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高铭暄：法学人生
》一文的第三部分，原载中国教育新闻网微信号，作者为董鲁皖龙。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9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向高铭暄颁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荣誉越高，责任越重。我是一名教师，捧着一颗爱心，站在三尺讲台，不求姹紫嫣红，切盼学生成才。”回忆当时情景，高铭暄难掩激动。
作为我国刑法学泰斗，70年来，高铭暄在人才培养、教材体系、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探索与创新，为刑法学高等教育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讲坛上，他为学生教授中国刑法、刑法总论、刑事政策等课程，培养出了大批法学人才。
著名刑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
（著有
《判例刑法教程(总则篇)》
《判例刑法教程(分则篇)》
等）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大法官姜伟等，都是他的亲传弟子。
在刑法教学领域，他首倡“综述研究法”，即在教学中指定某个问题让学生全面收集中外资料，作出文献综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这一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拓宽视野，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培养自己的学术方向。”高铭暄说。
如今，这种方法已得到推广并应用于刑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界的研究生教育。
回忆求学时代，陈兴良满怀感激。“我对刑法真正产生兴趣是在1983年，当时高老师给我们讲刑法总论，他的课打破了我此前秉持的刑法无理论的偏见。在上课的同时，高老师让我们每人做一篇综述。正是通过综述法，我进入了刑法学研究的大门，这也成为我刑法学术的起点。”陈兴良说。
在人才培养上，高铭暄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严”“四能”“五结合”的人才培养之道。“三严”，是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指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五结合”，即让学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结合。
姜伟回忆，自己所在班级中，超过1/3的人毕业论文写的是刑法方向。
“同学们都喜欢刑法，因为高老师全程参与了刑法草案的制定工作，在讲课时能把刑法孕育和诞生的脉络讲得非常清楚、细致。”姜伟说。
在三尺讲台外，高铭暄将教学与研究结合，为新中国刑法学学科的发展壮大，奉献着心血和智慧。
教材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实施后，我国各大法律院校急需一本专业权威的教材，然而，当时全国还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学教科书，任务既紧迫又艰巨。
1982年，由司法部牵头，邀请了全国12位刑法学界的专家和学者在北戴河召开刑法学教材统编研讨会，组成了刑法学教材编写组，高铭暄担任主编。
经过日夜奋战，当年年底，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刑法学教科书——《刑法学》正式出版。一经出版，洛阳纸贵，出版社再版了8次，印数达200万册，创同类教材数量之最。因其在中国刑法学发展史上的奠基作用，
1988年《刑法学》荣获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双重殊荣”。
1993年，高铭暄又主编了《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填补了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1994年10月，他主编的刑法学法学巨著《刑法学原理》三卷本全部出版，堪称中国刑法学的扛鼎之作，在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后，1996年再度荣膺国家图书最高奖项——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充分显示了其高超的学术水平和突出的实用价值。
从1982年至2003年，高铭暄先后主编不同层次的全国性通用刑法学教材11部，发行量达数百万册，为我国刑法学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直至92岁高龄，高铭暄仍笔耕不辍，其主编的《当代刑法前沿问题研究》，对实务中虚假诉讼罪以及考试舞弊犯罪进行研究，更不乏网络犯罪以及人工智能问题。
70多年来传道授业、奖掖后学，质朴的语言在高铭暄的弟子中代代相传——
“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是他作为人民教师的庄严宣誓。他将“培养、指导学生，当作一生中最大的乐趣和成绩”。“进入我的门下，就决不允许以混文凭的态度来虚度光阴。”这是高铭暄时常在学生们耳边的叮嘱。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70多年前，站在天安门西南侧翘首观看开国大典的学子，如今已成一代学术大家。
“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是高铭暄最爱的一句京剧唱词，也是他法学人生的生动写照。
来源 | 《中国教育报》2024年03月30日，转自中国教育新闻网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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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第十版）
ISBN
9787301327418
中国刑法论（第七版）
ISBN
978730133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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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自微信公号微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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