了我们的动手能力,为毕业以后开展专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刘主任主持系务期间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三个专业方面都有优秀的学者,如在生物化学方面有彭加木烈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唐自东教授(Thomas T. Tang MD);在食品工业方础面有江南大学朱斌昕教授等一个群体;在土壤学方面更是杰出者多多,在南京中科院土壤所和江苏农科院土肥所的有关专业学术带头人或主持所务工作的土壤学家,都是那个时期毕业的。即使远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学生,也能凭借三大天然林区(大、小兴岭和长白山)的优势与国内、国外同行共同创建土壤学科领域中的新分枝——森林土壤学。事实已经证明您——伊农恩师的强化训练是成功的。
二年级过江到沙坪坝后,由于我是系常务(系学生会主席),因此和刘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通常是他传话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而他总是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看书,直到我叫刘先生后才抬起头来告诉我应该做的事。每年要开一次系会,全系师生欢聚在一个大教室内或一块空地上,有老师和同学的讲话,准备几个文娱节目,供应与会者的茶点等。四年级时要办一次比较隆重的谢师会。关于茶点,为了省钱,也为了发挥我们农化系的特长,每次都由学生会中的总务长去作。我记得夏荣基(原北京农业大学土化学专家,已去世),从采购原料到烘烤出成品要忙好几天。他实在忙不过来时就找他的广东老乡彭家睦(即彭加木烈士,原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研究员兼中科院新疆分院院长) 来帮忙,有时我也参加。
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原校址,虽然农学院在丁家桥,但农化系却在四牌楼,学生住文昌桥宿舍,和化工、化学专业同学同在南高院上课。学习时间长了,我陆续听到一些有关刘先生的家庭琐事,如刘先生家境并不宽裕,留学德国时,刘师母家曾给予他经济支持;但他回国后自己是教授,却不让原是他的师妹的刘师母工作,关在家里做全职家庭主妇,系里的联欢活动也不让师母参加。我听后觉得刘先生处置不当,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刘师母请出来。到开会时(年会和谢师会),我先后向刘先生提出要请师母出席。出乎我的预料,刘先生竞一口答应,并未阻拦。于是我到刘先生家里去请刘师母。那时刘先生一家四口住一间小房,室内除两张床外,什么家具都没有,说话只能站着讲,要坐只能坐床。我向刘师母说明来意后,倒是刘师母先客气了一番,说孩子尚小,需人照管,自己也未工作,不好意思参加。我说,您是我们的老学长,同学们都希望见到您,您要不去就会误会是刘先生不让您去,这对刘先生也不好,从此刘师母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了。当时我觉得刘先生原来清贫如此,家徒四壁,生活是很艰苦的,不由得从心底升起一种敬意。
农化系下设三个专业:食品工业、生物化学、土壤肥料。学生前三年学同样的课,到第四年才由学生自选其中一个专业。我记得在开始农化分析课之前(也是我们自选专业的开始),刘先生又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土壤有留校名额,食品工业没有,生物化学可以考医学院的研究生。又说农化分析课你排在第一个,现在就要准备报告。刘先生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一向对我的吩咐都极简单,当时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快要离校了,刘生才讲这么多!我和班上多数同学都进了食品工业,因此我的农化分析报告两次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1948年春开始写论文前,刘先生又在他的办公室给我讲了两件事:➀毕业论文让我找秦含章老师指导;②问我能否留在系办公室帮他处理一些系务,将来食品工业有名额了再转过去。对于前者,我照刘先生的吩咐做了;对于后者,我只能简单地说“不”。因为那时我盼望能远走,到外面去闯世界,而留到学校,人人都是我的老师,可能总也长不大。到了夏天,刘先生给我找到去我国台湾花莲教书的工作,因为同时郭秉文先生(后来才知道是我们东南大学的第一任老校长)给了我一份待遇较台湾高出几倍的工作,我没有去台湾。刘先生没有忘记我。一年以后,他托留校的同学(土壤专业)给我写信,说东北需要人,可到上海某地(饭店的名字已记不了)找东北人民政府的张克威。我如期到上海找到了张克威副部长(兼筹建中的沈阳农学院院长)。谈话中才知张部长去过南京也见到了刘先生。这里需要附带说明有关张院长的情况:张系东北望族,卅年代自费留美,获畜牧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工作,和一位美国女子结婚,育有四个子女。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张和海外许多华侨一样,弃家舍子,回到祖国延安参加革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去南京找刘先生,我估计他已知刘先生有一个特殊的社会关系,即当时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是刘先生的表哥。这样我就随张院长到了沈阳塔湾,即原东北大学农学院的旧址。当时中央大学37级农艺系和森林系的十几位校友已于半年前到了塔湾。开始我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在丁家桥,后来才逐渐和他们熟悉了,其中一位女同学与我工作接触较多,她对我说: “你们系主任给你的推荐信写得很好,对你的政治、业务和工作能力等方面评价都高。”我听了以后既高兴又惭愧。因为考人中央大学农化系的系友都很优秀,而我对自己并不满意,特别是在柏溪的那一年,有时很想重回华西协合大学。而刘先生对此并不介意,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刘先生的推荐信帮助我在沈阳农学院的新岗位上获得优势,后来在职称评级时,我是助教中工资较高的。
后来,我因参加中国土壤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回到南京入住江苏饭店,刘先生来看我并说要把在南京的农化系同学都找来,在大三元饭店聚会一次。刘先生那天订的酒席非常丰盛,当然付的钱也多,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很俭朴。当我在报纸上读到刘伊农先生是南京第一批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以有这样的恩师而非常荣幸,立即发了一封祝贺电报,表达我的心情。
“文化大革命”后,我又有机会公出到南京,那时刘先生已经搬到青石村教授房了(请见以下刘先生的遗墨,另外两位老土壤学家的遗墨也一并附上)。
刘伊农教授遗墨
刘先生请我到他家吃饭,房子比过去宽大多了,但仍然俭朴如前。刘师母主厨,刘先生又到外面去买了一些南京著名特产,如小肚、咸水鸭等。我喜欢吃咸水鸭,于是先生和师母就将一盘咸水鸭的好肉部分全捡到我的盘子里了。大约是20年纪70年代末,有一次我在南京林业大学校园内开会。会议结束有人传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到传达室去。我到了传达室,门卫将两只咸水鸭和刘先生亲笔留言交给我。刘先生写道:“因为你在开会,不便打扰,两只咸水鸭你带回东北吃”。门卫还说,老先生等了一会儿,才留下条子和鸭子走了。我痛失一次与先生面唔的机会。至今想起这段往事,仍心潮难平,涕泪交至。当时刘先生已是古稀老人。从青石村挤车到新街口买上咸水鸭,又挤车到南京新火车站附近的新庄南京林业大学,再挤车回家,要花大半天的时间,他老人家实难胜任这样的弃波。又何况刘先生向来身体单薄,朱克贵先生与我在土壤有关的会中见面时,还说过刘先生胃口不好,曾住过一段时间医院等情况。
我在东北农学院土化系建成后,由于工作需要,逐渐从化学类课程中淡出,转任土化系的专业课。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我被定位在土壤方面的教学工作,我想这也好,可以继承恩师的衣钵了。不料消息传来,在南京的院系调整中刘先生放弃了农化系主任和土壤学教授的岗位,转任新合成的大学的总务长。开始我十分不解,一个拥有德国博士学位的土壤学老专家怎么会被调去搞总务。我后来逐渐觉悟到这正是刘先生的高风亮节,牺牲个人,成全大局,使不同系统、过去少相往来的师生组成的新的学校能尽快彼此融合。后来刘先生归队又去到难出科研成果的基础课系任主任。近日从旅美老校友来信中得知:在20世纪40年代初,刘先生曾是食品加工教授,但当他担任系主任后又放弃了农化系这个热门专业,而去担任冷门的土壤专业的教课任务。刘步生一次又一次地让位于同仁,加上他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爱护,充分证明了他的高尚品格。
1985年冬,我在广西主持一个林木施肥鉴定会,会中有人告诉我:刘先生已确诊为肝癌晚期,我大惊!会一结束立即乘特快列车赶赴南京,期能见先生一面,不幸,先生已在火车到达前两小时(凌晨4时)仙逝,我只能见到先生的遗容。我在刘先生遗体告别和追掉会上敬献给恩师一副挽联,此联当时挂在灵堂内。另献恩师花圈一个。
附上当时的心境记述与对联的打字稿(见下图)。特别是朱克贵老师转告我说:刘先生临终前不断念叨我的名字,更使我至今仍感到悲痛难忍。
本文选自《刘伊农教授朱克贵教授纪念文集》2009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作者林伯群,森林土壤学家,东北林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森林土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48年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毕业,大学期间担任农业化学系学生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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