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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收藏 | 70年能源成就报告——国际合作篇

时间:2020-11-06 来源:能源研究俱乐部 浏览: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能源国际合作全方位融入世界
郑徐光

(能源情报研究中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我国对外开放的宏大历史进程,我国能源国际合作成功实现从相对封闭的状态到全方位融入世界的伟大转折,我国成为全球能源合作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引进来”与“走出去”兼顾,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在全球能源贸易中的地位、在全球能源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开始引领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为构建人类能源命运共同体而贡献中国方案。

一、能源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口“洋油”到出口煤炭、石油创汇,再到陆续成为石油、天然气、煤炭净进口国,继续升至全球最大石油、煤炭、天然气进口国,我国能源贸易格局几经变化,贸易规模逐步扩大,目前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石油净进口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近20年间,我国能源贸易以石油净进口为主要特征,贸易规模极其有限。“一五”计划末到“二五”计划期间,国内大量重工业设备投入运行,石油需求大大增加,石油年进口规模升至两三百万吨。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石油进口来源国主要是苏联。1963年底,年产600万吨的大庆油田建成,我国石油需求基本自给。到1965年石油净进口只有8000吨,进口依存度不足1%。之后数年,受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影响,石油贸易处于过渡和调整时期。这一阶段,煤炭年出口规模在100万~400万吨,进口规模在200万吨以下,净出口规模总体维持在100万~200万吨。
 

(二)石油、煤炭出口创汇阶段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能源贸易以石油、煤炭出口创汇为主要特征,并且石油贸易逐步演变为净进口。改革开放后,国家急需建设资金,在国内煤炭供不应求的状况下,煤炭与石油仍是当时我国出口换汇的重要产品。其中,石油年出口量于1975年突破1000万吨,1985年超过3600万吨,当年我国石油出口创汇达到历史高点,为67亿美元,约占当年我国外贸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到1993年我国重新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净进口量约190万吨,之后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这一阶段,煤炭出口量从1980年的630万吨增加到1991~1992年的2000万吨,进口规模长期不超过300万吨,煤炭年净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1992年煤炭出口额约为7.4亿美元。石油、煤炭的出口为国家积累了一定规模的外汇,为购买国外能源技术、装备提供了条件。
 
 
 

(三)石油、煤炭、天然气转向大规模进口阶段

 

新世纪以来,能源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品种更为丰富,天然气、煤炭陆续净进口。其中,2000年中国石油进口超过7000万吨,净进口接近6000万吨,201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2018年进口超过4.6亿吨,约占全球石油贸易总量的五分之一。煤炭贸易格局从2009年演变为净进口。在此之前,2003年出口超9400万吨,创历史高点,之后出口量快速下降,进口量快速增加,到2009年净进口规模超过1亿吨,2011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2018年煤炭净进口接近2.8亿吨,中国煤炭进口量约占全球煤炭进口量的五分之一。我国于2006年进口LNG(液化天然气)约9.6亿立方米,天然气对外依存度1.6%。2010年开始进口管道天然气。2018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进口天然气1200亿立方米。其中,LNG进口占比59.5%,LNG进口量约占全球LNG进口量的六分之一。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及其他公开资料
1953~2018年我国煤炭进出口量走势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及其他公开资料
1949~2018年我国石油进出口量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海关总署及其他公开资料

 
2006~2018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走势
 

二、“引进来”逐步深化,加速国内能源工业体系建立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能源工业基础薄弱,如今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形成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给体系,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高。“引进来”的资金、技术、设备及管理经验等发挥了重要保障支持作用。
 
 

(一)引进渠道单一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能源领域资金、技术、设备及管理经验等“引进来”主要体现为苏联对中国能源项目的援助。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中,能源项目占了三分之一,其中“一五”时期开工项目147项,煤炭、石油、电力项目分别为25项、2项、25项,合计52项,电力项目中除了丰满水电站外,其余均为火电项目。这奠定了我国能源工业体系的雏形。
 

(二)“引进来”多元化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开始改善,我国“引进来”的渠道开始多元化,特别改革开放后,我国走上了对外开放之路,能源“引进来”从初步探索走向深入,国内能源工业技术装备水平和能源供应能力大幅提升。
 
引进技术设备方面,以引进煤炭综采设备、发电设备、油田勘探设备及节能技术设备等为代表。其中,我国于1974年从英国、德国、波兰、苏联等国引进了50套煤炭综采设备,1978年再次从国外引进100套综采设备。从1983年起,引进大型计算机、数字地震仪、测井仪等先进勘探装备,并雇佣法国和美国地震队和测井队,加强国内油气勘探开发。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30万千瓦、60万千瓦亚临界燃煤机组设计制造技术。三峡工程建设中从国外引进十余台70万千瓦机组。陆续引进国外先进核电技术。国外技术装备的持续引进、吸收、再创新有力推动了我国能源技术装备现代化。
 
引进外资方面,以多渠道办电为代表。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从世界银行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外资,用于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当时,为缓解电力供应紧张,我国鼓励多家办电、多渠道投资办电。云南鲁布革电站是我国第一个利用外资兴建的水电站,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由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和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建设。
 
引进管理经验方面,以企业合资建设、经营能源项目和引进节能环保管理经验为代表。我国很多能源企业通过与国外能源企业合作,提升其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同时也培养出一大批人才。20世纪80年代,我国主要向日本学习节能管理经验,特别是日本企业能源管理经验。进入90年代,更多的西方节能和能源管理理论、经验被介绍到中国,有效促进了我国节能、能效水平提升以及可再生能源发展。
 

(三)注重制度设计的吸收借鉴

 

在能源生产关系的优化调整中,我国更加注重吸收借鉴国外的制度设计和发展理念,结合本国实际,形成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我国在设计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过程中,认真比较研究了国际上电力体制改革的不同模式,最终选择了横向切分电力上下游的改革设计。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颁布实施《可再生能源法》,逐步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出台绿证制度、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等,诸多制度设计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和这些经验实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可再生能源产业支持政策,促进中国迅速建成世界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最大的国家。
 
 

三、“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能源企业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

 
伴随“引进来”的逐步深入,我国能源企业发展壮大,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步伐,积极“走出去”,在更大范围促进能源资源的互通有无,国际化经营水平显著提升。
 

(一)“走出去”起步阶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能源企业开启“走出去”征程。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在此背景下,以油气和电力为代表的能源企业提升开展国际项目的能力,合作项目由小及大。
 
 
在油气领域,1996年11月,中石油与马来西亚、加拿大、苏丹的三家石油公司共同组成的联合作业公司中标了苏丹1/2/4项目,这是我国石油企业首次与外国石油公司联合投资10亿美元以上共同作业项目。2003年中国各石油公司在国外的石油权益产量超过3000万吨,天然气权益产量超过50亿立方米。电力领域,1986年9月,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和平利用核能长期合作协定,开启了中国核电出口的大门。1992年7月1日,中俄110千伏布黑线合闸送电,这是我国第一条跨国输电线路。1993年4月,中国水电总公司的前身——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取得对外承包工程施工和劳务合作的许可,正式开展国际经营业务。
 

(二)“走出去”步伐加快阶段

 

21世纪初到2012年的10年间,经过市场化改革和技术进步而快速壮大的能源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国际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石油企业积极获取海外油气资源,以解决石油安全问题。2004年,中国石油业已经在海外建成了三个战略选取区,分别是以苏丹为主的北非战略区,以哈萨克斯坦为主的中亚战略区和以委内瑞拉为主的南美战略区。2012年中国海外石油权益产量增长至9200万吨。
 
电力体制改革加速中央电力企业发展和“走出去”。国家电网公司相继以不同形式持股菲律宾电网、巴西7家输电特许权公司、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并成为首个在欧洲收购国家级电网公司的中国企业。南方电网公司加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电网互联、电力交易和合作开发。发电、电建、水电、核电等中央电力企业的国际化布局均有显著收获。
 
煤炭领域,2004年,煤炭企业兖矿集团收购澳大利亚南田煤矿,成为中国第一家走出去全资开发海外煤炭资源的企业。
 

(三)“走出去”打造能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油气、煤炭、电网、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等领域国际合作全方位展开,能源国际合作推动能源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联通、贸易和投资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亮点。这一阶段,能源国际合作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着力打造能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目前,中国企业共拥有200多个海外油气项目,海外业务遍及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基本建成中亚与俄罗斯、中东、非洲、亚太等多个油气合作区。2018年,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油气权益产量突破2亿吨,达到2.01亿吨油当量,其中权益石油产量1.6亿吨,权益天然气产量500亿立方米。2018年,我国石油企业继续深化“一带一路”油气合作,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沙甘油田、巴西的里贝拉油田、俄罗斯的亚马尔LNG等大型项目进展顺利,成功收购阿布扎比石油资产,中标伊拉克、巴西等国油田项目,与卡塔尔签署LNG供应大单,完成哈萨克斯坦2座炼厂现代化升级改造,中俄天然气东线也即将建成。
 
2013~2018年,我国主要电力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实际完成投资约108亿美元。其中,2018年,我国主要电力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际完成投资约28亿美元,涉及沿线亚洲和欧洲8个国家,直接创造6700个当地就业岗位。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项目共128个,涉及沿线30个国家地区,合同金额255.5亿美元。国家电网公司中标巴西美丽山特高压二期项目,这是在海外首个独立中标的特高压输电工程;水电“走出去”经历了从技术合作、劳务输出、分包、工程总承包、绿地投资到收购境外国家电力公司股权等所有过程和发展方式;核电“走出去”进入发达国家市场;风电、光伏发电领域的设备产品出口在全球市场占有重要地位。
 
煤炭企业“走出去”由重点突破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转变。兖矿集团在澳大利亚落地生根,运营9座生产煤矿,控制煤炭资源量53亿吨,拥有纽卡斯尔港27%的股权。神华集团输出煤电超低排放新技术新产品,中煤能源集团、中煤科工集团等煤炭企业成功将大型煤机装备出口至俄罗斯、印度、美国等主要产煤国家。

四、能源基础设施广泛联通,构筑起能源进口战略通道

 
能源基础设施联通主要体现为油气、电力输送设施的跨国互联互通,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成果之一,利于我国在更大范围调配能源资源,构筑能源进口战略通道,并推进沿线区域绿色转型,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加就业,实实在在地增进了相关国家人民的获得感,为民心相通架起了新桥梁。
 

(一)油气进口战略通道

 

随着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攀升,推进油气进口多元化、谋划打造油气进口战略通道的工作逐步提上议程。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我国从西北、西南、东北、海上四个维度全面推进油气进口战略通道建设,并陆续取得重大成果。
 
 
目前,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油气管道等一批标志性能源重大项目建成投运,中国-中亚D线、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进展顺利,我国能源进口战略通道格局进一步加强,油气输送保障能力大幅提高。
 
其中,东北方向的中俄原油管道于2010年9月27日竣工,按照双方协定,俄罗斯将通过中俄原油管道每年向中国供应1500万吨原油,合同期20年。2014年5月,中俄企业签署了为期30年的沿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对华供气合同,年供应量为380亿立方米。预计在2020年后的30年内,俄罗斯将向中国市场供应1万亿立方米天然气。
 
西北方向,中哈原油管道2004年9月动工,年输油能力为2000万吨,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实现全线通油;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分别于2009年、2010年、2014年建成投产,我国每年可从土库曼斯坦等国引进550亿立方米天然气。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项目于2013年9月签署政府间协定,2014年签订企业间协议并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底将全线完工,实现300亿方/年的输气能力。
 
西南方向的中缅油气管道于2004年首次提出建设计划,2009年中缅两国政府签署政府间协议,2010年正式开工建设。2013年7月,中缅天然气管道正式通气,2017年4月,中缅原油管道工程投运。中缅油气管道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实施的先导项目,建成后每年能向国内输送120亿立方米天然气、2200万吨原油。
 

(二)电力跨境互联互通

 

多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电网联网有三个重点,一是从我国新疆到中亚五国的输电通道,二是俄罗斯和蒙古向我国的输电通道,三是与南部邻国联网通道。据统计,2014年,我国与周边国家已建成18条跨国输电通道。其中,东南亚8条,中亚吉尔吉斯斯坦2条,东北亚俄罗斯3条,蒙古5条。2016年,我国与周边国家电网互联规模合计约260万千瓦。
 
 
其中,国家电网公司积极推进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电力能源合作,加快有关联网工程的规划、前期等工作。2012年4月,中俄500千伏直流联网工程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该工程是目前我国规划建设的从境外购电电压等级最高、容量最大的输变电工程。南方电网公司按照“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合作的总体框架,加快与周边国家开展电力合作,成功实现与老挝、越南、缅甸等国家的电网互联互通。对越南送电始于2004年9月,对越供电线路已从最初的1条110千伏线路扩容为3回220千伏、3回110千伏线路;在2001年就通过多条10千伏、35千伏线路由云南向相邻的老挝部分省份地区送电。2017年,中国、老挝、越南三国四方初步达成2021~2025年中国经老挝向越南送电500万~600万千瓦的协议。这是我国第一个跨境第三国的电网互联互通项目。
 

五、全球能源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推动中国能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一)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初步探索阶段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为我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初步探索阶段。1983年我国成为世界能源理事会(WEC)成员,1991年我国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能源工作组。在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随着在全球能源市场份额的增加,我国开始注重参与多边能源合作,探索加强与国际能源组织和机构的对话,确保我国的正当能源利益。我国于1994年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对话,1996年与国际能源署(IEA)共同举办能源研讨会,1997年第一次以观察员身份参与IEA活动,2000年参加国际能源论坛(IEF),2001年成为能源宪章(EC)代表大会观察员。在双边机制上,我国与美国、日本、印度、英国等能源消费大国建立了能源双边对话机制。这一阶段我国开始接触并熟悉国际能源规则,并开展区域性能源机制合作,与国际组织接触互动逐渐增加。
 
 

(二)多双边能源合作机制建设迈出新步伐

 

加入WTO后,随着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国际油价不断走高,保障能源多元化供应,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和全球能源安全,迫切需要加强能源出口国和消费国之间、能源消费大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这一时期,我国能源国际合作理念从过去以自我为主的满足供应安全向更加注重多元的协同保障能源安全转变,从单纯的能源合作向积极探索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迈进,更加注重探索参与多边能源治理,重视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我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东盟10+3(中日韩)能源部长会议等平台加强参与能源治理的能力,多双边能源合作机制建设迈出了新步伐。
 

(三)开始引领全球能源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深度调整,我国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我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开始引领全球能源治理,在全球能源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一方面,不断深入参与既有框架下能源治理合作。深化与国际能源署(IE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能源论坛(IEF)、能源宪章条约(ECT)、二十国集团(G20)、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能源治理平台之间的合作关系,在G20、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下成功举办了G20能源部长会议、APEC能源部长会议,就能源问题发挥关键作用。另一方面,锐意创新搭建能源治理平台。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能源治理工作,为区域和全球能源治理变革注入强大能量。近年来,成功举办“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和国际能源变革论坛,启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此外,我国积极主动引领气候治理国际合作,在《巴黎协定》这份开启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的历史性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目前,我国已建立近百个多双边能源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能源国际合作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

 

展望未来,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能源清洁低碳化转型加速,我国参与能源国际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要立足国内能源市场、面向国际能源市场,补齐我国在能源国际合作中存在的不足和短板,进一步加大能源科技创新、优质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国际合作的力度,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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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首发于《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2019年第36、37期

 

 

审核:齐正平

编辑:邱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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