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军 | 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及中国战略选择

当前，经济与政治联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判断，党的二十大报告已进行了清晰的阐释，提供了理解问题的两个角度。一是从世界视角看待国际形势，其包含着一对矛盾，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历史潮流与和平发展安全治理四大赤字并存。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对矛盾促使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二是从中国视角审视当前形势，同样也包含一对矛盾，即中国新的战略机遇与世界新的动荡变革并存。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基于上述形势的论述，我们能够明晰中国的战略机遇在于“变”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在变，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同样在变。因此，需要我们把握机会，主动在“变”中创造更多机遇。

目前，国际政治经济也发生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对中长期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个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演进的多样化。对于国际经济力量的描述通常使用“东升西降”进行描述，也就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力量在上升，那么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力量在下降。当前这个趋势依然成立，如图1所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自2000年开始始终高于发达经济体。

图1   发展中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力量变化趋势

然而，在总体趋势之外，国际经济力量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动。首先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图2能够更为直观地佐证这一经济现实。其次是“东升西降”内部也具有结构性变化。如果将中国和印度两大经济体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中剔除，那么自2011年开始，其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并且预计未来也会进入一个平台期。而从发达国家视角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表现要明显好于其他的发达经济体，从美国占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比重来看，其不仅超过了历史最高的水平，而且未来将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图2：前三大经济体变动趋势

图3：东升西降的内部结构分析

第二个是国际生产与交换的“数字化”。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和世界经济论坛统计，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信息和数字领域是技术突破最多的领域之一，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将给世界带来颠覆性影响。在军事方面体现为人工智能武器化。狭义上，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国防军事领域，从而增强武器的操作性、智能性与精准度；广义上，国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在国家间互动中进行不正当竞争，从而主导国际秩序。此外，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数字经济和贸易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数字技术，其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如果掌控了数字技术，就有可能实现对于产业链的全面控制，从而催生新的全球中心-边缘结构。

第三个是全球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的“低碳化”。当今气候变化形势严峻，全球重大自然灾害频发将成未来世界常态。2017年，来自184个国家的 1.5 万余科学家联合向全人类发出警告称，地球正进入 540 万年来的第六次物种灭绝期，在21世纪末前很多物种都可能走向灭绝。今年我们也见证了有数据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年。因此气候变化不仅直接威胁人类健康，还对人类生活、生产方式带来深远影响，低碳经济发展将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而根据世界银行《国别气候与发展报告》显示，各国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平均成本约为GDP的1.4%，但低收入国家的成本超过GDP的5%。并且，发展中国家没有机会再像发达国家那样，先以高碳密集型方式发展再进行清理和脱碳，需要探索一条发达国家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对各国都会带来深刻影响。

第四个是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的“显性化”。世纪疫情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带来的冲击是不平衡的，加大了彼此之间的不平等。瑞士信贷研究院《全球财富报告》（2021）显示2020年财富超过100万美元的成年人5600万人，占全球的1.1%；其总共拥有的财富为191.6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为45.8%。同期，财富少于1万美元的成年人口为28.79亿人，占全球比例为55.0%；其总共拥有的财富为5.5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为1.3%。不平等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衍生出更多政治社会问题，促使政治极化现象日趋严重。从2021年1月美国的国会骚乱就可以看出端倪。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

第五个是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化”。曾几何时，我们都认为传统安全威胁与我们渐行渐远，研究也更倾向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然而当前的事实说明不仅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而且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更加地凸显，各种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界线更加模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且不断扩展其中的安全类型。细化至经济领域，全球经济的安全化使得过去的利益原则、市场原则、效率原则转变为安全优先。供应链产业链也要强调其安全与韧性。在此背景下，我们观察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去风险”政策，包括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投资安全审查、经济制裁、“中国+1”等内容，都体现了经济与安全的系统联动。

最后一个就是国际经济体系的“再全球化”。所谓的再全球化，是指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保障的全球规则因大国博弈升级而面临改革和重塑，全球资源将面临重新配置，全球分工体系将面临系统性重组。多边层面需要机构改革与规则重塑，例如WTO应加快现代化改革，解决争端解决机构停摆、经贸谈判的功能弱化和监督效率低下等问题，IMF和世界银行也需要对份额与投票权进行改革。区域层面由全球化引领的区域主义（Globalization-led regionalism）转向区域主义驱动的全球化（Regionalism-driven globalization）。单边层面，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领域存在全球规则缺失的现象，部分国家就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发挥国际效用，产生规则外溢效应。

结合当前复杂背景，中国发展面临着长期问题与短期挑战叠加的现实状况。一方面长期问题短期化。技术、环境、人口等长期慢变量的负面效应进入集中凸显期。另一方面是短期挑战长期化。新冠疫情的“疤痕效应”、外部政策风险、地缘热点问题升级与传统安全回归等短期冲击都带来了深远影响。

因此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就是要思考在面临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应该如何发展。具体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外生动力转向内生动力。既要积极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也要发挥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主体作用；既要推进外部技术转移，又要加强自主技术创新。中国本身就是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环境的演进方向越来越取决于我国自身的选择和行动，中国变得更有能力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影响塑造国际秩序、推进国际制度变革以及掌控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二是从高度的依赖南北合作转向大力挖掘南南合作潜力。既要把握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机遇，更要防范发达国家的风险外溢和转嫁危机；既要正视新兴市场的经济竞争，更要加强新兴市场经济政策协调、充分利用新兴市场经济的互补性、充分发挥新兴市场经济的协同效应。

最后落脚在新发展格局，就是中国要承担发动机的功能，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个大局，形成良性的国内大循环。而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国内大循环就是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际层面目前我们有两个重要抓手：一个是“一带一路”倡议，将开启新的黄金十年；另一个就是金砖国家不断扩容，在被唱衰中不断前进。

本文为2023年12月16日横琴智慧金融论坛（2023年第四季度）徐秀军嘉宾的发言，整理时有少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