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C专访 | ​设计创新来自挑战 激发建筑师拿出更好的答卷 ——访KPF总裁James von Klemp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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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von Klemperer

KPF建筑设计事务所总裁兼设计总监

前言：

KPF是国际知名的建筑设计事务所，项目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前不久举行的2023上海市建筑学会学术年会暨国际建筑文化周上，KPF建筑设计事务所总裁兼设计总监James von Klemperer分享了该事务所正在进行的三个项目案例，从节能和碳足迹的控制、公共空间的应用、建筑功能的多样性等方面，探讨私有建筑如何实现公共福祉的话题。期间， James von Klemperer接受了媒体采访，回应了KPF的设计创新与中国实践等相关问题。

ASSC：

您在演讲中提到的几个项目，它们位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在设计中如何体现地域性特点？

James von Klemperer：

第一个案例位于新加坡，属于亚热带的气候，设计挑战在于应对炎热的天气、室内和室外温差、阴影等问题。  

第二个案例位于美国波士顿地区。实际上，我就是来自马萨诸塞州。那里的冬天地面上经常有积雪，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冰冻的环境。我认为，在那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能源问题。无论是从碳足迹，还是从成本考虑，我们都必须更好地将能源支出降至最低。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纬度高的国家做更多的御寒隔热工作，在新加坡等热带地区做更多的防暑遮阳工作。

地区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它甚至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城市中。KPF在上海已有30多年，从浦西的历史街区到浦东充满现代的、金属质感、高大上的新建筑，我们对浦东浦西项目的设计理念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对建筑语言是很敏感的。在几十年或几个世纪里，这些环境因素塑造了各个地方特有的建筑语言和文化。在波士顿，你可以看到很多经典的、坚固的建筑，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的“方言”，迥异于在上海或新加坡的建筑语言。 

我认为这些挑战也激发了建筑师去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ASSC：

您举的几个案例是在私有建筑中创造更多的公共福祉。那么，建筑师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更好地营造公共空间来服务大众？

James von Klemperer：

我认为公共空间是人们在城市中最需要的东西。我们不能只在小公寓和办公楼里活动。人们需要与他人交往的公共场所。这就是城市令人愉快的地方。

在过去，我是指200年前，公共空间的规划很少是一次性定稿建设的，因为发展节奏很慢，它会以一种更加有机的方式出现。于是，公共空间成为一种自然发展的产物。它伴随着街道的流量、市场的需求、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等等。

今天，当我们建设时，尤其在上海，许多新建筑是同时出现的，我们创造了城市中的一个全新的部分，或者新城。但是对于这些新城来说，理解什么是好的公共空间非常困难。建筑师必须非常仔细地研究尺度、气温等要素。是什么让人们在不同的天气和阴影下都感到舒适？是什么让商业运转？是什么空间尺度导致较大的人流量？特别是，什么样的功能组合才是合适的公共空间？这是我们在设计公共空间时要考虑的事情。

我们坚信，城市中最好的部分不是一个办公区或一个休息区这样单一的功能，而是可以让人们同时做许多不同事情的地方，包括工作、休憩、购物、锻炼，等等。因此，研究公共空间功能混合使用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某种程度上，我们从过去中学习。我们可以通过解读各地不同的因素来进行“翻译”。“翻译”不能生搬硬套，我们可以吸取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并将其应用到其他地方的新项目中。

我想指出的是，在建筑历史的某些阶段，建筑师们曾认为他们有能力去创立自己的准则。勒·柯布西耶就是我们领域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提出了现代建筑的五大原则，这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在建筑实践中运用这些原则也有其风险。柯布西耶的理念在美国的许多住宅项目中得到了应用，包括圣路易斯和纽约的公共住房，不过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这些规则过于笼统。

建筑师为什么忙碌？因为我们必须认真定制每个解决方案。建筑师应该仔细考虑一种情况下的项目相对于另一种情况的区别，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特殊的问题。比如，在重庆建一个非常好的住宅小区，其方案将与在天津、西雅图或巴黎的大不相同。

ASSC：

KPF以设计超高层项目而闻名于世，您能分享其中有趣的故事吗？

James von Klemperer：

世界上12座最高建筑中，我们设计了其中的6座。但实际上，我们聚焦在超高层项目的精力大概只有20%左右。我认为，低矮的建筑和超高层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我们关注一些翻新的或新建的低矮建筑，比如机场，还有由低矮建筑组成的街道、社区。我们特别关注底层公共空间的体验方式，以及如何适应各种不同的酒店和办公场所的功能使用，还有住宅、住宿和零售业的长期回报。

当然，我们一直对超高层项目保持着兴趣。每隔一段时间，城市里又会出现一座非常高的摩天大楼。不过，我们始终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个城市都建造高层建筑。尤其是4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它们必须在合适的地方建造。从技术上讲，它们的要求很高，包括承受风力、重力、地震等因素的考验。

我觉得，高层建筑的设计师更关注这些方面，因为高层建筑还有创新的空间。高层建筑就像是一台机器，你可以调整它。在低碳实践方面，高层建筑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我们可以集中做一些创新，然后为其他的建筑实践作出示范。

ASSC：

KPF合作过不少中国的设计院，您如何评价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James von Klemperer：

我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工作。几乎每一个项目都会合作一家中国的设计院，比如华建集团、同济设计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悉地国际，等等。KPF与这些卓越的设计院成功地建立起长期的伙伴关系，还有互信、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KPF在全球的建筑实践有了巨大的增量，特别是在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本土设计院的设计能力远远超过30年前。

中国的建筑设计节奏如此之快，中国的建筑师越来越与世界和时代同步，这对我们的合作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在中国市场出现的一些奇迹，还不为世界其他地方所知。比如我这次与参展商闲聊得知，现在中国的玻璃厂家已经可以生产24米宽或24米高的玻璃了。我觉得，我们在中国创新的机会很大。  

我还想强调，建筑教育界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我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教书，经常在会议上与来自同济大学或清华大学的中国同行交流。中美院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及时分享建筑设计研究成果，这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真的十分依赖这种方式来促进建筑实践。

KPF在世界各地设有办公室，总是有一些挑战需要克服，即使在我们公司内部，设计师A可能不同意设计师B的意见。但KPF在中国的实践中，尤其在上海，我们与合作伙伴都非常认同一个理念，即合作是通往成功的道路。这种合作意识非常强烈。我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和认同中国同行的做法。  

ASSC：

展望未来，您是否依然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James von Klemperer：

从全球范围来讲，我们正处于所谓的拐点。这或许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有关，或与利率变化有关。但我们又不能真的预测未来的事情。

在中国，我们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态势还没有结束。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有城市环境的日益成熟。

我们试图跟随经济发展的地方谋求自身的发展。总的来说，我们坚信，中国将引领城市化发展的步伐，但大项目仍需要解决方案的创新。在这次的会议上，我看到许多前沿的技术解决方案，这些进步令人兴奋。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中国工作。我相信，未来KPF在中国的业务仍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微信责任编辑：孟竹

校对：时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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