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宇：我国“双碳”目标下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探讨

我国“双碳”目标下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探讨

董晓宇

（中关村发展集团高级专家、中国能源研究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或某一地区的某个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或地区同一产业在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的综合竞争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发挥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资源条件等优势，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建成了门类完整、规模巨大、竞争力强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2020年我国正式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实施更为严格的减排政策，这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以及我国的产业竞争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不禁要问，此举会不会削弱我国产业竞争力？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双碳”目标的重大战略意义，进而采取与“双碳”目标同向而行的产业竞争力提升路径，化危为机，构建我国新一轮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优势。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要在国际上拥有竞争力，首先是企业所提供的产品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者对使用价值等功能的要求，以及对科技含量、品牌价值、消费体验等的更高追求，这些因素是产业的经济属性。但同时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也要符合安全、环保、健康的环境友好型诉求，这类因素可以说是产业的生态属性。在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安全成为普遍共识的背景下，企业进入全球市场进而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需要产业同时满足经济和生态的双重要求。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入世视作解决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经济属性达标的重要工程，那么今天我国主动承诺的“双碳”目标就是实现产业生态属性达标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产业的“生态入世”工程。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就不难理解我国继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多次在重大国际场合就我国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所作的坚定表态。中国入世与今天实施的“双碳”目标有很多类同因素可比，认识到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产业、经济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显著成效，就更能理解“双碳”目标的战略意义之所在。

回顾入世的艰难历程，我国最早是要求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缔约国地位，GATT是一个政府间缔结的有关关税和贸易规则的多边国际协定，其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双碳”目标所遵循的也是国际组织的协议，这些前后承继的协议包括：1992年5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遵守减排目标，2015年UNFCCC第21届缔约方会议（COP21）在巴黎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1995年1月，GATT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我国开始进入真正的入世历程，能否顺利入世，是经过了多年艰苦卓绝的谈判，最终由“考官”来决定的。与此不同的是，我国主动提出“双碳”目标，是提高碳排放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主动作为。表面上看，入世是我国获得了“权利”，而“双碳”更多的是“义务”，实际上无论入世，还是“双碳”，都是负责任大国遵守国际贸易、国际气候约定的相关规则、准则，是履行义务的行动。

入世当时在国内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有观点认为市场对外开放，我国不少产业还比较弱小，失去国家保护后将不堪一击。在惊呼“狼来了”的同时包含着对我国产业竞争力会被击溃的隐忧。但事实证明，入世后的20年间，我们向全世界承诺搞市场经济，承诺向全球开放市场，大大促进了对外开放进程。我国快速成为发展中大国、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我国产业体系并没有被冲垮，而是有了更大的进步。目前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突破30万亿元，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

反观今天“双碳”目标下的中国产业，有人会担忧严格的减排政策会降低产业的竞争力。我国在“十三五”期间执行了最严格的能耗双控政策，全国总体达标情况和任务完成较好，但不同地区的结果差异较大。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中继续提出未来五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的目标。“双碳”目标的提出和能耗双控并不是“叠加”关系，而是调控政策由国内减排标准向国际标准靠拢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双碳”目标是在历史减排贡献、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核算、预测后提出的，是有很强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基础的，因此是符合未来我国减排整体进程的战略安排。根据相关机构的测算，实现2030年碳达峰毋需大幅度地降低排放强度，假定2030年前经济保持5%的中性增速，单位GDP碳排放降幅维持在年化3.4%的水平即可实现达峰。我国入世解决了产业的国际市场准入，降低了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的影响，今天提出“双碳”目标同样解决的是“碳税”壁垒对我国产业平等竞争的障碍。

“双碳”目标的提出固然对我国产业竞争力提升带来极大挑战，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径必须要进行深刻的转型。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发展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经济模式是大势所趋，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符合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因此，把握绿色发展目标下产业优化发展和结构转型的内在规律，对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一）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是走向低碳经济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自工业革命开始，逐步出现调整和改变，经历了上百年的演进过程，三次产业结构最终进入到了“三、二、一”格局。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起步晚，但后起的发展速度很快，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GDP的比重近年来开始持续下降，2012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5.5%，首次超越第二产业的比重（45%），而后此比重进一步持续性上升，2020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4.53%，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是“三、二、一”格局，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按照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一般进入工业化后期或者后工业化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将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整个社会对能源消费的依赖将会相对降低，单位碳排放亦将逐步降低。中国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并逐步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对照当前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显然也正在朝绿色低碳这一方向发展。低碳模式已成为产业升级的基本内涵， “双碳”目标是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最根本约束条件。

（二）我国进入创新导向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产业的“轻型化”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把国家竞争力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生产要素导向阶段（以基本生产要素为竞争基础，经济发展的初阶段）——投资导向阶段（以廉价劳动力及工业化为竞争基础，政府主导）——创新导向阶段（以创新及服务业为竞争基础，重要产业集群出现世界级产业）——富裕导向阶段（社会已富足，经济步入衰退）。这一划分依据也基本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早期主要依靠成本优势及生产要素的简单化组合，发展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资源廉价等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投资导向的特点就比较鲜明，竞争优势表现在重大项目投资带动的产业规模扩大、产能提升。通过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这两个阶段，我国较为成功地完成了扩大出口、加快投资、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任务，逐步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商品贸易大国，从一个高度重视利用外部资金扩大国内投资的资本吸收国发展成为对外投资能力急剧增强的国家。

目前我国已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在国际上比拼产业竞争力不再是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而是要依赖科技创新。国内企业在产品、工艺流程、市场营销和其他竞争方向上必须与国际接轨，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国际主流。与过去发展重型机械、化工、资源开采加工产业不同，创新导向阶段形成的产业结构一般具有“轻型化”的特点，具有科技含量高、资产结构轻、人力资本要求高等特点，偏重于信息、科技、服务等方面。按照全球上市公司行业总市值看，WIND一级行业排名居前的为信息技术、可选消费、金融、医疗保健、工业等。如美国、英国第三产业占比均超过70%，其上市公司的行业市值中，排名居前的均为信息技术、可选消费、金融、医疗保健。 

（三）我国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转向消费拉动为主

近年来我国发展的新动能日益壮大，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出现了可喜的重大结构性变革。追溯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史可知，在工业化城镇化早期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建筑安装及大型工业设备吸收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满足建设所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材料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同时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而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开始转向以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能源消耗量、碳排放量也自然降低。对照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同样由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以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城镇化率增速放缓， 固定投资的需求也趋于减少，以粗放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基本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增速，占GDP的比重也一路攀升，2015年固定投资比例一度达到81.25%，而后固定投资总额增速与其占GDP的比重，双双出现下滑，2019年、2020年固定投资总额增速出现负增长。很显然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拐点已经显现。当前我国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中低端产业为主转向中高端产业为主的结构转型是必然趋势，“双碳”目标的提出符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客观要求、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并且赢得国际竞争主动。

影响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包括产业的要素条件、技术创新、产业组织及其效率、产业的需求条件及产业环境等。在碳约束条件下，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是能够让我国企业与国际同行业公开、平等竞争，在走向国际市场时不因为碳排放不达标而失去竞争机会，也不会因为其他国家构建的“碳税”壁垒而被拒之门外，并因此造成产业的巨大损失。以碳为约束条件下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归根结底就是要通过“双碳”目标的自我加压，建立与其他国家在碳排放方面的平等对话权和制定国际规则的参与权。根据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加入“双碳”目标的考量，重点将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完善绿色低碳产业政策、发挥在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的引领作用等方面作为重要提升路径。

（一）构筑绿色低碳技术在产业发展中的主导支撑地位

加快科技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实现“双碳”目标的艰巨任务，离不开更大力度的科技创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研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问题时，强调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抓紧部署低碳前沿技术研究，加快推广应用减污降碳技术，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目前国际上绿色低碳技术包括碳减排关键技术、碳零排关键技术、碳负排关键技术三大类别。科学技术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要发挥核心支撑作用，因此技术创新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首要途径。

绿色低碳技术优先在高碳产业领域应用，推动重点行业与领域的低碳化发展。在钢铁、建材、有色、炼油石化、煤化工等行业及能源、建筑、交通等领域，尽快形成相对成熟的技术推广应用，包括关键工艺流程的低碳化改造、企业和园区的循环经济改造、系统节能改造等。对于已建成的存量产业项目，工艺革新应该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最根本手段，也是“双碳”目标下最有效的碳减排途径。特别是要针对规模化储能、氢能炼钢、燃料电池、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二氧化碳化工等深度减碳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实现重大专项突破。此外还需加快研发和储备重大战略技术，比如部分行业的零碳排放生产技术、储能技术、氢能等替代能源技术等。我国已在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膜法碳捕集技术等绿色低碳前沿技术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是一种大规模的温室气体减排技术，CCUS相关政策逐步完善，科研技术能力和水平日益提升，试点示范项目规模不断壮大，整体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但从总体上看，我国面向碳中和的绿色低碳技术体系还尚未建立，重大战略技术发展应用尚存缺口，现有减排技术体系与碳中和愿景的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科技部正在制定碳中和技术发展路线图及科技行动方案，部署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展新能源技术、碳中和共性技术、低碳零碳工业流程再造工艺技术、面向碳中和的前沿颠覆性技术等关键问题的研究和示范。技术体系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必须保障技术创新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主导支撑地位。

（二）推动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从产业组织视角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根本出路。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本质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逐渐“脱钩”，因此要依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经济走上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推动经济体系全面绿色升级，涉及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的绿色转型，要求以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为重点率先突破，做好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全面带动一二三产业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

第二产业是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关键。发展绿色低碳的工业制造业体系，不仅关乎工业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双碳”目标背景下的制造业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将是以减少碳排放为目的引发的技术革新、就业增长、产业壮大等驱动下的转型升级，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将经历新一轮以低碳技术引领的产业链重构。从国际贸易上看，要推动国际贸易高端化发展，建立绿色贸易体系，大力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贸易，从严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出口，逐步改善高耗能、高碳排放企业“产品出口国外、碳排放算在国内”的状况，通过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调节高耗能、高碳排放等企业的产品出口，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工业经济全领域、生产全过程，充分激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对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作用，力争推动工业领域的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促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建设低耗高产的绿色制造体系，支持引导传统产业节能和减排技术改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发展，大力支持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促进能源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推动产业生态化和产业园区生态化发展，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强度。进一步加强对数据的分析和价值挖掘，加速绿色产品开发，精细管理工业企业工艺、制造、采购、营销、物流供应链及服务等各个环节，提升端到端的生产和管理效率，实现各环节的节能减排；打造绿色制造公共服务平台，赋能和服务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

（三）完善更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环境

低碳经济发展固然有其自然演化的规律，但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世界碳排放第一的经济体而言，通过市场化力量推动产业自发形成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可能的，但是持续的时间会更长。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时不我待，这是有时间表的硬约束条件，因此，在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基础上，构建更加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非常必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基本原则，形成大力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及其配套体系，为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从政策的宏观层面来看，要加强对“双碳”目标实施的统筹协调，应尽快制定行业达峰目标及达峰行动方案，从政策层面倒逼和引导产业低碳转型。特别是要落实及时纠偏政策，对运动式“减碳”及时整改，“立”在先，尽快形成促进减碳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体系，然后再“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从政策的区域层面来看，鉴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发展阶段、经济实力、资源禀赋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省际间的“碳不公平”现象客观存在。诸如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化石能源生产较为集中或自身产业结构偏向重化工业，在为外省提供大量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同时，自身碳排放也在显著增加。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地区相当于承担了外省的部分排放量。可以借鉴全球环境治理中强调不同地区相互协助、共同面对的理念，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用到我国减碳内部事务上来，综合考虑各地区的具体状况、发展差异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寻求协调各地区共同发展的良好途径。

从产业政策上讲，要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制定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准入规则，促进和规范产业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新业态、新服务，重点支持专业性强、碳排放低、发展潜力大的产业项目。从财税政策上讲，要积极构建有力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引导和带动更多政策和社会资金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支持产业的绿色升级。从金融政策上讲，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打出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为综合体的“组合拳”，支持节能低碳技术综合示范和推广，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绿色产业与绿色金融深度融合。从技术支持政策上讲，探索大数据、云计算、数据爬虫、区块链、数字孪生体等信息技术在碳排放源锁定、碳排放数据分析、碳排放监管、碳排放预测预警等场景应用，提高数字化减碳能力。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动形成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市场预期。从产业评价上看，在现有产业竞争力国际评价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突破，加入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及“双碳”目标等新变化、新要求，更加突出竞争力的“国际”因素，以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竞争理论为基础，通过加入具体产业国际贸易碳排放指标等，形成新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调查与评价体系。指导协调国内企业、行业组织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维护产业经济安全等工作。

（四）发挥我国在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我国政府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意识增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坚定力量。在《巴黎协定》等国际气候谈判中积极表达自己的主张，由被动变为主动。向全世界宣示“双碳”目标的举动，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获得了国际赞誉。节能减排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碳达峰碳中和已经由一个科学问题上升到政治共识，现在又转化为全球的共同行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进行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自己主动做的选择。从当前的发展形势看，是我国必须要走的路，也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收益的一条路。

全球气候治理的特点是主体多元化及背后的利益多元化，涵盖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将有助于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通过主动参与机制设计，可以增加话语权，保障自身的根本利益。我国政府大力提倡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符合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治理的需求，与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一致。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有助于强化国内产业升级和环境治理，促进达成“双碳”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及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审核： 齐正平

校对：赵君陶

编辑：李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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