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中国科学社

第二十九卷总168期自然辩证法通讯Vol29, Sum No 1682007第2期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No2,2007竺可桢与中国科学社范铁权任晓燕(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摘要:竺可桢早年加入中国科学社,并始终为该社的骨干,为其事业的持久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鉴于中国科学的落后,他在《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普及科学常识,传播专业的科学知识。他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呼吁社会重视科学研究,为推进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关键词:竺可桢中国科学社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中图分类号〕M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03(2007)02008205竺可桢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他一生致力于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科学组织工作。鉴于中国科学之落后,留美期间他加入中国科学社,并始终为该社的骨干,积极参与各项社务,为其事业的蓬勃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本文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系统考察竺可桢在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和推进中国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历史功绩。中国科学社的骨干之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人。1910年考取第二届庚款生赴美留学,入伊利诺斯州大学农学院。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专攻气象学,以气象学为专业,在当时的留学生中间可谓寥寥无几。1914年夏,感于中国科学之缺乏,以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杨铨(杏佛)为首的几个留美生在康奈尔大学酝酿成立“科学社”。正在哈佛大学的竺可桢闻讯后立即加入,成为该社的早期社员。从此,他与中国科学社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秋,中国科学社第一届常年会(1916)选举产生了由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周仁、竺可桢、钱治澜7人组成的董事会。其中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为2年董事,竺可桢、周仁、钱治澜为1年董事。次年的常年会上,竺可桢再度当选董事。1918年,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随即返回阔别八年的祖国。相隔不久,随大批社员毕业回国,中国科学社也迁回国内,在上海大同学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高师”)设立事务所。经张謇、蔡元培等社会贤达多方奔走,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建立起固定的社所。回国后,竺可桢应聘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地理和气象学。1920年,他转入南高师,讲授气象学、地文学、地质学等课程。当时的南高师容纳了众多的科学社社员,一度成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竺可桢到任的第二年南高师改建为东南大学,并进行了科系调整。竺可桢倡议设立地学系,他被聘为地学系主任,担任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气候、世界地理等课程,并积极开展地学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1925年,因不满校长卑躬屈节逢迎江苏督军齐燮元,竺可桢辞去教职,至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翌年转到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地理学和气象学。1927年,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聘竺可桢为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1949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浙大由一所地区性大学中国煤化仝性大学CNMHG〔收稿日期〕2006年7月19日〔作者简介〕范铁权(1974-)男,博士,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攻中国近现代史、科技史任晓燕(1969-)女,河北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竺可桢始终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骨干,为其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不遗余力。1919年,中国科学社在浙江杭州召开第四届年会。这是中国科学社在国内召开的第一次年会,是中国科学社在国内发展的起点。此时,国人对中国科学社还知之甚少,对其持冷漠、旁观态度者居多,热心支持者寥寥。针对这种情况这次年会重在宣传,扩大中国科学社的社会影响,以赢得社会各界的支持。竺可桢在欢迎词中明确指出“廿世纪文明为物质文明,欲立国于今之世界,非有科学知识不可,欲谋中国科学之发达,必从编印书报、审定名词、设图书馆、实验研究所入手,此皆本社之事业也。”话语不多,已大致道出了中国科学社既定的事业规划,并强调了科学立国的重要性,引起了与会者的深深共鸣。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江苏南通召开第七届年会。在这届年会上,中国科学社再次进行改组,重新修改社章,原董事会易名为理事会,由11人组成。竺可桢入选理事会,并担任书记一职。此后,他连选连任,一直为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成员。其间的1927~1930年,还曾出任中国科学社社长。改组后的中国科学社发展迅速,各项既定事业陆续得以实现,当中凝聚了竺可桢的许多心血和汗水但中国科学社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一、中国科学社对年会上的学术演讲重视不够,将其主要时间忙于社务讨论、社会交际、观光旅游,致中国科学社的学术交流毫无生气。比如1927年年会论文宣读仅一次,且匆匆结束,前后不过2小时,无怪乎竺可桢后来批评此次年会“几将大半时光消废于各种应酬宴会”";其二、20年代末,各专业学会之建立犹如雨后春笋。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科学社与各专业学会未能建立起分工合作的有机联系,表现为各自为政、互不统属。鉴于此,在第20届年会(1935)上,竺可桢呼吁中国科学社与诸专业学会加强合作。他建议中国科学社先与数、理、化、动、植地六学会作刊物上的合作,即规定何种刊物性质之论文由各学会负责刊行,何种论文由各学会汇交《科学》发表。遗憾的是,他的这一设想最终未能得以实现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打断了中国科学社的发展脚步,包括中国科学社在内的许多高校、科研机构被迫内迁,备尝颠簸劳顿之苦。1938年1、11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三幢研究楼相继被烧毁,未及转移的标本资料被日军抢劫一空。幸而所内的图书资料都由竺可桢等社员中转多次运至四川重庆北碚。1944年,竺可桢在贵州湄潭组织召开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吸引了以浙江大学为主的遵义、湄潭地区的社友39人。会上,竺可桢提议中国科学社与性质相同的科学团体加强合作,组成中国科学促进会。抗战胜利后,他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得到诸理事及广大社员的一致赞同。在他的一再呼吁下1946年12月,中国科学社与中华自然科学社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促进会,以“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研究,以促进人民生活科学化”为宗旨。自此,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与合作成为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内容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逐步将其事业并入到相应的国家科学机构中,1960年宣告解散。竺可桢在建国后长期领导中国科学院,在地学、生物学、自然资源考察以及科学史研究等方面功绩卓著,成为中国地理学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二、致力于科学传播与科学研究鉴于中国科学之缺乏和民众科学观念之淡薄,竺可桢积极致力于科学传播与科学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科学论文。一些学术论文在科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他在中国地理学、气象学的重要地位。留学期间,竺可桢参与了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月刊的编辑工作。《科学》创刊于1915年,编辑部起初设在康奈尔大学,后因赵元任、胡明复等骨干力量转入哈佛大学深造,遂在哈佛设立编辑分部。竺可桢成为《科学》的编辑员,并一直肩负此责。《科学》发行初期销量有限,为扩大《科学》读者群,编辑部尝试对刊物栏目进行改良。如自《科学》第3卷第4期一度增设“卫生谈”一栏,“广收饮食起居之常识,胪陈嗜好习尚之利害”,专载卫生、体育、武艺等科,由竺可桢、赵元任以及哈佛大学医科学生负责。为此,竺可桢发表了《中国之体格论》(3/8,即第3卷中国煤化工格再论》(310《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3/9)等文,积极向国人介绍浅王《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一文中他指出,血缘相近的男女通婚有害于后代cNMH岛挑战,他在《科学》上发表了许多科普文章,如《朝鲜古代之测雨器》(2/5)、《日本气象学发达之概况》(12/4)、《近年气象学进步概况》(14/6)等,详尽介绍了国内外气象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他的《说风》(3/3)一文译自英人棣力( R. M. Deeley)的《风说》,介绍了哈突力( George Hadley)的“风为地转学说”哈力( Harlly)的“风趋赤道说”以及汤姆生( James Thomson)的“地面阻力论”等。《空中航行的历史》(4、5卷连载)文介绍了人类探索空中飞行的漫长历程,文字浅近,引人入胜。1933年,中国科学社创办发行了半月刊《科学画报》,旨在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作为该刊的特约撰稿人之一,竺可桢撰写了《飞机救国与科学研究》(1/9)、《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3/8)、《寒冬是否为水灾之预兆》(3/18)等文,为普及科学知识、推进科学教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竺可桢在《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如《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2/2)、《气象学发达之历史》(5/3)、《南宋时期我国气候之描测》(10/2)、《日中黑子与世界之气候》(10/6)、《风暴成因之新学说》(11/4)等。《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是他在《科学》上发表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文章依据上海徐家汇气象社及其分社报告,分析了中国雨量分布与多寡的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季风之强弱。受季风影响南方雨量比北方为多,各地降雨多在夏季;二是地形之高下。一般说来,高山峻岭比平原降雨为多;三是风暴之径路。中国风暴的路径主要来自满蒙、中国东南风暴及太平洋。在《气象学发达之历史》一文中他阐释了中、西气象学的历史,指出:“气象学之发轫虽甚早,然常囿于迷信,无足称道者,至近世赖天文、地文、物理、化学诸科之新发明,而气象学乃始日增月进,而自成为科。”他将气象学分为气象力学、气象光学、气象热学、气候学,主张中国多设气象台。《风暴成因之新学说》一文介绍了当时一直为气象学界所推崇的“极风学说”,对于中国气象学之发展良多贡献。在《南宋时期我国气候之揣测》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南宋时代气候较民国、唐、明朝寒冷,与太阳黑子多寡有密切的关系。1927年,他发表了《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12/12)一文,针对直隶历代多水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直隶历史上的水灾主要是气候、地质、地形因素影响所致,而人为破坏对水灾影响亦不可忽视。这些论文的发表,奠定了竺可桢在中国地理学、气象学研究上的重要地位。此外,竺可桢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如万国工业会议(1929,日本东京)、远东气象会议(1937香港)等,最具意义的是出席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始于1920年。前两届分别在美国檀香山、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中国无学术团体派员参加。1926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中国科学社正式派竺可桢、翁文灏、胡先骕、任鸿隽等12人参加,成为该会的中华民国代表。竺可桢提交论文《中国东部天气之种类》。1929年,竺可桢又出席了在爪哇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他提交的论文《中国气候区域论》首次提出划分中国气候分类的原则。1933年在第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他的论文《中国气流之运行》(17/8)提出中国气流运行受四大活动中心的控制这一观点,揭示了中国气流运行的一般规律,受到与会专家的极大关注。竺可桢的气象学研究成就,逐渐赢得了国外气象学家的认可和尊重,从而为中国气象学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三、如何发展中国科学留美期间,竺可桢亲眼目睹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通过对中西方的深刻比较,他得出结论:“中国何以近来各项物质文明会一点都没有进展,而和西洋各国比较,就觉得相形见绌呢?推考其原因就是因为科学没有发达。”在《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一文中,他着重探讨了科学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他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延长寿命、便利交通、增加财富,而且还会引起人们观念的深刻变革。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科学落后的现状,竺可桢大力倡导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重视科学研究,呼吁社会积极为科学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首先,竺可桢积极提倡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他眼中的科学方法主要指归纳法和演绎法。他认为,般来说,数学上多用演绎法,实验科学如化学、生理等则多用归纳法。但科学家从事工作,“须是归纳演绎二法并用,才能收相得益彰之效”。何谓科学精神?1933V凵中国煤化工央学发表了题为《科学研究的精神》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对法拉第终身到L.∏cNMH拉第对于世界贡献很大,但他本人终身安贫乐道,临终时家徒四壁。他的门人]台( Tindall说他很有机会可以坐拥巨万,但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富与仁两者不可得而兼,他情愿终身研究科学,贫亦不减其乐。”在《利害与是非》(1935)一文中,竺可桢明确提到:“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1941)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科学家应以不断探求真理为目的,科学精神就是蕲求真理的精神,具体应包涵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不盲从,不附和,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断;(3)专心致志,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在竺可桢看来,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不知道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欧美则恰恰相反。他在次广播演讲中提到近世科学的能得有今日,全靠了伽利略、刻卜勒、牛顿、达尔文等几个少数科学家的研究。他们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固然不是想制造飞机炸弹来杀人,但同时也并不存心要拯人民于水火。他们的目的是在求真理,是要认识大自然的真面目,这是近代科学的精神。他们的方法,是假设↑原则,然后用种种实验来证明这种原则是否合理。等到原则成立以后,再从这原则来推演到,旁的事物上。所以近代科学用的是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和演绎法是西方科学的基本逻辑方法,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缺一不可。恩格斯指出:“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联系着的。不应该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归纳法、演绎法以及“蕲求真理的精神”在中国的思想传统和科技传统中颇为缺乏。因而,竺可桢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提倡有其积极意义。其次,重视基础研究。竺可桢重视科学研究,反对只重应用而忽视基础研究的做法。他明确指出:“应用不是研究科学的最重要目的。科学的研究,一方面在求真理,一方面在求如何征服自然。”在他看来,只讲科学的应用,而不管科学研究是根本错误的,晚清醉心西洋、偏重科学应用的教训就是明证。关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中国科学社社员翁文灏、胡明复等曾多次在《科学》等刊物上撰文。如翁文灏认为:“实用与学理二说似若反对,实非矛盾。科学目光固不能专注目前之利急就之功,但因科学研究之结果对于自然公律逐渐明白,则自然界种种势力及物类自然的容易供我们的支配与利用。”胡明复也明确指出:“科学之最初,何尝以其有实用而致力焉,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既随,此自然之势无庸勉强者也。是以‘求真’为主体,而实用为自然之产物,此不可不辩者也。”他们的主张与竺可桢的见解可谓如出一辙。再次,呼吁为科学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民国战乱频仍,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无暇重视科学研究。科学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得不到保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相继爆发,使得中国科学的发展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科学工作者颠沛流离,饱受生活之艰辛。由此,竺可桢充分意识到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他强调:“科学可以左右一个社会的环境,同时一个社会的环境也可以左右科学的存亡盛衰。科学,好比是树上一朵花;时代的思潮,好比是泥土下的根;而社会情况,好比是四围环境。”(他还剖析了民国科学发展存在缺憾的内在原因。在他看来,主要是中国科学界本身存在的矛盾和缺点,特别是各单位普遍存在的本位主义和科学工作人员的“为科学而科学”的错误见解。他认为,这种各自为政、闭门造车的习惯必须革除,新中国发展科学的道路:第一、理论与实际配合,使科学真能为农工大众服务;第二、群策群力,用集体的力量来解决眼前最迫切而最重大的问题;第三、大量培植科学人才。他认为,有充分的设备、适当的人才,科学研究始有进步,“中国研究科学,如欲与欧美并驾齐驱,一方面固须有稳固而充量之经费,一方面须造成科学研究之空气,使有志少年,均思努力研究,不求仕进,不谋尊荣,而愿尽毕生之力,抱苦攻之决心,以发明真理;惟如是,则中国科学研究前途,庶有希望乎!”他曾预言:“科学在中国好像一株被移植的果树,过去因没有适当的环境,所以滋生得不十分茂盛;现在已有了良好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在不久的将来,它必会树立起坚固的根,开灿烂的花,而结肥美的果实中国煤化工竺可桢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以中国科学社CNMHG文,将许多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介绍给普通大众。他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科享m+,开以计则,议久事科学研究,在国地理学、气象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科学的国际地位。〔下转第75页〕等译,时兆报馆,译者序为1932年,1949年2月修订再版。《延年益寿》,施列民著,伍廷芳译,时兆报馆,1917年4月一版(14)金宝善:“公医制度”载《公共卫生月刊》2卷4期,1936年10月,第255-259页(15)见《中国乡村卫生问题》,李廷安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8月再版,刘瑞恒序,第1页。16)钟惠兰:“论中国宜发展公共卫生”载《中国卫生杂志》二年全集,天津中国卫生总社,1931年1月一版,1932年3月再版,第24-27页。17)前引17篇报告,皆见于《公共卫生月刊》1-2卷,1935-1937年。后1篇见于《科学画报》14卷12期,1948年12月,第587-590页。该期封面即是血吸虫病患者的彩色相片。〔贲任编辑王大明〕〔上接第85页〕参考文献〕(1)中国科学社第四次年会记事(J)科学,19195(1):10(2)中国科学社第十三次年会记事(J.科学,1928,13(5):686〔3)本社第二十次年会纪略(J).社友,1935,(50):2(4)中国科学社编辑部启(J).科学1917,3(1)5)竺可桢气象学发达之历史(J.科学,19195(3):250.6)社闻(J),科学,1928,13(9):1279-1280(7)竺可桢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J).科学,193015(1):1-28)竺可桢科学研究的精神(J).科学1934,18(1)(9)竺可桢利害与是非(J)科学,1935,19(1)〔10)竺可桢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231(11)竺可桢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J).科学画报,1935,3(8)12〕思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0613)竺可桢科学研究的精神(J).科学1934,18(1)(14)翁文灏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J).科学,1925,10(11):1310(15)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一(J).科学1916,2(7):725.16)竺可桢科学与社会(J.思想与时代,1943,(24):45〔17)竺可桢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J).科学193216(6)18)竺可桢中国科学的新方向(J科学,1950,32(4):中国煤化工编辑王大明〕CNM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