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风险“灰犀牛”：不是一只，而是一对

张俊杰

绿色金融60人论坛首席经济学家

11月13日在格拉斯哥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一项历史性决议，各国承诺“逐渐退出”没有二氧化碳减排对策的煤电。这项决议不仅终结了煤炭的未来，也将会重塑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路径。

煤炭驱动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煤炭与焦炭取代了木材与木炭，为蒸汽机提供了高效的燃料，也革新了钢铁冶炼技术，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经济增长。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机替代蒸汽机与水轮机标志；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煤电开始成为可靠廉价的发电方式，推动全球经济进入现代化。认识到煤炭在工业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当时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提出了著名的煤炭问题 ： 经济增长是否会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而失去动力？

快进到21世纪，困扰世界的不是煤炭资源枯竭问题，而是燃煤带来的环境与气候变化挑战。尽管发达国家已经基本解决了空气污染问题，中国空气质量从2013年以来也得到了根本改善，但是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解决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问题。跟典型空气污染物不同，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可以停留300-100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工业革命以前的280ppm累积到如今415ppm，形成了严重的温室效应。

以化石燃料使用为主的人类活动严重干扰了全球气候系统的稳定。今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警告人类活动已经导致过去十年的地表温度比1850-1900年之间升高了1.07℃。为了应对严峻的全球变暖趋势，《巴黎协定》提出在本世纪末之前，将全球平均温度上升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2℃之内，并努力达到1.5℃目标，最大程度上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气候变化给自然生态与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极地冰盖和冰川融化，造成海平面上升、低海拔地区形成洪涝灾害和海岸侵蚀，高温、干旱、洪涝、野火、飓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出现。气候变化不仅对森林、水、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源带来威胁，也对农业和粮食生产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会对中国的工业产出与粮食生产造成巨大威胁。如果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到本世纪中叶，气候变化损失可能达到制造业年产出的12%；到本世纪末，气候变化可能会使水稻、小麦、玉米分别减产36.25%、18.26%和 45.10%。

但是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也可能带来高昂的短期成本。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局部均衡成本、一般均衡成本、以及非市场成本。直接成本指节能、清洁燃料转换、碳捕集利用与储存的成本。局部均衡成本指生产企业因技术或工艺改变而造成的调整成本，消费者放弃某些高碳消费而带来的效用损失。碳减排提高能源成本，并且通过一般均衡效应传导到经济体的其他行业。最后，由于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扭曲因素，如果不清理不合理的企业税负，额外的碳管制会更加恶化企业的经营环境。

碳价可以用来推断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企业的减排决策是通过比较自身的边际减排成本与碳价实现的，因此碳价能够反映再多减排一吨二氧化碳所对应的平均企业成本。全球主要碳市场中，目前欧盟碳价最高，为63欧元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美国加州碳排放配额在今年8月的拍卖价格为23美元/吨；中国第一期全国碳市场仅覆盖了发电企业，上一交易日价格为42.66元/吨。碳价激励生产者和消费改变行为向低碳转型，同时也在短期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总成本。

从长期来看，低碳转型也将会催生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中国虽然错过了工业革命，但是牢牢抓住了新一轮的低碳浪潮，在世界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体系中占据了有利的位置。 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风机制造国，也拥有世界最大的光伏产业。市场主体在低碳创新中迸发出了巨大的生机。这个月彭博社在全球评选了15位从事绿色产业的顶级企业家，其中就有12位来自中国，他们从电动车、电池、可再生能源等行业的爆炸性增长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气候变化及其应对措施对金融体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是自然风险敞口。逐渐变化的气候系统（比如温度增加、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极端风速、极端气温、极端降水）对土地、基础设施、房产、企业生产、居民生活、公共服务带来威胁，从而导致家庭、企业、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受损，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效率，降低金融稳定性。

另一方面是转型风险敞口。低碳转型带来政策、技术、消费者偏好、市场情绪等一系列变化，造成行业回报的差异和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高碳强度行业将面临监管严厉、成本上升、收益下降、业务中断、融资成本增加的风险，可能成为搁浅资产的重灾区。又比如投资者对可持续资产的偏好增加，将会大幅度降低绿色技术的融资成本。低碳转型带来市场形势的根本性变化，资本市场需要对长期投资风险与回报进行重新估计。

中国是气候脆弱性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面临自然风险与转型风险的双重挑战下，绿色金融可以从资金融通、风险管理、信息提供三个领域进行创新，助力我国平稳、有序、繁荣地实现低碳转型目标。

低碳转型需要绿色金融提供低成本的长期资金。 根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测算，为了实现1.5℃温升目标，2020-2050年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138万亿元，约占每年GDP的2.5%以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海量资金需求不可能只通过公共财政来满足，必须要依赖金融体系激发市场主体的投资热情。政策制定者通过碳管制政策向投资者发送直接或间接的价格信号，金融市场将价格信号内化并影响资本配置，从而确保更多资金流入低碳、气候适应型投资。

金融系统需要重新评估气候风险下所有金融资产的价值。 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监管部门应当将气候变化风险作为金融风险来对待，而不是单纯作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央行及监管机构应该将气候风险纳入其风险管理框架，要求金融机构评估自然风险与转型风险敞口，定期开展气候风险评估与压力测试。除了金融系统自身风险管理之外，绿色金融体系也应该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帮助灾害易发地区加强抵御极端天气事件的能力。通过加强气候脆弱型地区的转型，将有助于减少损失，改善增长，促进社会公平。

气候信息披露是促进绿色低碳投资与气候风险管理的基础。 信息披露有助于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更好地评估气候风险，也有助于央行与监管部门实施全面的气候压力测试，从精准评估整个系统的风险。为了使披露的信息有助于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必须要根据不同资产类别分别制定统一的披露标准。只有提高财务报表中气候风险信息的可比性，才能将气候风险内化到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投资决策并进行合理的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