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文献)与中国美学史

出土文物器皿和出土文献资料所蕴藏的文化—美学含量,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物(文献)的新成就,实证性地为中国美学史的“新学问”,提供了“新发现”,使得研究者重新面对和考量已有的对象和结论.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所阐释的“三类比较论”,对于近、现代宏观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具有崭新的意义.地下和地上,出土和传统,文献和实物,或互证,或反证,或补证,其近缘关系,为深刻意义上的现代学术转换亦即历史维度—审美维度的价值重构奠定了基础.出土文物(文献)从多方面对中国美学史的基本经验产生早期积淀,形成诸多审美原则,从而在审美的普适性上泽被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