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峰：2021年关于至今碳达峰、碳中和观点、文章汇总

李俊峰： 当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已经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关键在于如何落实。

在中央提出“双碳”目标之后，直到目前，虽然不少地方和企业在空喊口号，形成了“运动式”减碳的苗头，但是，畏难情绪仍占主导地位，有不少地方和企业存在着疑虑和想法。其中一个观点是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大都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就已陆续实现碳排放达峰，这些国家经历的是一个自然的后知后觉过程，而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则是人为决定的时间表，更像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因此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不仅要避免喊口号、搞运动，更要消除畏难情绪，通过制度保障处理好发展与减排的关系。   

事实上，从“十五”到“十三五”时期，由于采取了“能源双控”制度，我国的能源消费增量呈现逐年递减的态势，平均每5年下降1.7亿吨标煤。在201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与煤炭实现脱钩，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出现拐点。但是在“十三五”后期，特别是2017-2019年，为了稳增长，各地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出现了强力反弹。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我国实现碳中和难度太大，甚至会影响经济发展。也有一些地方和企业出现了先“摸高达峰”，增加了“稳中有降”的难度。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一部分地区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安排了一大批煤电和重化工项目，“十四五”期间，这批项目还会积极落实，这将会导致在一些地区，使国家达峰行动计划成为突击“摸高”的新竞赛。初步估计，这些项目一旦投产，新增化石能源消费量将超过12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增量超过20亿吨，给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反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许会突破120亿吨。

因此，“十四五”期间，能源消费的增量可不可以沿着“十一五”以来形成的下降轨迹继续下降，将成为关系到能源转型和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 如果今后十年新增能源需求主要以非化石能源来满足，到2030年，非化石的占比可以提高到30%以上，化石能源消费可以减少5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控制在100亿吨以下。反之，如果任由“十三五”后期的现象继续蔓延，2025年能源消费量就会突破60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可能突破120亿吨，不仅我国的国家形象受到损害，也无法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增长。

因此， 我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防止达峰行动成为排放水平的“摸高”和冲刺，尤其是要防止一些本来已经达峰或接近达峰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有较大幅度的反弹。 建议总结北京达峰后实现稳中有降的经验，同时也要总结浙江、广东本来已经达峰，又出现强力反弹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精准的“双控”要求，在坚持能源消费“双控”的前提下，对能效高、可再生能源比例高的地区设计具有灵活性的政策。我们不仅要努力实现尽早达峰，还要努力实现低排放发展前提下的达峰，为2035年实现碳排放稳中有降和2060年前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李俊峰： 截至2020年底，全国大约有12亿千瓦的煤电装机，其中60%的煤电建成于2010年前。按照煤电机组平均40年的服役年限，到2050年将基本到达服役期。因此，煤电的退出路径是比较清晰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然淘汰过程。简而言之，对于煤电今后的发展，要先“缓下来”，再“停下来”，最后“减下来”。 其中，不论是缓下来、停下来，还是减下来，都指的是燃煤发电量，而非装机容量。

“缓下来”就是燃煤发电量从“十一五”到“十四五”期间，增量的逐年递减，实现“十五五”期间燃煤发电量增量的零增长，即“增容不增量”；2030年以后燃煤发电量总量开始逐步下降，届时煤电发电量占比将从63%降至50%以下。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一批煤电机组将面临淘汰，而是逐步降低煤电的利用小时数，从发电的主力逐步向非化石能源发电支撑和备用过渡。到2060年碳中和的时候，大体上保留约20%-30%的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确保电力运行的安全。若以10万亿千瓦时的发电量为例计算，火电发电量仍需2-3万亿千瓦时，即，燃煤发电的年平均利用小时数从现在的4500小时，下降到2000小时左右即可。同时，一定要避免“十一五”期间小火电关停“一炸了之”的错误做法。这些火力发电能力的存在，也是电力供应安全的必要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还无法就具体的能源资源类型和发电技术占比作出准确判断。比如到2060年时化石能源发电量预估占比20%的预测，并不是技术层面的需求，而是从当前CCS和碳汇技术能够提供的支撑推导计算出的，其中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发电类型选择的前提是全寿命周期经济性的比选。目前来看，相较于煤电，在全球范围内天然气的接受程度更高，特别是考虑了CCS之后。英国目前煤电占比不足3%；美国从2005年煤电占比的50%降到了现在的25%，到2035年基本淘汰煤电；德国则明确，到2038年淘汰煤电。但是，这些国家淘汰煤电，其电力供应的安全是由天然气发电来保障的，因此 不同国家，减碳的举措都是根据不同种类电源碳减排的经济的考量。

对于我国而言，不仅拥有当前强大的电力系统基础建设做支撑，还手握领先于世界的低碳发电技术，同时，碳中和的时间节点较发达国家稍晚。因此，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在制度优势和政策引领下，我国拥有更快达成碳中和目标的潜力。

我们不要以现在的思维去框定未来的发展，也不要把明天的问题放到今天来解决，最重要的是尽快统一思想认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非化石能源面临着蓬勃发展的机遇，化石能源也承担着支撑能源安全的使命，需要有序退出的政策安排和技术设计；同时，化石能源在支持非化石能源发展时要有扶上马再送一程的心态，共同解决发展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各说各话。这需要各方各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双碳”工作行稳致远。

李俊峰： 2013年刚提出“一带一路”时，有关部门一直强调“产能置换”的概念，在这点上我是持反对意见的。过去我们习惯性地把煤电装备的产能称为“富余产能”，现在又改叫“优势产能”。但是，过去我们的煤电装备的产能超过1亿千瓦，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消化这些产能。 产能过剩就是过剩，淘汰是唯一的出路。

今年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提出，国内要严控煤电发展，推动煤炭尽早达峰，并向国际承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4月22日，我国又作出重要承诺—— “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煤炭消费。7月的G7领袖峰会上，7国领袖一致同意，今后政府资金不再支持煤电建设。

从金融领域来看，金融信号的体现则更加直观——2015年，欧盟的金融行业已经将煤电列为高风险投资行列，现在世行、亚行、亚投行都不明确不再支持煤电建设，而国内各家银行在没有中信保等保险公司担保的前提下，也不再为海外煤电项目提供贷款服务。

目前“一带一路”海外煤电的投资建设风险很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不稳定，不适合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较缓，用电负荷不足，市场潜力较小；三是国际上淘汰煤电的呼声极盛，投资煤电存在极大的政治风险，荷兰海牙地方法院强制壳牌石油2030年减排45%的判决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警示。

所以对于目前国内政策和国际形势下的“一带一路”海外煤电项目，对于资金已经落实，或者资金来源相对稳定的项目可以继续开展建设工作，但不要再抱着盈利的目的去做投资。毕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都已经今非昔比。

李俊峰： 就目前的技术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定义未来的新型电力系统形态还为时过早。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是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期间也许会出现颠覆性的技术，帮我们尽早实现电力系统的净零排放。但与系统构建路径相较，更值得业内关注的是系统建设过程中同步出现的“新型”风险。

目前，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大约为35%左右，只有当其提高到70%甚至80%以上时， 才可以称之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在 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碳中和的方案，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数字都要求达到90%及以上。而当未来新能源占比提高后，极端天气情况下电力供应的安全问题也会凸显，仍需要一定量的化石能源发电为系统做支撑。

目前，业内对于“新型”风险的防范也多有讨论。在新型的电力系统中，除了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较高之外，还有就是电气化程度也很高。传统的能源系统用战略储备、商业储备和技术储备联合运作，确保能源安全，比如OECD国家要求石油储备不少于6个月，天然气储备不少于90天。当电力作为主要的终端用能方式时，如何储备，以防万一？

一种思路是大规模的储能，这些需要技术上创新才能实现；另一种思路，则是从消费侧入手，一方面把电力用户按重要性分级，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极端情况下，仅保证诸如医疗、居民、商业、办公等较高优先级用户的正常用电；另一方面，则是安排钢铁、水泥等生产厂商错峰生产，以产量储备对冲可能出现的能源电力需求与供需错位的风险。当然，这些需要机制上创新才能实现。

因此不难看出，新型电力系统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性变革，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存在很多种选择，也可能发生某些新技术的突破，这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研发实践，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的经济性提升，同样，这也需要系统形态的变革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没有技术和机制的创新，新型电力系统就是空中楼阁，风险极大。

对我国来说，由于幅员辽阔和能源分布的不均，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既涉及配网改革的问题，也面临远距离输电的安全与经济性问题。其中，配网建设的力度，以及如何统筹好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发展，将是实现能源电力系统低碳转型的重要变量。

以往，我国的电源点大多是一个个独立的燃煤电厂，所以配网的概念比较清晰，一般指从电厂或骨干电网接收电能，通过调压逐级分配给各级用户的电力网。而当新能源发电占比提高后，尤其是大量的分布式发电系统接入电网之后，源与荷的边界将越来越模糊，传统的骨干电网和配电网的概念也将随之重构。

比如，在没有特高压输电前，500kV电网就是骨干电网，随着输电技术水平的提高，现在500kV电网也成了配电网；再比如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各区域间的网间互济，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广义的配电网的概念。所以在新型电力系统下，传统的概念会被彻底打破，如何划分所谓的骨干电网和配电网已经不再重要，核心在于如何解决好网、源、荷、储的协调互动问题。

但是，任何新业态、新模式的萌发，都是基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和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的体制机制。从目前来看，全国范围内电力体制改革进程推动的并不顺利，比如很多增量配电网项目已经基本处于搁置状态，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成本也更多地分摊到了发电侧。当初“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既定方针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实现，电力体制改革的道路任重道远。

当前我国的电力供应充足，发电成本也比较合理，电价相对较高的部分也仅仅是政策问题，这些都是相对容易调整的部分。同时，相比西方的老旧电网，我国的输电系统85%建成于2000年以后，系统可靠性相对更高。唯一的问题就是生产的电能并不清洁、低碳，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负面性。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体制机制和系统设计，以及技术研发，都应充分考虑到时代的变化，不要仅停留在过去，而是着眼未来。 这不仅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电改的目的，也需要从根本上制定一套以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法律框架。

因此，新一轮电改目标，需要调整为如何促进电力系统清洁化、低碳化发展。未来，要进一步推动《电力法》的修订，要在符合碳达峰、碳中和的新形势下，以法律效力支撑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为其发展壮大保驾护航。《能源法》的制定要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前提下，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奠定法律基础。

总之，碳达峰和碳中和既需要技术的创新，也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电力法的修改和能源法的制定，要体现这种思想。

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才能给国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70年来，中国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2021年，我国正式迈入碳中和元年。李俊峰强调，“ 碳中和是一场紧跟时代潮流的系统性变革，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就是要跟上时代的发展。 正如 党和国家领导人 所说，实现双碳目标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

而碳中和目标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70年代以来，历代领导人的引领都为碳中和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李俊峰回忆，1972年，第一次环境与发展大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我国开始反思工业化时代发展过快对资源、环境的过度索取、破坏。为了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1974年，我国成立国务院环境办公室，开始制定环境保护法律。

1979年，中国颁布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将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后，我国从1992年到1994年部署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研究，并在后期逐步被落实。1998、2005年我国制定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两部法案。这两部法案，大力推动了中国能源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2020年，我国各方加紧推动首部《能源法》的出台。李俊峰认为,“ 《能源法》将在能源安全、能源替代和能源商品化三个方面革新，而数字化将助推这三个发展进程，帮助我们真正告别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拥抱智能化的、可持续的能源未来。 ”  

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我国总人口14.1178亿人。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过去10年中国人口一直保持低速增长态势，我国人口约占世界的18%，而国土面积世界占比只有6%。中国能源现状呈现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而真正能解决此现状的中国方案就是可再生能源， 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不仅要低碳化、清洁化，还要智能化，这也是国家一直提倡和要求的。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ICT技术与新能源、电力系统的融合成为必然，这种融合将使电力系统成为高度感知、双向互动、智能高效的系统。

4月22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这意味着，非化石能源比重将逐渐提高， 党和国家领导人 宣布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比重将达25%左右，风光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当前，工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源利用效率偏低仍然是影响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主要原因。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种变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增长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能源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

李俊峰认为， 实现碳中和的本质是推动发展转型，就是要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 。 “十三五”期间，我国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已经低于1%，中国已经出现了碳达峰的趋势。 全国31个省市区，基本上20%已经实现碳达峰，60%做到了基本达峰，20%的地区还有一些挑战。由此，“十四五”将是碳达峰的关键时期，全国70%以上的地区、行业要在“十四五”末期实现碳达峰，“十五五”时期做好收尾工作。

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最主要举措之一，这意味着风电、光伏将是未来电力系统的主体，煤电降成辅助性能源。李俊峰强调，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要遵循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战略方针方向。未来，风电、光伏将以规模化发展为前提，循序渐进，非化石能源比重从当前的15%逐渐提升至2030年的25%，不能奢望“一夜变天”。中国电力系统也将进入重要过渡期，建立安全、可靠和经济的电力系统运行机制，灵活调配，更多地消纳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也会逐步退出。

“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这段话出自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

李俊峰表示，我们要充分理解习总书记这段讲话，要把美丽的地球留给子孙后代，我们必须改变发展方式和观念，在保护一个地球家园的共同价值观下，任何矛盾、分歧都不值一提，而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在这方面起到引领作用。我们实现碳中和最大的推动力就是要胸怀天下，碳中和是一场“全民行动”，和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树立一个地球的理念，广泛动员每一个人的力量，共同创新、解决问题，才会维护好我们的地球家园。 

2020年9月22号，在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中国提出了“3060”的“双碳”目标，随后中央又紧密地作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包括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改委关于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会议，以及今年3月15号中央财政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都对这项工作做出了详细部署。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包括金融界，甚至是能源界内部的人对此事持怀疑态度。   李俊峰指出，中央对“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的定位是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件大事情，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不是一项权宜之计，早在9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国家把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先后颁布了《节约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从而推动了各行各业的能源效率的提升和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 “双碳”目标的承诺，正是在这样的坚实产业基础上提出来的。比如2030年风光装机12亿千瓦以上，如果没有此前的基础积累、政策积累，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   12亿千瓦的目标提出之后，业界大部分分析都认为目标有点低了，很容易做到，各个方面做的预测可能至少是15—16亿千瓦。   我觉得“碳达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困难不会特别大，就像每个人长个子，长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不长了。但是到“碳中和”的时候可能难度就比较大，就像减肥一样，当你长高了，变胖了，要瘦下来就很麻烦。   对于绿色创新发展的理念，全球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来了，已经发展了近50年了，而我国大概在2013年才提出这一理念，而且转型很难。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发展出现了能源偏煤、结构偏重，效率偏低的矛盾，但如果把这些矛盾解决好了，创建风光高比例电力系统不会比欧美差。   首先从能源结构看，世界各国化石能源比重大都是80%以上，起点都差不多，只是发达国家化石能源以油气为主，我们是煤炭为。二是从从电源结构上看，我国电源比重中，最多的是煤炭，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几；美国大部分是天然气发电，也是六十几。但是如果全部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双方的起点也是差不多的。 比如月初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颁布了《关于风光上网电价的指导意见》，所有建议地区的上网电价，风光电价都低于煤炭标杆电价，这就是我们推进“双碳”目标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从电力系统来说，人们的认识也在变化，尽管2004年左右的时候，电力系统普遍将风光发电认为是垃圾电，不太接受它。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构建新能源为基础的电力系统的必要性已经被意识到，早在10多年前就做了类似张北风光储示范工程的一系列部署，研究如何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一代电力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在技术上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不见得比美国建设得慢。   第四、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了。2004年前后做光伏做风电，我国大部分的技术，乃至零部件和原材料大都依赖于国外，现在则完全不同。不论是风电还是光伏，产业和技术进步能力都非常快，有了和国际先进水平比肩的能力，在某些领域甚至有领先的机会，有了这种优势，实现能源转型的目标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发展新能源面临的风险不是技术上，而是来源于过度竞争。我国原有的能源结构中，85%是化石能源，其中接近60%是煤炭。在接下来40年的左右时间里，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如何把这85%的化石能源的大部分转变为非化石能源，这是一个大的远期目标。这在以往是不存在的。以往的能源发展，目标总是在变，政策总是在变。现在目标明确了，新能源行业面临的最大危险，反而是过度竞争。比如五大电力等央企，两年之前，专心做新能源的很少，现在几乎都在发展新能源，并且规模都很大。特别是随着服装、食品加工、房地产、互联网等其它领域企业的进驻，新能源行业的未来竞争会更加激烈。   新的竞争时代的来临，需要所有的新能源企业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新能源领域，隆基这样的千亿公司很优秀，但是如果和微软、Google、腾讯这样规模的企业相比，还不是一个数量级，必须得做好过度竞争的准备。   我国发展新能源的基础很好，但千万不要太着急。因为新能源的发展离不开电力系统强有力的支撑，而电网现在要解决的，是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稳定接入问题，需要给他们时间。比如现在的电力系统非化石能源发电的占比是30%多一点，2025年要实现40%多，2030年是50%多，2050年则是80%多。电网只有通过这种渐进式的蜕变，才能提供一个这样安全可靠的体系，风光才能真正切实的不断提高融入水平。所以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大家同舟共济、经常协商，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共同努力，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才能更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