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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强公司内部碳定价每吨300美元

时间：2023-10-03 来源：浏览：

五百强公司内部碳定价每吨300美元

碳中和专委会王挺

碳中和专委会王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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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从政策建议、从业规范、交流合作、能力培训以及标准制定等多方面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助推企业低碳发展能力的不断提升

收录于合集

编者按： 所谓“内部碳定价”，其实是企业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先内部化的一种做法，反映了企业层面评估碳排放的社会成本 。内部碳定价（internal carbon pricing）是企业、 金融 机构等实体在内部政策分析中为温室气体排放赋予的财务价值，意在促使商业决策将气候因素纳入考量。它主要呈 现为两种形式，影子价格（shadow price）和碳费用（carbon charge）。影子价格是将排放风险以货币价值具体化的策略，不涉及实际支付，常作为商业评估中量化气候相关风险的额外指标。碳费用则类似于组织自愿对每吨温室气体排放征收的内部税。这种机制为企业提供了最大的减排灵活性，但同时也是最难澄清或定义的。一些倡议组织，例如基于科学的目标倡议（SBTi）[27]，就是寻求为此过程提供一些标准和第三方指导。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头部的大企业在节能降碳方面正各出奇招，“内部碳定价”的管理机制正在被部分大企业所采用。

内部碳定价（Internal Carbon Pricing）简称ICP，在该机制下，企业会依据內外部碳排放成本，给生产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设定内部价格，将其纳入商业和投资决策，从而进而推动企业内部的节能减碳。根据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的研究，包括迪士尼、微软等在内，2020年全球已有853家企业采用内部碳定价机制。

台达集团是一家世界IT 500强企业，将内部碳价定在了300美元每吨，是当前欧盟碳价的3倍多（目前欧盟碳价约合80美元每吨），国内碳价的30多倍（目前国内碳价在70人民币每吨）。

台达为何采用内部碳定价机制，又为何将价格定在300美元一吨？台达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暨发言人周志宏告诉36碳，所谓“内部碳定价”，其实是企业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先内部化的一种做法。

台达是全球市占率最高的开关电源厂商。图源：企业授权

台达从2007年就开始加入CDP（碳披露）项目开始披露碳足迹，2017年成为了两岸第一家通过SBTi（科学碳目标）审核的企业，同样也在前期付出了不小的成本。而当下，周志宏表示，台达已经开始受益于减碳带来的竞争力提升。

台达将碳价定位到300美元每吨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初开始是在2014年，当时碳定价是参考中国国内定价，只有20元人民币每吨，经过多年探索 ，评估台达全球各制造厂区的内外部减碳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将综合成本考量核算，定价300美元。

台达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暨发言人周志宏先生。

世界正在迈入一个以气候问题为核心的新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投入到气候行动中，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全球共识。但从现实看，极端气候事件依旧频发，各国在气候治理的主导权争夺和政治博弈也不曾减弱，气候政策与区域低碳合作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潜在变化。作为碳圈人，我们需审时度势，在变化中找寻不变，在挑战中发现机遇，才能不断推动气候行动向前发展。

本系列报告将围绕碳中和与碳定价进行专题研究，涉及政策法规、机制设计、碳价表现等一系列议题，纵向分析“政府-行业-企业”自上而下的关联，横向对比各地区各行业的历史与现状，以求深入呈现市场全貌，尽力发掘商业机会。作为本系列第一篇，我们对碳定价进行宏观梳理，结合2022年重大新闻事件，解读碳定价在机制设计上的多样性，以及它如何助力全球碳中和与气候治理进程。

追本溯源：碳定价的由来

工业革命后，全球变暖问题日益严峻，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影响了人们的农业生产和经济活动。为缓解气候变化，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到气候行动中。1997年，联合国缔约国第三次会议通过《京都议定书》[1]，成为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国际协定。2015年，196个联合国成员国签订了《巴黎协定》[2]，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统一安排，并设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的长期目标。由此，人类正式踏上了“碳中和”之旅。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实现碳中和涉及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方面[3]，一是在供给端降低低碳技术的成本，二是在需求端通过碳定价增加碳排放的成本。当低碳技术对传统高碳技术的替代成本低于排放成本时，经济活动就会自然选择低碳减排的道路。

目前在新能源供给端，尤其是发电行业，已经有了显著的科技进步和规模效应。根据可再生能源署（IRENA）[4]，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达7468TWh，占总发电量的27.7%，较2019年增长7.4%。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176GW，占全球新增发电容量的72%。与此同时，新能源发电的成本也在大幅下降，2010-2021年全球光伏发电成本下降88%、风电下降约60%，这不仅让新能源成为新增产能的经济性选择，也达到了可替代存量煤电的临界点3。2020年全球62%的新增可再生能源项目发电成本低于同期新增化石燃料项目成本区间的下限，国际能源署（IEA）[5]预计，到2025年初，可再生能源将超过煤炭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力来源。

供给端的进步并不足以解决所有碳中和问题

但供给端的进步并不足以解决所有碳中和问题。温室气体排放不只局限于发电，还包括工业、农牧业、运输，以及日常工作生活的各种复杂场景，而新能源和低碳技术在这些场景的使用成本依旧高于传统碳基能源和高碳技术，因此人们还须在需求端增加碳排放的成本，变相减少二者间的差异。

增加碳排放成本意味着赋予碳排放价格

过去，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不受任何限制，排放行为可以视作不具稀缺性的无限资源，人们没有消费需求，排放自然无价格、零成本，企业做商业决策时也不会考虑这个外部因素。但当人为设定成本门槛，排放便成了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的有限资源，碳定价（carbon pricing）应运而生。

今世尘缘：碳定价的机制现状

2022年5月24日，世界银行发布《2022年碳定价现状与趋势》[6]。该报告统计，全球现有68个碳定价机制正在运行，另有3个计划实施，覆盖了全球约23%的温室气体排放（2021年报告中覆盖率为21.5%，2020年报告中覆盖率为15.1%）。可见随着各国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碳定价机制不断主流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和博弈点。

碳定价机制的实质

碳定价机制的实质是将碳排放的社会环境成本归还给排放者，也就是所谓的“污染者付费”，通过发挥价格的信号作用使经济主体为排放埋单，从而引导生产、消费和投资向低碳方向转型。大体来说，碳定价机制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显性碳定价是对特定产品或活动产生的排放量实行直接成比例的价格激励，主要通过政府层面的碳市场（emissions trading systems, ETS）与碳税（carbon taxes）、企业层面的内部碳定价和个人层面的碳普惠机制实现；隐性碳定价是改变与排放相关产品的价格的工具，通常被用于其他社会经济目标（例如解决空气污染），与碳排放量不成正比，但依旧提供了一个碳价信号，常见的有燃油税、燃油补贴和商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