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张法连：法律外语学科规划研究

法律外语首先是一种法律语言。法律语言作为术语起源于西方，原指表述法学概念以及用于法律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使用的语言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也指某些具有特定法律意义的语汇等（陈杰、张崇波， 2 014 ）。但我国近年的法治建设实践也表明，法律语言的语用场域已经呈现出由局限到宽泛的转变，正逐步向立法和司法领域以外的行政管理、经济贸易活动、媒体传播以及社会生活中涉及公平正义的各个方面扩展，成为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国家语言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同于文学语言或科技语言，法律语言必须反应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从而形成了准确严谨、言简意赅、不偏不倚的语体风格（张法连、陆贝旎， 2 022 ）。法律外语具有法律语言的一切基本特征，这些特点决定了其能够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获得高度的可信性和易接受性。因此只有运用法律外语才能提高国际传播效能，实现精准传播，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向世界展示法治中国形象。

2 018 年，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要“构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一批善于维护国家利益、勇于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变革的高层次涉外法治人才” ( 教育部， 2 018) 。人才培养的质量由学科建设的水平决定，此为法律外语学科的必要性提供了政策依据。涉外法治人才至少有两点素质要求：一要懂法律外语，二要通国际法律（张法连， 2 021 ）。近年来各地高校为发展法律外语（尤其是法律英语）的教学和研究已经做出许多探索和贡献，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少认识上的误区。最典型的就是认为法律外语等于“法律”和“外语”的简单相加，将法律外语错误地定位为法学专业弥补外语技能或外语专业弥补法学知识的一门课程，没有正确理解其独特的交叉学科属性（张法连、李文龙， 2 020 ）。实际上，精通普通外语不等于掌握法律外语，而法律外语的习得也绝非语言技能学习和法律知识学习的单纯叠加。法律外语的字、词、句、语篇别具特色，包括法律翻译、法律文书写作、英美法律文化、中西法律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等诸多领域，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多元知识结构体系，需要系统化的学习和培训过程，这也是法律外语之所以迫切需要学科规划的直接原因。

客观而言，在法律外语的诸多语种之中，只有法律英语在实质上已经具备了独立学科的性质特征。评判一门学问是否为“学科”的标准包括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两方面。内在标准包括特有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完整的知识体系等核心要素（刘小强， 2011 ），外在标准在我国现有学科管理制度下则主要表现为进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学科目录（周叶中、邵帅， 2020 ）。但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过程必然带有阶段性特点，因此就现阶段而言，围绕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来讨论法律英语的学科属性更有现实意义。

首先，法律英语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在法律英语研究兴起的早期，法律英语的研究对象一度被局限于“英美法律语言”，即英美国家所使用的法律语言（何柳青， 2012 ）。随着国际交流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涉外法律事务急剧增多，在这种涉外法律事务中所使用的英语也被纳入法律英语范畴，法律英语的涵义打破了国别、法源和使用者的限制，涉及包括英美等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个国家的司法活动、国际法律、国际公约、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同时应用范围已被无限扩大，比如外交文书、外交发言、国际关系、政治表述，各类通知、公告、规定、规则等，法律语言外溢现象受到极大的关注（张法连， 2021 ）。就我国的法律英语而言，其研究对象与英美法律语言的研究对象还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英美国家研究本国的法律语言不需要语言参照系，其研究的依据是本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习惯和社会心理以及法律活动的语言环境，而我国的法律英语以研究英美国家的法律语言为基础，但是以法律汉语作为参照系，利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法律英语这种专业语言在中国语言环境中的运用规律，为中国的法律活动服务（李振宇， 2012 ），由此也构成了我国法律英语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其次，法律英语具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研究领域包括法律应用语言学、法律语言学、法律英语翻译学、法律文化比较学、法律英语跨文化交际学等，国内外学者在其中各有侧重：国际法律英语研究侧重语言和法律两个领域，前者关注法律语言的功能和特征，后者关注语言对法律问题的影响和解决；国内法律英语研究侧重语言，核心内容集中于法律翻译、法律语言特征及法律英语教学（张法连、张建科， 2013 ；李立、宫明玉， 2018 ）。这些研究领域共同组成了法律英语学科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呈现出强烈的跨学科性和创新性（张法连、李文龙， 2 020 ）。

第三，法律英语具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并且已经融合语料库和人工智能翻译等技术手段，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目前已经存在比较权威、实用有效的法律英语语料库，如中国法律法规汉英平行语料库（ PCCLD ）。语料库技术可实现量化和实证研究，为法律英语研究和教学、以及法律翻译实践提供真实可靠、系统全面的原始资料。法律英语是跨学科研究，但并未照抄照搬法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学科的方法论，而是基于自身的特点，形成相对独特的实践和思维的交叉学科研究，不断创新研究法律英语学科独特的研究视角、思维方法和理论框架，已制定了科学可行的教学目标，设定了基本教学理念和教学原则。

此外，法律英语学科组织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专业性法律英语证书考试（ LEC ， Legal English Certificate ）的设立标志着我国法律英语专门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教学与测试体系初步形成。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专业委员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法律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翻译协会法律翻译专业委员会等行业组织成立，为法律英语教师及相关学者搭建学习与交流的平台，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极大地提高了学科凝聚力，推动学科传承和创新，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科研成果。标志性的成果有张法连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文本整理、翻译与研究 (1979-2019) 》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法律 + 英语’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等。在教学实践方面，经过多年发展，法律英语目前已形成相对完整的法律英语人才培养体制。国内已有不少高校在本科阶段设置了法律英语专业方向，也有许多院校培养法律英语（法律语言）和法律翻译方向的研究生。教学实践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法律英语的教材建设，何家弘、宋雷、杜金榜、张法连等一批国内学者主编出版了法律英语教材并形成影响。其中张法连编写了全国首套法律英语专业系列统编教材，包含法律英语精读、泛读、写作、翻译、视听说、英美法律文化等十一个分册，其科研团队先后于 2015 年、 2019 年编写出版了《大学法律英语教学大纲》和《法律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有力地推动了法律英语学科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法律英语学科的良性发展和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张法连， 2019 ）。   

4.2  法律英语的专业设置

学科与专业相辅相成，学科是专业发展的基础，专业是学科承担人才培养的基地（刘海燕、曾晓虹， 2007 ）。如前所述，涉外法治专业人才的专业素养涉及多元化、跨学科的多个领域，显然不是通过简单设置一门课程就能成就的，其培养过程必须以专业为基本单元和基础平台，从听说读写译等多方面构建课程体系，进行系统化培养。设置法律英语专业是新文科建设的题中之义，唯有学科独立、专业界定清晰才能明确法律英语人才培养方向和模式，在此基础上外语院系才能更好地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在课程体系设置上有的放矢，依托法律英语学科的基础性先导作用，推进法律外语学科的健康发展，为更高层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做好准备。

现阶段的法律英语从理论到实践，从教学大纲到专业统编教材以及法律英语证书 LEC 测试等评估手段，已经具有成熟的独立学科地位，具备专业设置的条件。但法律英语一直未被列入教育部招生专业目录，这极大地阻碍了 专业建设推动工作。 为加快推进法律英语专业设置，建议尽快在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中增设法律英语专业，明确专业定位。目前《本科专业目录》“文学”门类下设有“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类，该专业类下包括“英语”、“俄语”、“法语”等几十种外国语专业，以及“翻译”和“商务英语”专业。其中商务英语与法律英语的学科性质极为相似，却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或者说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如果说商务英语专业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设立的，那么法律英语专业则是“依法治国、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张法连， 2 021 ）。根据这样的专业设置逻辑，以及法律英语的特质，我们应将其定位为与商务英语并列的独立专业方向。其专业课程体系可主要分为 3 个模块：语言基础模块、法律知识模块和法律英语综合技能与实践模块，三者有机融合，服务于“精英明法”人才培养目标。语言基础模块旨在使学生掌握坚实的法律英语知识与技能，使学生具备法律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口头和书面综合语言能力；法律知识模块旨在使学生掌握坚实的法律知识，包括我国依法治国国情和英美国家的社会和法律文化，以及一定的中国法、英美法和国际法知识；法律英语综合技能与实践模块旨在培养学生的法律英语实际技能及实务操作能力，是在前两个模块有效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精英明法”的复合型技能。此外还可通过开设专业选修课程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素质、逻辑推理能力、法治思维素养，以及以计算机辅助翻译为代表的语言智能技术水平。

4.3  法律翻译的专业设置

法律翻译是法律英语语言运用能力的延展，也是法治国际传播工作的关键环节。 2 021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讲好中国故事”（新华社， 2 021a ），时隔不到半年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着重强调要“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新华社， 2 021 b ），足可见法治国际传播工作的关键性战略地位。中国法治故事必须通过法律翻译转化为法律外语（英语），才能让世界愿意听并且听得懂。受法律语言本身特点的制约，法律翻译相较于其他文体（如文学翻译）更强调法律严肃性和法律语言严谨性，目的语必须不折不扣、准确无误地表达源语的真正含义，这决定了法律翻译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强制性特征（张法连、陆贝旎， 2 022 ）。   法律翻译关乎国家事权，是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保障和前提，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具有统领性作用，法律翻译人才也属于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法律翻译人才已成当务之急，而法律翻译教学是法律翻译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目前已有不少外语类院校开设法律英语翻译课程，或在翻译专业开设法律英语翻译方向，但由于缺乏统一布局和规划，各高校各自为政，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科学的教学大纲指导，系统的师资培养欠缺，教学方法滞后，教学效果和评估机制不健全，采用的教材更是鱼龙混杂，耗费大量资源培养的学生根本无法承担法律英语翻译的重任，迫切需要积极推进专业设置改革。

法律英语专业应涉外法治建设的时代之需 而生，法律翻译专业则是对“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最佳呼应。但法律翻译专业设置必须遵循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阶段性规律。就人才培养目标而言，法律翻译专业旨在培养复合型国际化人才，目标层次高，所需知识面广，能力要求强；既涉及国内外法学知识和法律文化的学习，也涉及一般外语语言技能的培养，但最终还需落实到法律口笔译实际能力的提升上（张法连， 2018 ）。就知识技能水平而言，法律文本往往意思艰深晦涩、用词准确严谨、句型结构复杂冗长，导致法律翻译的难度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翻译，并且法律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一种以法律逻辑和法治思维为内核的翻译理念。而从认知发展的角度来讲，本科阶段的学生心智尚不成熟，加之缺乏相应的社会阅历和文化积淀，难以对社会现象和法律语言有较为深入准确的理解，要达到以上培养要求并不现实。因此从学科规划的角度来看，本科阶段重在传授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和培养外语基本技能，对于法律翻译这样要求较高的实务能力的培养则不应予以强求（张法连， 2 018 ）。再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法律英语的基础性先导作用。法律翻译的专业设置也是必然以法律英语为基础的，如果学生尚未系统经过法律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学习和训练，则无法直接进行法律翻译的教育。

基于以上考量，我们认为法律翻译专业的最佳设置阶段应该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并且基于法律翻译的实务性特征，应当加大翻译专业学位 MTI 和 DTI 的建设力度，为进一步设置法律翻译专业学位奠定基础。专业学位硕士与学术学位硕士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加偏向实务，培养更高层次的应用型专门人才，法律翻译人才显然在此范 围 之内。根据最新版《学科专业目录》， MTI 和 DTI 是“文学”门类下的专业学位，与一级学科平行。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可自主开展专业学位的试点设置工作，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通过后，试点专业学位可编入目录（教育部， 2 022 ），这是对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的进一步放权，通过高校自主建设法律翻译专业硕士及博士学位点，极大地提高了未来法律翻译进入《学科专业目录》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法律外语学科规划强调循序渐进的人才培养过程，覆盖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设置，进行分阶段、分层次的系统化培养。本科阶段设置法律英语专业，重点学习外语基本技能和中外法律基础知识，培养初中级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在此基础上的研究生阶段可依托 MTI 和 DTI 建制，侧重法律翻译实践的开展和实际法律口笔译能力的全面提升，即为实务能力提升阶段，培养中高级涉外法治专业人才。两个阶段各有分工，互相衔接，构成完整人才培养体系，为国家涉外法治工作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