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与中国

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蒙田与中国钱林森内容提要:本文从蒙田思想的智慧特色切入,着眼于中西方古典哲学的精神传统和智慧层面的透视,揭示出蒙田之于中国文化,陌生中蕴藏着亲和,相异中存在着汇通,指出正是这种内在的“亲和力”和汇通,使这位法兰西人文主义“怪才”跨越基督教文化圈而逼近异质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文化视野,与陌生的中国文化亲近、“结缘”。文章接着分析了中因新文学絮语散文作者如何以英伦三岛“蒙田式”的随笔作家为媒介而与蒙田“携手”、“对话”,并从两者“自我本位"的层次、审羡底蕴和文化气度等方面加以审视和比较,从而描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的缤纷多彩的文化反馈的景观。关键词:蒙田智慧亲和力中国文化文化反馈当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于1600年间开始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期人文主义者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已经去世八个年头,他无缘参与这东西方互不相识的两个文明的对话,自然对孔夫子和儒家文化一无所知。但是,作为“启蒙运动以前的位对知识权威的批评家”,作为“社会人类学兴起以前的一位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作为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超越基督教文化圈,了望异质文化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与流长的中国文化却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力,因而进人我们的研究视野,成为木文探讨的对象。蒙田与中国文化的亲和力蒙田所生逢的16世纪中叶和末叶,正是法国战乱频繁风云变幻的时代由于深感宗教战争的危机,厌倦官场生活和疲于社交事务,这位人文主义的怪才,在37岁(1570年)时,就一改文艺复兴诸子凌厉激奋的生活航向,卖官归田,退隐到他乡下的领地维尼,过起一种离群索居的隐居生活。蒙田的退隐既表现了他对所处社会的逃避和悖逆,也反映出文艺复兴运动后期新兴资产阶级中饱学之士对优游暇生活的向往,有着深刻的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然而这种退隐归田的生活方式,常常使人联想到“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的庄周、陶渊明这样一些东方“隐士”的形象,以致使某些西方学者(如英国历史学家博克)敏锐地意识到,蒙田“迟早总要被人们看作是一位中国道家思想的人物。其实,蒙田生前对中国道家思想毫无所知。作为作家兼思想家的蒙田纯粹是由西方文化圈打造出来的,他以古希腊哲学为乳汁,转益多师不宗一派他的思想清新、透彻,是“一种明快的自由思想,与道家思想并没有什么直接渊源的关联。蒙田对中国文化纯然是陌生的、无知的,他在55岁(1588年)上,即辞世四年前,才读到西班牙来华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接受了中华民族具有古老历史的想想,并中国煤化工的话:“在中国,在这个很少与我们交往,对我们并不了解的王国里,它CNMHG杰出的领域内超越了我们,它的历史告诉我,世界之大、之丰高是我们时性元和找们日m儿法深刻了解的这几乎是蒙田在《随笔》中谈论中国绝无仅有的文字,它表现了西方巨子对东方古国的一种陌生·119.·蒙田与中国感及其对中国古老文明的神往之情。蒙田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不存在直接渊源关系,那么蒙田何以被西方学者视为可能的中国道家人物呢?蒙田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这只能从培育蒙田思想的西方文化源头,从蒙田思想的智慧和视野特色来寻求答案。蒙田隐居乡下领地,并非如他所言单单“享吾天年”,也非如陶渊明似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将自己封闭在绿色的田野里荷锄吟咏,而是一头扎进了他那座圆塔三楼的书房里,闭门读书、写作、沉思,用美文、用智慧、用其丰富的人生体验,结成了《随笔》这样一部多卷的“研究人,探索自己”的旷世之作,向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敞开了他的思想之窗,以致他的后辈和同乡,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读到《随笔》时,不仅“读到了写书的人”,而且也“看到了思想的人”。他在藏书室的四壁挂满了西方古哲的语录其中就有罗马剧作家泰伦修( Terence,公元前195-159)的一个隽语:“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关。”这是人文主义者蒙田终身遵从的人生格言和创作主旨,从中显示出蒙田所特有的自我意识、人类意识和世界意识。蒙田思考的中心主题是人,以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他在《随笔》中声言:“我所从事的研究其主题是人”,我的头脑最主要、最辛勤的工作,便是研究自己。抑他本人就是“书的素材”,他是“第一个向公众展示包罗万象的自我全貌的人。他在自己的思考和作品中,充分地肯定了个人的存在及价值,肯定了人有获得幸福和享受现世生活的权利肯定了所有的人在精神、道德和智慧上都是平等的,认为“每个人都包含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完整形态,“人在兴趣上和力量上各个不同,应该通过不同的道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谋求幸福”(《随笔》下卷第12章),“皇帝和鞋匠的灵魂出于个模子”(《随笔》中卷第12章),这种对个性、人性的尊重和肯定,必然导致对神和神性的否定和取代;这种人类平等的思想必然突破区域和种族的局限,而导致对异民族文化的关注和尊重从而使这位在塔楼上竟日思索的西方“隐逸者”具有一种崭新的世界意识和开放的文化视野,这是蒙田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其《随笔》弥足珍贵的思想特点。这就是说,“由对神的尊重,收缩复归到对个人、个性的尊重,同时由对个人、个性的尊重扩大到对整个人类的尊重;对神性世界的向往,收缩、复归到对自我世界的关注扩大到对整个世界的关注”卿一一由这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构成了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以人为中心,具有世界意识的文化观念。正是荥田这种超越种族超越民族的鲜明的世界意识和世界观念,为其思想注进了一种新鲜的活力和滋养,并由此培育了他与基督教文化圈之外的异质文化的一种本能的亲善感和亲和力。在《随笔》我们看到蒙田对美洲新大陆民风习俗的浓烈兴趣(《随笔·话说食人部落》)对所谓“野蛮人”印第安人文化的精到论述对陌生的中国文化深情关注(《随笔·谈马车》)都是在这种亲和力驱动下产生的,蒙田正是怀着这种世界胸怀和文化亲和力通向陌生的东方,并由此建立起蒙田思想与中国文化的某种似是而非的“契合”。蒙田思想的另一个性特征是怀疑主义。 Que sais-je?(我知道什么?)是他的座右铭。蒙田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风尚将这句话铸在自制的一枚勋章上,勋章的另一面则铸着一只摇摆的天平,作为那条座右铭的形象体现。他在书房的梁柱上也贴着怀疑论的格言:“一切确定之物实乃无一确定”,“我不可置否”,“我在怀疑中”蒙田的怀疑主义萌生于宗教思想桎梏的启悟和当时法国动乱的社会现实。身为天主教徒的蒙田,目睹了该教的腐败虚伪和残酷,目睹了“神圣”宗教之间的内战和相互残杀因而亲历了一种信仰危机”和“凵中国煤化工主义怀疑论的命题,注进了他自己的人生体验,把它变为抨击伪善和丑∏CNMH判武器。他质疑的是盲目的信仰、宗教的狂热和僵死的教条,这对冲破中世纪神权的蒙昧主义和经院哲学的羁缚,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看,怀疑主义在蒙田思想中不过是看问题想问题·120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的一种出发点,它根植于对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知识的相对性的认识,根植于对人的思想多变性和各民族风俗差异性的认识。蒙田怀疑一切,但不是形而上学的怀疑论者,只是怀疑自己感官得来的证据。他重视人类习俗的思考和研究,他认为最好相信习俗而不要相信靠不住的人类理性,而人类的风俗习惯千差万别,世界又“处于一刻不停的变化之中”,于是他不停地怀疑、考察、思索……在这个意义上,蒙田不是不可知论,而是一个相对论者。他在《为雷蒙·塞邦辩护》这篇奇文中,对相对主义作了十分精彩的探讨。他指出,人类对美的看法,没有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印度人认为黝黑的皮肤,厚而突出的嘴唇,扁而宽的鼻子是美。……在秘鲁,耳朵愈大愈美,因此他们尽量把耳朵拉得长长的”在巴斯克和其他地方,“女人觉得光头更美”,“墨西哥女人认为前额小是美”,“意大利人认为肥胖是美,西班牙人认为瘦骨嶙峋是美;而我们法国人有人认为白色皮肤美,有人认为褐色皮肤美;有人认为纤弱温柔美,有人认为健康丰腴美”(《随笔》中卷第12章)。在这种相对论的认识和思维框范下,什么是“文明”和“野蛮”?什么是“智慧”和“愚昧”?什么是“渊博”和“浅陋”?蒙田更有别样的认识和见解。他不为流俗所蔽,一反人云亦云的习见,常有时人之未见的观照,比如,自傲于本土文明优越的欧洲人不是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印第安人的“野蛮”吗?蒙田则说:“我发现在这些民族身上毫无野蛮之处,只不过人人都称与自己的习俗不同的东西为野蛮罢了”(《随笔·话说食人部落》上卷第31章),他们在“思维的明晰和合理”、“技艺的精巧”方面毫不逊于“文明”的欧洲人;论到虔诚、守法、善良、大度、正直、坦率,“野蛮”的印第安人胜过“文明人”,“至于大胆和勇敢,坚毅和忠贞,以及战胜痛苦、饥饿和死亡的决心,我相信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表现这些美德的事例,而且他们足以与我们这个大陆上载入史册的这类事例相媲美”(《随笔·谈马车》下卷第6章)。自视为聪明富有、历史悠久的西方人不是在炫耀自己的创造和才智吗?蒙田说:“有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面貌我们一包括求知欲最旺的人一一的认识又是多么贫乏和简单!且不说那些经造化之手变成千古传诵或警戒的个人事件,就连那些伟大文明和伟大民族的情况,我们未能知道的也比我们知道的多百倍!我们对自己发明的大炮和印刷叹为奇迹,殊不知,其他民族,远在世界另一边的中国一千年前便已使用。”(《随笔·谈马车》下卷第6章)鉴于“大自然的元限”,鉴于“我们知识的有限”,蒙田认为,“世界上没有独无二的东西,也没有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从相对论出发,进而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对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优越感作出了旗帜鲜明的批判。蒙田就这样从文化相对主义出发,跨越了基督教文化圈而逼近异质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文化视野,与陌生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亲近、“结缘”、对话。蒙田思想深深扎根于西方丰腴的文化土壤尽情地吸取了西方古典哲学的滋养长成了一棵独立的精神之树。他崇拜过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苏格拉底则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是“独步一世的人物”,是“仅见的一个最智慧的人”;而普鲁塔克更是他喜爱的作家。此外,皮浪、伊壁鸠鲁等都给他提供过精神上的食粮,使他能博采众家思想,陶铸自己的心灵,形成他独特的具有智慧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想。蒙田不同于当时一般的人文主义者,一味地崇尚古人,颂扬人的崇高,而以一种反讽的怀疑目光一一加以审视。人文主义者赞叹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则指出,人应当先“量量自己”:“可悲而可鄙的生灵,甚至不能主宰自己,胆敢自命为宇宙的主宰和君王”(蒙田《随笔》中卷第12章)。他看到更多的是人自身的弱点、错误、弊端乃至罪恶,常以怀疑主义的利器加以揭示鞭答,从而形成他冷竣机智批判的思想风格他认为中国煤化工“自知”和“如何生活”,而“自知”和“我应该怎样生活”,在先哲苏格拉CNMHG对自己的无知所具有的洞察,对自知之明的强调对职业诡辩家的蔑视,以及对于人应当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个问题的关心,都和苏格拉底等先哲在精神上灵犀相通。他隐居乡田,在塔楼上沉思,反躬自121·蒙田与中国省,剖析自己,探索自己,研究自己,终生如一,从而使自己拥有思想家式的内省智慧。这种内省智慧,不仅承继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精神血脉,也使我们联想到了东方哲人的智慧。西方哲学在发展初始时期,理论并不占优势,仅仅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并不足以做一个哲人。在那个时代,研究哲学首先就是成为一个正派人,通过良好生活而达到得救和幸福同时还通过事例和教导,为那些希望这样的人指出智慧的道路。对于古代的哲学家而官,哲学并不简单地是一种知识传授,种理论,一种对于世界或生命的解释。它是一种存在方式。古代哲人同时又是良好的有道德的和办法多的人。他们扮演精神向导和道德指导的角色,他们不满足于传授,而是通过自己存在的方式本身,自己成为所传授的事物的反映,即制定一种学说,自已又是这种学说的化身,并由此导向智。从苏格拉底到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从孔子到老庄、到道家人物,他们大体上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获取智慧和道德的,在西方古代哲学阶段,并不存在一种相比于东方来说是根本性的差异。从这一点看,作为秉承苏格拉底智慧传统的蒙田,与中国哲人有某种相通的地方就不奇怪了。因此,在蒙田的沉思中,常常浮现出东方智慧火花的奇思异想,比如,他对自然的崇拜和顺任自然优游自在的精神追求,他对适中有序的中庸思想的主张,以及他对人生有涯而知无涯的生命思考与追问……,都闪耀着东方智慧的火花。不仅如此,有时蒙田阐发这些思想的箴言隽语简直与中国先哲语录如出一辙:中国惱家强调过犹不及蒙田则有“不足和过多殊途同归”(蒙田《随笔》5章);道家鼻祖庄周扣问:“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蒙田则疑惑:“当我逗着我的小猫玩时,天晓得是它在逗我还是我在逗它?”等等。这就使某些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蒙田会可能被看作中国道家思想的人物。蒙田思想与中国先哲的某种相通或相似,只是就中西方古典哲学的精神传统和智慧层面而言,正如我们早已指出过的,在蒙田那里,无论是人猫相惑的怀疑论,还是适中有序的中庸思想,与庄周暂学和儒家思想都有实质性的差异蒙田在其最后一篇随笔中谈论人生经验时曾写过:无论何时何地我都珍爱这句古训:中庸之道好’,我认为中等价值是最完美的价值…”,他并且根据他的老师塞混卡的教诲加以发挥,认为个伟大的心灵,其伟大的标志就在于:“喜中庸而恶卓越。这是蒙田的人生经验之谈,是他生命准则的确切表述。蒙田的这种思想追求,可以说贯串在他各个方面:政治上,他反对巨大突然的变革,主张尊重现存秩序;宗教上,他既反对天主教的狂热,又反对新教的标新立异,在内战方酣之时,呼吁节制;教育上,他强调以适当纪律约束儿童,使其身心两健;个人生活上,他主张顺乎自然,享受生命知足、适中……,总之,度量以取中,“中等价值是最完美的价值”。这种适中有序的中庸思想,正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至于蒙田的怀疑论,与庄子相较,不论在程度上,还是在目的指归上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后者的怀疑,不限于人的认识能力,甚至也包括认识对象的客观规定性,所以庄子的怀疑主义远比蒙田彻底在庄子看来:“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与殇子,而彭祖为天”(《齐物论》),在道家哲学中一切都是不可靠的、虚幻的,包括人生幸福与痛苦,人只有安时处顺,遵循宇宙律动在精神世界中达到一种超脱,这是大彻大悟,是最高智慧。蒙田则不同,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他的怀疑主义只限于认识论,限于人类理性和普遍道德的虚妄,他不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不否认真实的生命更不否认生活的享受。怀疑主义在他那儿,只不过是用来抵御宗教狂热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武器,以企在动乱中求得内心的宁静进而发掘出享受生命的艺术,这是生活的智慧。因此,蒙田中国煤化工门听到的依然是生命的颤动和伊壁鸠鲁的琴弦。由此可见蒙田既不是CNMHG派蒙田或伊壁鸠鲁派蒙田,他就是他自己一一个独具个性的思想家蒙田,然而,这个蒙田与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却是不争的事实。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蒙田《随笔》与中国现代作家蒙田在塔楼上竟日冥思“向纸倾诉”,挥洒成篇写就了三卷美文《随笔》,开创了一代文风他运用塞尼卡式的轻松笔调和“丰富、活泼、简洁有力”的语言,“描写自己”写自己所思所感,写自已身边的事,写“平凡无奇的普通生活”,娓娓而谈,自成一体形成一种“诙谐、私语”的文体和风格。蒙田这种独特的思想和艺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他辞世不久就有不少模仿者和追随者,或赞美他的文风,或崇拜他的思想。17世纪前半期,自由思想家拉摸特·勒瓦耶(LMothe Le voyer,1588-1672)就在蒙田的影响下写下了关于怀疑主义的对话,他率先在西方将苏格拉底和孔夫子进行平行比较,也与这位怀疑论者对蒙田文化相对论的迷恋分不开。17世纪后半叶,蒙田仍然是法国思想界是无法绕过的课题即便对蒙田持批评态度的帕斯卡尔和笛卡尔派哲学家,也还是要细心地研究蒙田的作品,将蒙田的一些观点甚至语句融汇到自己的思想构架中。到18世纪,蒙田作为人文主义前驱更贏得了启蒙运动作家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等一致的赞誉。蒙田的声名在17世纪已蜚声异邦,在英国培根的《散文集》就深受蒙田的启发,到19世纪蒙田随笔体的散文更在英伦三岛得到了辉煌的发展,其中以个性毕露、披肝沥胆地谈论自我而酷似于蒙田的兰姆,取得了最为耀眼的成就,被公认为“一位地道的属于蒙田一派的随笔作家。在德国蒙田也不乏崇拜者,尼采就称赞过蒙田文化相对论和那种“勇敢快活的怀疑主义”,并希望在这方面超过蒙田。…对中国文化有着本能的亲利力的蒙田,他的思考,他的美文,何时“降临”到中国?与中国思想、中国文学“携手”、“亲和”,而发生怎样的关联?这是一个值得细究的问题。一如蒙田生前无缘直面中国文化的对话,只能通过早期传教士的读物间接获取中国知识中国人与蒙田“携手”、“亲近”,也是通过中介者而进行的。首次传进中国的蒙田著作是《为雷蒙·塞邦辩护》,那是17世纪耶稣会土金尼阁神父由海路运进中国七千册西方图书中的一种由于随后而来的岁月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漫长、多事的世纪蒙田这篇美文究竟为多少中国读者所阅却不得而知,但蒙田却藉此率先进入了中国。蒙田的中国之旅是寂寞的漫长的,即使20世纪曙光升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适逢其会的蒙田,似乎也没有受到广招外来贤士的新文学作者热情接纳°。只是在他诞辰400周年的时候,“蒙田”的名字,才第一次体面地出现在中国的报章杂志上。正如蒙田之于中国文化,陌生中蕴藏着亲和相异中存在着汇通,中国现代作家与不相识的蒙田,也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亲和力”和“汇合点”,而两者之间之所以存在这种“亲和”与“汇通”,只能从他们其人其文的个性特征的相似中得到说明。中国人并没有直面扑向蒙田蒙田对中国文化的反馈是通过中介而进行的,即由英伦三岛“蒙田式”的随笔作家(如兰姆等)为媒介而实现的。中国新文学作者正是通过翻译、阅读上述作家的美文而结识蒙田的思想和艺术,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作出了积极回应,由此与蒙田拉起手来。只要对他们稍加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无论在个人气质上,还是创作风格上,或者是审美趣味上,这些新文学作家都与蒙田有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我们想到的是“五四”时期絮语散文的一些作者,特别是周作人。中国是散文的国度,流派林立,传统悠久。诞生于新旧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现代散文在“五四”“人的文学”的旗帜下,逐步从“载道教化”的古文传V凵中国煤化工自我意识抒发个人情性的文学新样式这就是盛极一时的絮语散刘CNMH&学作者趋之若骛。这类散文最重要的特点是,以冲淡平和的调子,叙自已身边的事,写自己心里话,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既承载着明代公安文学的遗风,又浸染了英伦小品文的风韵以致被周作人为中国现123蒙田与中国代散文的正宗,认为其源流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0。周作人无疑是这种新兴散文的积极倡导者和创作者。早在1921年,他在提倡这种新兴美文时,便率先向新文学界介绍兰姆、欧文、爱迭生(艾迪生)吉欣(吉辛)等“英语国民”的美文作家,并强调了他们的散文夹杂叙事与抒情的特点(《美文》)。后来周作人又把蒙田、兰姆等人的随笔特点概括为“说自己的话”(《再谈俳文》),他不止一处地这样宣称散文是“个人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沉浸在自己的性情里”(《近代散文抄·序》;现代散文作者应该是“只想说个人私事”(《苦雨》),“要在笔尖下留下他们自身的一部分”(《(自已园地》自序》),而“自身的一部分”便是作者的个性,“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个性的文学》)。周作人对散文的这种个性追求与蒙田如出一辙,蒙田在《随笔》中也不只一次地声言:“我要不停地描述自己”《随笔》中卷第6章),“我要展示给公众的是一幅完整的自我形象”(《随笔》下卷第6章);“我为别人描绘自己”,“与其说我塑造了书,毋宁说书塑造了我”(《随笔》中卷第18章),目的在于“让世人通过我的书了解我本人,通过我本人了解我的书”(《随笔》下卷第5章)。可见,周作人所倡导的独抒性灵的美文,与蒙田“描写自己”的“私语”追求一脉相承。蒙田在《随笔》中,不仅描写自己,更重要的是探索自己,研究自己,进而了解人、认识人,这是通向苏格拉底式的智慧追求。蒙田说:“好几年来我只把目标对准我的思想,我只检验和研究自己”(《随笔》中卷第6章);“我研究别的课题不如研究自己多。这就是我的形而上学,这就是我的物理学”《随笔》下卷第13章)。蒙田这种研究自己、研究人的个性主义、人文主义吁求,在周作人那里也得到了回响:为了促进“人的自觉”,周作人在“五四”后提出了“全面认识人的”的任务。他认为,当“人”不能认识自己,是“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解放运动的”,只有“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妇女运动与常识》)据此,他以“认识人”为中心展开了全面的知识探讨,如蒙田那样,研究人类学、民俗学、生理学、心理学,从身心两方了解“个人”,并致力于为文的个性化的追求,在西方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文化传统中“充分地发现、把握与表现自己”,与蒙田不期而遇。“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絮语散文及其首倡者和创作者就这样由着英国小品文的中介和桥梁通向了蒙田,与这位法兰西人文主义者所开创的“私语”随笔“亲和”、“汇通周作人和他所倡导的美文与蒙田的“亲和”、“汇通”,不仅停留在“说自己的话”这样一个“自我本位”的层次上,而且还表现在他们之间深层的文化气度和审美底蕴的文化层面上,这是蒙田得以对中国接受者实施文化反馈的精神渠道。研究周作人的散文和蒙田的随笔》,我们发现中法这两位作家,无论在个人的文化气质上,还是在他们的审美格调上,或是艺术情趣上,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在各自动荡的社会中都主张“自由”和“节制”在生活态度上都追求均衡适中,在审美向度上都趋于冲淡平和,在精神气质上都富有知足常乐、诙谐闲适的某种绅士风度,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他们相似或相近的人格与文格,使得20世纪的周作人得以与16世纪的蒙田对接、沟通。我们注意到,周作人作为“五四运动反对本土封建旧文化、绍介西方近代文化的一员骁将,常常依据个人的精神气度和他所理解的中国现状,不断调整自己接受西方文化的视线和方向,而致力于外来文化民族化与个性化的努力之中,这是周作人走向蒙田的精神通道。在“五四运动退潮之后,周作人有感于中国现世生活“非禁欲即两极忧虑提出“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的中国煤化的节制”?按周作人的理解至少包含两个精神内涵:一方面“与西方文CNMHG”(《生活之艺术》),另一方面是孔孟“本来的礼与本来的中庸的复兴”(《礼的问题》)这就表明,周作人在接纳外来文化的方略上作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五四期间,他主要是向西方寻找出路,借用西方文·124·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明来冲击东方传统文化,五四之后,他开始致力于寻找西方文化与东方传统文化的共同点,以便使他所推崇的西方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能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中庸思想结合起来,并与他自己淡泊、儒雅的个人气质取得和谐的统一,不仅着力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而且着力于外来文化与个人的气质、个性的契合。周作人这种收纳外来文化方向与重心的转移,从中国现代思想政治史的层面看,也许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说,不能不是“一种倒退性的转折拇,但对周作人自身来说却标示着他终于在东西方文化汇流中找到了“自己”,而我们正是从这儿看到了,周作人和蒙田这两个跨越辽远时空的中法作家能够拉手、汇合的理由。我们知道,蒙田的思想文化源泉取之于希腊古代文明,他的节制中庸的“生活艺术”,他的自由开放的智慧特点,他的灵肉谐和”、“适中有序”的美的追求,他的“诙谐私语”的散文风格,乃至他的优游闲适的个人气质,都得益于希腊文化沃土的栽培,而这一切又在侣明“建造中国新文明”的周作人那里都一一得到了回应与印证。周作人在谈及他受外来影响时说过:“大概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居多(《知堂回想录·我的杂学》)我们不妨说,从西洋来的这“知的方面”,也包括了蒙田的文化反馈:或通过英国文化的媒介,或通过他自身的文化底蕴这个事实也验证了法国著名文化史家戈田蒲所说的:“倘若人们认为智慧之光的传播总是由东向西进行,并认为光自东方来( ex oriente lux)这格言总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对思想的传播史就有可能完全不了解了。如果说中国人给了我们许多的话那他们至少也接受了我们一些东西蒙田之于中国,便是其中一个例证。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周作人与蒙田之间虽然存在如此的相似和汇通,但他们毕竟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独立存在,即便在他们的酷似中也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就以他们所崇奉的“自由”与“节制”的生存方式来说,这确实是周作人和蒙田共同追求的“生活艺术”,就中确实存在着相似的个性主义的文化内涵和相通的哲学智慧但是,这种生存艺术,在周作人那里,却随着他所生逢的乱世兵燹和政治洪峰,始而变为“得体地活着”(《中年》)的人生命题,继而成为“活着就是一切”的生活准则,最终被改造为“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活命哲学,成为周作人后半生的全部生活目标与意识中心,这与蒙田从容对死的哲人风度大相径庭。周作人对“生活艺术”的追求导致他在人生道路上“真正具有严重意义的倒退°,使之蜕变为地道的人,而蒙田对“生命哲学”的思考,却最终导向了哲学的智慧。由此而折射到他们身上的精神气度,也是泾渭分明的:蒙田所展示的,是西方贤士诙谐闲适的情调,不乏哲人的风范,而周作人虽然不乏西方绅士风味,却缺少哲人的胸怀表现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的精神色彩。单就个性主义文化底蕴而言,蒙田描写自我展示自我,归根到底是为了思考自我,剖析自我,而周作人张扬个我,追寻个性解放,却缺乏蒙田式的“自我反省”精神,而这种“自我反省”精神的缺席,正是周作人为人为文都缺少哲人底气的原因所在。自然,我们在这里所作的比较不是为了比个孰优孰劣,而旨在说明:人类文明交往,从来就与“施与者”和“接受者”所生长的文化土壤、社会环境,所拥有的文化底蕴和个人气质等诸多复杂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往往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缤纷多采的文化景观以致于我们很难以一种绝对的“似”与“异”的标准加以界说,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蒙田、周作人这样思想深邃、作风独特的作家。正如蒙田不是庄子和孔子,不是斯多葛派蒙田或伊壁鸠鲁派蒙田周作人也不是兰姆蔼理斯或蒙田,也不是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他就是他自己一一个名噪一时的中国新文学作者周作人,他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现中国煤化工16世纪蒙田《随笔》,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独立、客观的艺术存在,而这CNMHG地体现了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汇反馈的复杂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现代乐四万又化交流历史所特具的切形而上学的思维都难以把握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这正是我们不惜笔墨的理由所在。125·蒙田与中国①③⑨◎[英]P·博克:《蒙田》,孙乃修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年,第15,141,2,141页。②1570年,蒙田卖掉波尔多最高法院的官职退隐归家,自谓:“倦于法庭诉讼疲于公众事务”。但1580584年又两次当选为波尔多市长④恳格斯在〖自然辩诬法·导言》中谈到文艺复兴时说:“在罗受语诸民酈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倉报深蒂圄,为十八世纪唯物主义作了准备。转引自郭宏安《读蒙田的〈随感录〉》,载《重建闻读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⑤转引自《保尔·戴密微汉学论文集》第433页,巳黎1982年。见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3一4页。蒙田的这段话见《蒙田随笔全集》下卷第13章,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349页⑧ Montaigne, Essais1,《蒙田随笔全集》下卷,陆秉慧、刘方译,第3拿,译林,1996年,第35页⑦《釁田随笔全集》下卷,第2章第20页⑧同上注第20页。译文为:“每个人都是整个人奥状况的影,”fR Jean-Fran? ois Revel et Mathieu Ricard Le moine et le philosophe, Le bouddhismeaujourd"hui, Paris, Editions nil,1997.-405p.387中文本见《和尚与哲学家一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陆元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2页。①同上书,第5-6页②参见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32页见《蒙田随笔全集·论经陰》下卷,筇389和400页转引自《法国作家与中国》第35页⑩②参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郭6,4页①即以倡导新文学为己任而名重一时的胡适,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也在所谓“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丈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蒙泰恩”,而将蒙田排除出中国作者仿效对象之外。⑩1933年中国《文学》杂志创刊号刊載了梁宗岱先生的《纪念蒙田四百周年生辰纪念》这大约是这位西方人文主义者第一次以“蒙田”的名字与中国读者见面,请参见《法国作家与中国》第35-42页⑩周作人《(燕知草)跋》,见《周作人早期散文选》,许志英编,上海丈艺出版社,1984年,第353页作为散文家的周作人,写有“浮躁凌厉”与“冲淡平和”两种风格的散文,正如钱理群所指出的,真正体现出周作人创作个性,且使之对中国现代散文艺术作出独特贡献,具有更大实际影响的是后者。本节着眼于周作人创作的西方因素的探究,主要依据的也是他这后一种散文。參见钱理群《周作人:东西文化汇流中的历史抉择》,載《走向世界文学》曾小逸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4-555页。⑩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0寅。②@钱理群:《周作人:东西文化汇流中的历史挟择》,《走向世界文学》,第553页。(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邮政编码210013)贵任编辑:胡亚敏中国煤化工CNM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