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变化：2050 年实现净零的战略和案例研究

影响人们用能方式的行为变化是到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解决方案组合的重要部分。

国际能源署的“2050 年净零排放情景”（NZE）呼吁在全球能源系统的每个角落都进行深刻变革， 以到2050 年实现一个既完全脱碳， 又能支撑两倍于当前全球经济规模的能源行业。它列出了在所有领域部署清洁能源技术和提高能源效率的400 个里程碑。

但光靠技术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民众的同意和积极支持，2050 年的净零排放不可能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涉及到许多不被视为行为变化的一次性事件，但却涉及到许多低碳技术以及人们的参与，如购买电动汽车（EV）或对阁楼进行隔热。

然而，行为方式的改变也是必要的，即日常生活中减少浪费或过度的能源消耗。在全球高能源强度的生活方式已成常态的富裕地区， 行为上的改变尤为重要。行为上的改变包括骑自行车或步行代替开车， 将暖气调小，到离家更近的地方去度假。此外，制造商更有效地使用材料以及鼓励消费者回收利用也可以有效减少工业中的能源使用。

人们的行为方式确实会发生改变——历史和新冠疫情证明了这一点

行为改变可以发生而且确实已经发生了。从节食到吸烟，再到拒绝塑料包装，过去的经验表明，人们的态度和习惯并非一成不变。最近，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表明，人们愿意在危机面前采取快速而彻底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将在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情况下保持不变的假设可以说是不切实际的，并且有可能忽视了民众通过个人选择和习惯的调整来帮助和引导能源系统走上可持续道路的潜力。

在净零情景中发生了哪些类型的行为改变，效果如何？

在IEA 的净零情景中，行为改变有助于减少建筑物、道路和空中交通的排放和能源需求。2021-2050 年间，净零情景下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比没有发生行为改变的情况下减少了约4%。行为方式的改变主要以三种方式发挥作用：

行为方式的改变有助于减少现有碳密集型资产的排放

净零情景下，人们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采用清洁能源技术，但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

减少或集中使用如燃气锅炉或内燃机（ICE）汽车等碳密集型资产，   是快速减排的捷径。例如，尽管到2030 年，净零情景下电动汽车占新车销量的60%，但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仍有五分之四是ICE 汽车。在这种情况下，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以及在大城市限制使用传统车辆等行为改变，到2030 年将使道路运输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5%或700 公吨（Mt），这大致相当于2019 年国际航运排放量的总和。同样，在冬季将住宅、办公室和其他商业建筑中的恒温器设置在不超过19-20° C 的温度，到2030 年可以将现有化石燃料锅炉存量的累积排放量减少10%，从而为清洁供暖改造争取了时间 1 。

若在不改变行为方式的情况下实现相同的减排目标则需要以惊人的速度吸收和采用低碳技术。例如，要想在2030 年使电动汽车占到公路上行使汽车的近一半，这就意味着未来五年内，电动汽车的全球销量需要从目前的4% 左右达到近100%。

对于那些没有其他减排选择的行业，行为改变是唯一出路

净零情景下，到2050 年大多数终端用能领域都是无排放的，因为它们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或使用生物燃料和低碳气体。然而，在一些行业，低碳技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或者大规模部署成本很高。航空业尤其如此，主要在发达经济体，减少商务旅行和长途度假（超过6 小时的飞行时间）可在2050 年减少约170 公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该行业剩余排放量的40%。

设计和建造更高效的建筑和车辆，以及更高的回收率，也能减少 工业排放，因为有些活动很难完全脱碳。例如，在化工行业，塑料（主要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瓶）   的回收率从若目前的17% 左右提高到2050 年的50% 以上，则有望将2050 年的排放量减少了13%。

行为改变减少了能源需求， 减轻了新低碳电力来源的压力， 并有助于将生物燃料生产控制在可持续的范围内

如果不改变行为方式，净零情景下2050 年终端能源消费将增加约16 艾焦（EJ）（增长5%）。最大的单一增长来自于电力需求，到2050 年将增加约1600 TWh，即增长3.5% 左右（大致相当于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2019 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行为改变，特别是航空业的行为变化，也会在2050 年将现代生物能需求减少1.5 艾焦， 即3%，大约相当于给类似希腊大小的土地面积植树的效果。

在世界的不同地区，行为改变的程度不同，在净零情景下其采用的速度也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理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例如，用高速铁路完全取代区域航班可能需要30 年时间，这反映在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交付周期可能面临复杂的政治问题。但该设想也考虑到了现有的行为规范、文化偏好和对环境问题的普遍看法 2 。

在净零情景下，行为改变使发达经济体到2050 年公路车辆行驶里程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但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仅减少了14%。类似地， 一系列航空措施（如减少商务旅行） 只导致发达经济体2019 年至2050 年期间乘客里程数略有增长，而同期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分别高达200% 和150%。

由于发达经济在净零情景下体的行为变化更快且更加深刻，因此它们具有平衡全球人均能源消费分布的作用。例如，通过将理想温度设置为19-20° C 来调节建筑采暖的使用，2030 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减少160 TWh，其中70% 以上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尽管2019 年至2050 年间，尽管超过85% 的建筑和交通领域的活动增长发生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但发达经济体的相关行为变化对排放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政府在促成行为改变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尽管行为改变可以带来重要的减排效果，通常还伴随着个人和集体的社会及经济利益，但个人也很难改变他们使用能源的方式。决策者需要认识到行为改变的障碍，并制定政策，使人们更容易改变用能方式。国家和地区层面都有一些现实的政策案例，这些政策通过告知、激励措施，有时甚至强制执行的方式，促进了行为方式的改变和消费者习惯的变化。

供暖和纳凉时的着装选择

通过提高对气候变化及其后果的认识来调整社会规范有助于节约能源。例如，自2005 年以来，日本开展了“清凉商务”（Cool Biz）活动，提倡在夏季穿休闲、轻便的办公着装，从而减少了空调的需求。

为电器贴上能效标签

今天，我们往往缺乏可及且明确的信息，以了解我们的相关能源决策会对气候造成何种影响，这可能导致我们做出的选择与集体的可持续能源目标不一致。在某些情况下，决策者可以采用非强制性且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温和地鼓励更多的环保选择。所谓的“温和劝说”   简化了决策，特别适合用于降低家用电器的能耗。2010 年，欧盟为一系列电器采用了能源标签：一个简单、醒目的彩色A 到G 分级刻度，   使消费者能够轻松了解其购买电器的能效。国际能源署估计，该计划使欧盟在2019 年避免了超过310 吨（占11%）的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能效等级最高的电器的前期成本溢价通常可以由较低的能源账单来补偿，使消费者从经济上受益。消费者态度也会影响企业为保持其市场份额而做出的投资决策。

“默认”采购绿色电力

然而有些时候，即使完全知情也是不够的。当改变行为需要付出努力时，无论多么微小，我们都倾向于不采取行动。决策者可以利用这种现状偏见，促使能源消费者自动选择最环保的解决方案。正确的默认选项可以在消费者中引发根本性的变化。一项针对瑞士电力采购的大规模实地研究发现，将“绿色”   电力套餐作为标准选项可将使用可再生电力的客户比例从不到5% 增加到80% 以上。尽管绿色电力套餐价格更高，且消费者有可能退出并选择“经典”能源套餐，但这一转变在几年中一直保持稳定。

奖励、补贴和税收

财政激励和价格信号，如补贴注重气候变化的生活方式，提高排放密集型活动的成本，有助于促进更清洁的选择。一个例子是住宅供暖，节能解决方案的高额预付成本让消费者望而却步。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德国在2020 年对旧的燃油取暖器采取了报废奖励措施，为新的、更高效的设备提供高达45% 的购置补贴。在一年内，超过11 万名消费者申请了该计划，其中大多数计划用热泵或生物质锅炉取代燃油。在运输领域，城市道路收费方案已被广泛采用。它们最初用于解决交通拥堵、噪音和空气污染问题，是道路运输脱碳的有效工具。如果把在城市中私人ICE 汽车的使用变得相对更昂贵、使其更加不便，就有助于鼓励人们转向其他更清洁的交通方式。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额外的激励措施促进公共交通或自主出行的改变。例如，哥伦比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雇员每骑30 次自行车上班就有半天带薪休假。

公共事务、投资、规则

重要的是，转变交通方式的激励措施必须与公共投资相结合。如果有方便的选择，人们当然会少开车。因此，公共交通和自主出行的选择取决于地铁线路、公交专用道和自行车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电力接入方面的公共投资在确保居民和商业消费者使用清洁能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18 年，肯尼亚通过了到2022 年实现普遍可靠供电的战略，其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包括离网光伏系统。自2017 年以来， 肯尼亚的电力普及率以每年6 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增长，2019 年达到70%，超过了人口增速。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道阻且长，自愿行动、温和劝说或财政激励还远远不够。最终，消费者的选择都需要与实现低碳目标保持一致。这突出了强制性标准对电器、建筑或车辆的作用，以及在促进所有私人投资逐渐转向低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套雄心勃勃的建筑标准，要求新建筑必须整合电动汽车充电和太阳能光伏系统，从而推动该州车辆电气化和太阳能的普及。美国能源部估计，类似的国家级建筑规范可以在30 年内避免约900 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在运输领域，强制性政策可以补贴更清洁运输模式 的投资，正如法国最近生效的一项法规规定， 如果乘坐列车不到两个半小时便可到达的线路，则禁止设立国内航线。

实现行为改变的关键政策选项和现实案例

有效的行为干预必须被公众接受

所有创造性的行为政策都面临一个关键条件：公众的接受度。很明显：只有公民充分支持政策目标和工具时，行为措施才能充分发挥效力。如果公民认为该计划的影响在社会上是不公平的，那么接受度就会大打折扣，法国“黄背心”对汽油税的抗议以及挪威“道路通行费战争”运动就是明证。

政府的责任不仅在于以透明的方式解释行为改变对实现气候目标的重要性，还在于强调行为改变的许多共同利益，包括改善健康和福祉、清洁空气、减少交通拥堵、更便宜的燃料账单和更少的道路交通伤害等，这是伦敦在2020 年引入低车流量街区后的评估结果。决策者还可以通过所谓的“绿色专款”（将新行为政策产生的额外收入与减排活动挂钩）来增强公众对行为干预的支持。

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立法必须起到引领作用，随着行为方式变化的共同利益逐渐显现，公众支持率会随之上升。道路收费计划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许多城市，公众对这些措施的支持度在最初宣布时并不高，但一旦个人受益变得明显，接受度就大幅提高。

到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需要对全球能源系统进行深刻变革。但仅仅依靠非侵入性的技术解决方案不太可能实现减排所需的速度和规模。行为方式的改变是必要且切实可行的，政府有责任确定这些改变的方向，并通过有效和持续的政策支持使其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