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对能源治理能力建设的启示

抗击疫情对能源治理能力建设的启示

组长：李成仁

执笔人：张超 汪可 孙艺新

（国网能源研究院专题研究小组）

以政府动员方式应对重大事故，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控制事态发展，减小不利影响。但大型社会组织动员调用的是以往积累下来的能力与资源，将“原生系统”拆开打断后重新搭建组合成“应急系统”，“原生系统”的有效恢复性必然受到较大影响。同时新诞生的“应急系统”则很可能只在此时此地此景的应急之用，一方面很难恰好满足下次应急需要，另一方面这种应急资源沉淀比较难融入之前的系统生态，不能有效接续。

此次疫情深刻地展现了信息有效沟通在疫情防控、物资配置中的重要性，公众可以根据公开的疫情信息判断传播情况，及时调整防控措施；医疗物资生产者也能通过了解救急需要，尽快扩大产能，组织生产。可见，信息沟通是否公开透明决定了市场配置效率的高低。对于能源行业而言，发挥市场化治理作用的关键也在于信息的有效沟通，这些信息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能源供需基本内容，随着用能方式的改变和能源技术的发展，能源信息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市场化不是简单竞价模式的技术性操作，信息是市场的核心要素，而信息公开本身就是市场化操作。

能源供应在油气管网、输电网等环节中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有效监管需要更加充分的信息对称与交互。其中信息公开已成为监管部门与能源企业的共同责任。一方面，监管部门有加强自然垄断环节监管的责任，设计科学的市场化交易制度，鼓励充分竞价，降低信息传递成本，保障能源市场中信息充分交互；另一方面，处于自然垄断环节的企业有及时、客观、完整地披露成本、投资、资产等各类关键信息的责任，可在监管方指导下主动搭建信息披露平台，区分监管信息与公众信息，加强能源信息管理能力，对外提高信息透明度，帮助提升市场化配置效率。

在能源治理方面，我国长期重视自上而下的垂直化管理，随着能源体制改革进程，基层治理需求更加强烈。例如在分布式能源中能源生产与消费主体界限日渐模糊，使能源消费者产生了能源供应治理诉求，基层治理在实体形态上取得突破；伴随能源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多种参与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拥有更多对参与能源市场政策制定、实施、变更的期待；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下，能源业务产权加速向社会资本转移，更加激发了基层参与能源治理的渴望。在这一趋势下，要真正打通与社会、人民群众的能源“最后一公里”，就要持续引导、培育能源基层治理能力。

对能源企业而言，需要摆脱集中管控型的治理形态，进一步激发基层活力。包括：营造和谐的能源共治氛围，以更包容开放的心态去认识能源领域中基层治理需求，设计满足各能源利益相关方参与治理需要的非歧视参与制度、市场机制和混改模式等，形成制度性保障。

经过本次疫情，社会各界以每日统计数据获取信息、判断对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在精准预测、智慧分析中所发挥出“雪中送炭”作用并不强。这主要是由于数字化技术更依赖于数据连接广度与实时共享程度，打通数据壁垒，及时获取分析数据能力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提升方向。

能源领域的数据壁垒问题同样严重，虽然数字化技术的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可，并对此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但从真正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大多数数字化应用仍然“自产自销”，突破行业界限服务社会大众的应用水平还不够高。因此，能源行业不能过度迷信数字技术自身高投入的“独立自主”，应打开大门吸引技术和人才促进交流进步，包括加强数据开放共享等，相信社会同样具有较强的能源创新潜力，让能源数字技术“走出去”“请进来”，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价值实现。

能源价格改革一直持续。仅以电力行业为例，由于单独核定输配环节电价冲击到以往统购统销的电网经营模式，电网企业通过调整购电成本来获取收益，从而支撑电力普遍服务提升的空间越来越小。如何从市场中吸引资金支撑电力长期可持续发展，已经是摆在能源部门面前的现实问题。

能源市场化发展方向是一个必然趋势，而能源供应兜底保障又是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关系到实现能源可及性和普遍服务等人民福祉问题。要同时兼顾能源兜底保障能力与市场化发展，就要向市场借力，激发社会参与积极性，逐渐形成能源普惠发展新模式。例如对于春节期间农村供电这类尖峰负荷，满足尖峰负荷需求的电力投资以失去经济性为代价。实际上，这类尖峰负荷可以转化为“市场资源”，电网企业可以探索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普惠服务中来，从更普遍意义上，只要能在机制设计上使稀缺性通过市场形式如实反映，就能引导和激发社会资源投入到能源的优化配置中，能源普惠发展同样拥有不可估量的潜力。

原文首发于《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2020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