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今演绎

2012年5月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y 2012第39卷第3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 39“中国”的古今演绎冯天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潮北武汉430072)[摘要]“中国”一词,从古至今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初义为“中央之城”,后衍生出“天下中心”等义,其语义曲折流转之间,不仅隐含着疆城推衍,而且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中国”作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城外邦相对称,汉唐史籍已有记載;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至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学人中的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囚”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城也有自视“中国”的。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适而生,“中国”作为国名的简称为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中国”一词的使用,须全面观照其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关键词]“中国”;古典义;现代义;地理中心;文化中心;民族国家[中圈分类号]K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12)09-0055-04中国文化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及世界创造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与外域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中国”、民族”、“文化”等等关健词都出自汉语古典,然其在近现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诠释“中国”、中华民族”、“文化”、“中国文化”等语,进而考辨概念史背后包蕴的历史实态的演化是研习中国文化史的入门之径。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是一个今人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中国”的含义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城中”义到“天下中心”义,进而演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释“中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有“以己为中”的意味,与“以人为外”相对应。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尚无此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及“國”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口”,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口(音围)示城垣,其内的“戈”为兵器,表示武装含武装保卫的天子之都之义,以及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综论之,“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国”指执戈捍卫之城进而指称军事、政治中心地三、释“中国”由“中”与“国”组成“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记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日:“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收稿日期]201203-15adH中国煤化工[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资助项目[作者简介]冯天瑜(1942),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中国传CNMH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潮北地方史研究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綏四方。毛传释日:“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讲到舜深得民心、天意,“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这些用例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盂子》作注所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初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一)指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诗·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西周时,“中国”主要包括宋、卫晋齐等中原诸侯国,此义的“中国”后来在地域上不断有所拓展。(二)指国境之内。《诗·大雅》:“文王日咨,咨女殷商女無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谷梁传昭公十年》注:“中国,犹国中也(三)指中等之国。《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四)指中央之国。《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以上多种含义之“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义的“中国”,如《诗经小雅·六月》序云:《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南朝宋刘庆义《世说新语·言语》说:“江左地促,不如中国。”唐人韩愈《上佛骨表》云: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这些“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其近义词则有“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等等四、中国疆域推衍中华先民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圆地方”,所谓中国”,是以王城(或称王畿)为核心,以《国语·周语》所谓“五服”(甸、侯、宾、要、荒)或《周礼·夏官·职方氏》所谓“九服”(侯、男、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展,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在西周及春秋早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准河流域秦楚吴、越等尚不在其内但这些原称“蛮夷”的边裔诸侯强大起来,便要“问鼎中原”,试图主宰“中国”事务。至战国晚期,七国都纳人“中国”范围,《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秦一统天下后,“中国”范围更扩展至长城以南、临洮(今甘肃)以东的广大区间,周秦之际成篇的《尚书·禹贡》言及中国的“四至”: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汉书·西域传》说:“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唐以降,“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伸缩,诸正史多有描述。秦汉帝国建立后,“中国”疆域放大包括东南至于海、西北达于流沙的朝廷管辖的广阔区间。历代中国王朝版图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奠定中国疆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极库页岛,约12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东列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使领土避免更大损失。今日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五、地理中心一政治中心一文化中心“中国”原指华夏族活动的地理中心与政治中心,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史记》卷43《赵世家》所载战国赵公子成的论有性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中国煤化工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CNMHG与叔父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一前295)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第3期冯天瑜:“中国”的古今演绎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从而壮大“中国”的文化力。发生在赵国王室的这场辩论给“中国”的含义赋予了文化中心的内蕴。古人还意识到文化中心是可以转移的故中国”与“夷狄”往往发生互换唐韩愈《原道》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1619-1692)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诚如《思问录外篇》所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六、“中国”衍为国名我国古代多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清代称“清国”、“大清”),外人也往往以我国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如秦汉唐)或当时的王朝相称如日本长期称中国人为“秦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江户时称中国人为“明人”、“清人”。此外,印度称中国为“支那”,意谓“文物之国”;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丝”,意谓“丝国”。以“中国”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大宛传》,该传载汉武帝(前156前87)派张骞(?一前114)出使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西域传》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大秦寺》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以后并不多见。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史》卷95《列传·外夷一》载,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北宋不同于汉唐的是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着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赵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了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朱朝还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体意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北宋理学家石介(1005-1045)著《中国论》此为首次出现的以“中国”作题的文章该文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这已经有了国家疆界的分野,没有继续陶醉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虚幻情景之中此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的词语变为接近国体意义的词语。当然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 nation-s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6761721)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1654-1722)时的清朝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剎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如果说,17世纪末叶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那么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士曲故“化声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中国煤化含义逐渐淡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CNMHG”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1785-1850《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湖北大学学报(哲学杜会科学版第39卷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中国”与“外国”对举。与英方谈判的清朝全权大臣伊里布(172-1843)《致英帅书),称自国为“中国”,与“大英”、贵国”对应,文中有“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之类句式;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1789—1856)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自极西边来”的“英吉利国”相对应,文中多次出现“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啊4柳等名目。而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3。七、“中国”并非我国专称古代中原人常在“居天下之中”意义上称自国为“中国”,但也有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曾西行印度的东晋高僧法显(约342约423)《佛国记》中说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一带居于大地中央,称之为“中国”。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艾儒略(1582-1649)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士人的中央意识。如瞿式耜《职方外纪小言》云:“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清人魏源(1794-1857)接触到更翔实的世界地理知识认识到列邦皆有自己的中国”观。《海国图志》卷74有云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天主教则以如德亚为中国,而回教以天方国为中国。近代学人皮嘉佑《醒世歌》一文道:“若把地球来参详,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这都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当然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1873-1929)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应当扬弃“中国者天下之中也”的妄见但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他们指出,以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乏其例。而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1903年4月《湖北学生界》所载《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一文所言“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这已经成为国民共识。如果说,“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国名交替使用那么,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今人当在全面观照“中国的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使用“中国”一词。“中国文化史”正是在作为历史范畴的“中国”这一逐步扩展的空间得以生发演绎的。参考文献][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中国煤化工贵任编辑:邓建华CNMHGD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6第3页汪康年(汪哪先生遗文第13页:“吾国古来自称中国对于四夷言之也…盖名称之源于古者或不免有所错误而承袭既久安能革之即西人之各种名称似此者多臭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于理,岂有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