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造”与“改造社会”

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社会改造”与“改造社会”刘集林[提要]“社会改連”为五四前后(198-1921)出现的新词汇。尽管五四前后的“社会改造论众说紛纭,但将眼光从政治、个人层面转向社会、集体层面,注重自下而上的缓进方式,以劳工平民为改造对象,致力于社会事业,建设人道、互助的新社会,则是当时知识界的主流共识。随着20年代初主义政治的兴起,“社会改造”一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专称。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已威常用词汇,但词又宽泛,范围缩小,主流倾向已演变为自上而下的“改造杜会在40年代后期又威为政府“社会政策”的代称,已与早期的含义相去甚远[关键词]社会改逢改造社会杜会改苇社会政[中图分类号]K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x(2012)04-0140-10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五四前后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社会改造”的时代,到1920年时,国人纷纷撰文,认为社会改造的声浪“日高一日”:“夫社会改造之声浪,在今日新思潮中,已占全体十之七八。”“改造社会的呼声,日高一日”。在五四前后的数百种新老刊物中,几乎无不涉及到社会改造的话题,不少刊物还明确宣示刊物的宗旨就是“社会改造”。“社会改造逐渐成为知识界及社会各界的一个常用词汇。但到底何谓“社会改造”?却并不容易回答。实际上,五四时期国内各阶层、各群体众口一词谈论的“社会改造”,可谓五花八门乃至相互对立。在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的词义及运用也有明显的变化。考察1949年以前“社会改造”词的由来及词义演变,可从一个侧面体现现代中国社会思想变迁的重要方向。杜社会改造”与“改造社会”的由来社会改造”由“社会”与“改造”二词合成,这二词虽然我国古已有之,但就其所蕴的现代意义而言,均为晚清自日本输入的外来词。“社会”(sciy)一词自戊戌前后传入中国,1904年后在国内已“高度普及”,到五四前几年更是成了“最时髦的口头禅”。2用词的普及使不中国煤化工设“社会的重要性。不少青年学子也开始认真反思近代西方传eyHCNMH”的批评思考如何培育国人的群体意识和社会性观念。1917年,中华大学学生恽代英指出,“救国不可不恃社会事业,为社会事业不可不恃社会性。”④198年底湖南衡阳学子创刊的《端风》杂志在发刊词中强调:“夫积人而成社会,积社会而成国家,积国家而成天下,……是杜会者,乃握家国天下太平之枢纽者也。”可见,在五四前,“社会”与建设“社会”开始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而社会改造思想最终在五四前后兴起,正如有的论者所言:“与国家思想的衰落相交替。这一转折,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尽管“社会”一词在1904年后在知识界高度普及,但清末民初主导国人思想的还是民族国家话语,至少在新文化运动前可谓“国家”压倒“个人”与“社会”。新文化运动初期,张扬个性,突出个人,“社会”亦难彰显。一战的结束,使国人开始群体性反思国家主义观。在时人看来,一战的胜利乃是主张民主主义、平民主义的英、法战胜主张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德、奥,因此,一战予人的启示便是个性主义、社会主义取代国家主义。如傅斯年在1919年指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是“人人以‘社会为家”,应该“以世界的社会趋势做榜样去改造我们固有的社会。”1920年,君左指出,一战的胜利乃是法国的社会思想战胜德国的国家思想,“总而言之,前此之思想——十九世纪的思想,为国家本位的思想,为权力本位之思想,而后此之思想二十世纪的思想,乃社会本位的思想。”群体性思想上的转向很快转变为实践上的社会行动,全国性的自下而上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更使国人意识到社会、民众的重要性,五四及五四以来中国的群众运动便成为中国社会改造的契机。五四时期的国人话语,正如王汎森所言,“‘社会’取代了‘人生’成为了新的主流论述“改造”、“改良”均为晚清时期源于日本的翻译西书的外来词,其英文对应词均为reom“改造”一词虽自日本传来,但我国古已有之,是一种“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即现代汉语中源自古汉语的“汉语”词语。不过,显然不同的是,五四以来的“社会改造”一词中的“改造”,并非rorm,而是 Reconstruction, reform多译为“改良”或“改革"。将“社会”与“改造”合组成“社会改造”一词,也应是日本人的发明,五四前后由国人开始引进。日本的“社会改造”一词,主要来自对战后欧美各国改造思想与运动的引介。“改造”是战后欧美“各交战国国民异口同音的呼声”。如上述,世界的潮流在战后已从利己转向利他、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故战后欧美各国的改造思想多从个人、国家的层面转向社会的层面,亦即“改造”的主潮为“社会改造”。早在1919年3月,《东方杂志》就刊登了一篇节译自日本《外交时报》、介绍英国战后工党政策的《英国劳动党与社会改造》一文,指出:“劳动党之政纲,实为战后之社会改造案( Social Reconstruction)"。1919年5月,《法政学报》也刊登了篇介绍英、德战后社会改造思想与潮流的日译稿。“在英语对应词方面,论者的用法大多数与英国哲学家英罗素一样,用 Social Reconstruction。在国内社会改造的热浪中,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迅速引起国人的关注,至少从1919年起就有不少报刊开始翻译或介绍此书“,读罗著、谈罗著遂成时鹭。在罗素来华前,时人就认为国内主社会改造的三种人中,其中一种便是因偶读罗著或仪闻其名,因赶时髦而大唱社会改造论。与“社会改造”相应的词为“改造社会”,此词在五四前即偶有出现,强调发展个性以改变杜会的重要性。二词尽管从语法上看,一为主谓结构,一为动宾结构,但到五四后,在时人的论述中基本不做区分,为同一名词,且往往在实际用诃中国煤化工率还略高于“社会改造”。在不少论述中,“社会改造”与“社会改CNMH别。二、早期“社会改造”的含义要给“社会改造”下一明确定义,涉及对社会的理解、社会改造的理念、主体、内容、方式等诸多方面。当时欧美思想界也立说各异,国内言论界因探讨各方的角色多样,思想来源复杂,在五四后如日中天的“社会改造”思潮中,“社会改造”的定义自然更是众说纷纭。先说对国外“杜会改造”的理解,如前引《英国劳动党与社会改造》一文中的“社会改造”,实际是工党保障劳动者在生产分配方面的福利政策。在另一篇介绍西方战后“社会改造潮流的文章中,作者则将战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与英国工党重视劳动阶级的经济自治主张视为战后“社会改造”二潮流。作者尤其欣赏英国的社会改造,认为其由政治上的自治扩充转向为经济上的自治,组合运动与职工自治制度的兴起,“较诸德国尤具特色”。1920年初,郑振铎指出社会改造运动“大约可分为下列两大类:甲、是温和的新村运动。乙、是直接的社会革命。”御郑还依次简略地介绍了新村运动、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改造思想。1920年9月,一日本人所著的《社会改造之八大思想家)中译本出版,依次介绍了马克思、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罗素、易卜生等西方八位持激进或和平改造手段的思想家。而在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中,“社会改造”则是指一种政治哲学,主要是从心理的角度,将人类的冲动分为占有的和创造的,其中“国家、战争和财产是占有冲动在政治上的主要的体现;教育、婚姻和宗教应该体现创造的冲动”,罗素主张“创造性的解放应该成为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改革的原则”上述对国外“社会改造”思想或思潮的介绍说明,当时引进的“社会改造”包罗万象。改造手段既包括温和型,也包括激烈型;改造的主体或是政府,或是社会团体、个人;改造的内容或是个人人格,或是婚姻家庭,或是社会经济自治、杜会互助、经济平等。而且,在上述社会改造思想中,无人具体定义“社会改造”。国内较早对“社会改造”做较明确界定的,似为曹任远于199年底发表的《社会问题之面面观》一文:“把新观念实现,替换旧有的习惯制度,这就是社会改造。”“改造社会,一方面是改良(人与人的关系),一方面就是改良(人)。”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念又分为三种:“(一家庭生活的观念。(二)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的观念。(三)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的观念。”显然,这样的定义也还是较为笼统、抽象的,但也明确显示,其社会改造观范围较广,包括个人与社会两大层面。正因西方的“社会改造”包罗万象,因此,在五四后国人的“社会改造”讨论热中,各人所谈的“社会改造”的具体内容亦丰富多样。大致说来,婚姻家庭、女子解放、个人改造、平民教育、劳工问题、农村改造、组织建设、风俗变革、国民心理、宗教问题等就成为五四前后尤其是五四后二、三年间(1918-1921)“社会改造”热中的主要话题。在用词上,尽管在当时诸多著名刊物中,“社会改造”或“改造社会”的使用频次并不高,可以说远远低于“民主共和”、“家庭”、“解放”、“社会主义”、“宗教”等词汇°,但这并不意味着时人对“社会改造”的讨论并不热心,而是因为“社会改造”是由上述具体内容构成,故对具体内容的探讨远远高于泛泛空谈“社会改造”。尽管在五四前后的“社会改造”热中,时人的“杜会改造”论丰富多样,但综观时人探讨,亦可见此时国人的“杜会改造”观还是有一些主流共识中国煤化工首先,“社会改造”强调个人、国家之外的“社会YHCNMHG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国家主义转向社会改造,从文化运动转向社会运动。或者说,知识精英在政治、社会、文化失序的后科举时代,群体性地将民族振兴的目光从国家转向了社会,个人转向了群体。前述对“社会”一词由来的考察即说明这一点。其次,在对“社会”层面的关注中,现代组织建设成为社会改造的一个核心问题,如傅斯年就从组织的角度指出中国只有“群众”而无“社会”,因此,社会改造关键是“造有组织的社会”。°杨适夷在《学艺》上连载长文《社会改造论》,英文题为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即“社会组织的变革”,文章主旨便是如何“改造”“社会组织”。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杨亦曾、杨端六、戴季陶、梁启超等社会各界新旧人物,均曾从不同的角度专门论述组织在社会改造中的重要作用及组织建设的具体途径。再次,改造的手段主要为自下而上的渐进改良,改造的对象系以劳工为主体的大多数平民改造的基本领域为教育与实业。五四前后时人对“社会”虽无确切统一的学理界定,但基本范围还是有共识的,即在“劳工神圣”时代中以劳工为主体的大多数平民。如杨铨在强调社会改造当先于高于政治时,也指出“吾所谓社会自以有职业之士农工商为限”。《<浙江新潮>发刊词》指出:“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在于农工劳动的。”在1921年后的主义时代兴起前,社会改造各方的理念大致如《新社会》发刊词所言:“我们的改造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做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研究的等。大多如傅斯年一样,“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都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在改造手段上,受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进化论、实验主义的“一点一滴的社会改造论、日本新村实验等因素的影响,均主张取温和的、改良的、和平的变革手段。如《湘江评论》创刊时就主张改革手段为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作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所以在政治与社会之间,五四前后的社会改造思想多如“少年中国学会的早期宗旨那样:“他的范围永远限于“社会的活动’,决不会谈政治。既然群体性地意识到社会自身建设的重要,则改造的方向自然在多数平民知识水平的提升,社会意识的增强,与经济生活环境的改善,即从事各类务实的教育与实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曾就会员终身志业做了个调查,在62位调查者中,有近50人终身欲从事的事业为教育与实业,尤其是教育(包括师范、农工、平民、社会教育等),这是五四前后颇有代表性的社会改造的趋向。最后,社会改造思想贯穿着人道、平等、互助的精神与社会责任意识,这也是国人认同以社会为本位的世界潮流的必然体现,是国人基于理论思考与事实观察的理性选择。如《浙江新潮》的旨趣就是“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在思想资源上,平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各种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劳动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民主主义、罗素的“创造性的冲动”关怀等即代表着世界潮流的社会本位观,无不体现平等、合作与互助的精神。在现实观察中,国人认为一战协约国的胜利并非表面上的军事胜利,关键是思想观念的胜利:“概而论之,则此次战争,确为互助、协力、公理、自由,战胜专制、独断、恶魔及侵略政策与夫政治的野心。”世界进化的潮流是“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从利己主义到利他主义。”正因如此,不少刊物还直接冠名为《平民》、《人道》、《互助》等,梁启超、张东荪、李大钊、毛泽东、郑振铎、傅斯年等五四前后的各方社会改造思想精英无不反复致意改造中应有的平等与互助精神。如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煤化工谓真正的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各国YHCNMHG论理的运动、43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这说明,五四前后,国人的进化观已从生物进化论群体性地转到互助进化论的路径上来了。中国知识界在输入、引进西方“社会改造”思想的过程中,也依据自身的特点,大致形成了自身特色的“社会改造”的主导倾向,即:重视社会力量的培养,注重社会组织建设,以劳农为主要对象,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致力于教育、实业等社会事业,建造一个互助人道平等的新社会。但在1920年代初期,面对混乱的国内政局,上述温和、缓进的改造方式显然在实践层面一时难以落实,而当时的讨论者又多为青年学生或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所固有的激情、急切的心理待征,使得“社会改造”一词的定位在20年代初的主义政治兴起后很快转向。社会改造”与“杜会改良”的对立从字面上看,“社会改造”与“社会改良”的含义并不一致。“改造”可理解为改动再造有顛覆现状重起高楼意味,“改良”则有在现状基础上推陈出新、逐步革新之义。简言之,就是革命与改良的区别。在早期输入的西方“杜会改造”思想以及国人谈论的“社会改造”中,其含义较为宽泛,包括激进改造与和平改造两方面。但随着国内社会改造实践的艰难及工读互助团等改造实验的失败,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激进改造社会的思想越来越吸引改革社会心情极为迫切的青年群体,“整体改造”、“根本改造”、“快快改造”的呼声日高,“‘社会改造’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中国社会改造是何等紧急的一件事情?”而“在这样不合理想的环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甚么理想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要改造须全部改造”,是共产主义革命手段的“快快的改造”就是以武力革命颠覆体制的根本改造与社会重建。因此,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社会改造”一词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武力革命的特定指称,“改造”遂与“革命”同义。1920年夏、秋之际,湖南新民学会在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问题上形成对立两派,一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一派以肖旭东等为代表,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革命,“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后一改良途径正是1920年罗素在长沙讲演的基本观点,但在当时主持学会会务的毛泽东看来,罗素这种温和改良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而蔡和森的革命论才是真正的改造正途。192年新年长沙会员就此展开讨论,结果与会十九人中,绝大多数主张革命。可见青年群体中的激进、主义风向已甚浓厚。就在这次讨论中,“改造”与“改良”已成截然对立词汇,毛泽东明确指出,当时国内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等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毛的这一界定,显然成为会员们的共识。这一“改造”即革命的定义也逐渐成为共产党人的普遍认同。如施存统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思想时提出,社会思想的三派分别为:“一是主张社会改造的思想,例如马克思所主张的;二是主张社会改良的思想例如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三是乌托邦派的思想,例如柏拉图所主张的。”“从早期社会改造学说的输入来看,马克思的学说确为社会改造说的一部分,不过,在早期“社会改造”热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如今,马克思主义者却将早期那种主要致力社会事业的社会改造,天经地义地变成了政治改造与政治革命的代名词中国煤化工思想日趋激进,是主义政治压倒社会事业的一个明显标志。CNMHG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新界定,似乎也引起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警觉,并相应地改变了自己的用词。最明显的例子是王光祈。王本是初期宣传“社会改造”思想、发起工读互助团的主要人物,但在共产主义者将“社会改造”一词据为己有时,便似乎有意识避免使用“社会改造”词,以与共产主义者保持必要的距离。192年王光祈发表《“社会的政治改革”与“社会的社会改革”》一文,区分了两种改造路径:“社会的政治改革”与“杜会的社会改革”。前者为“以社会势力促进政治”,后者系“以社会自力促进社会”,政党、政客应重视前者,我辈“则须从事后者”。在他看来,民族国家衰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无过于社会腐败”,所以改革的秩序应该依次为社会—内政——外交,从社会本身来看,只有国民生活的根本改善才是内政外交的基础,故“‘社会的社会改革’当先於‘政治的社会改革’,至少‘政治的社会改革者’与‘社会的社会改革者’亦须同时并行……而万不能将‘社会的社会改革’以之置於缓图也。”从学理上看,王光祈的上述论述至今引人深思。但这里要指出的是,王文始终用“社会改革”而不是“社会改造”一词,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当时“社会改造”一词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含义已有不小的市场。四、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的泛化与转向尽管在20年代后期,因主义政治已成主流话语,“社会改造”思潮悄然谢幕,但经过“社会改造”思潮的洗礼,国人终究对社会层面、社会事业有了更多的了解与关注。30年代初位教会人士尚声称:“故改造社会之言,适应现代潮流,迎合大众心理”。°“杜会改造”已成国人常用词汇,知识界在文艺、宗教、科学、教育、哲学等各领域的论述中,也常以“社会改造为题。反倒是曾将“社会改造”视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30~40年代,在“不断革命”的趋新观念与行动中,似乎无人再提“社会改造”一词了在后五四时期,从职业群体来看,比较明显的是一批社会学家较为关注“社会改造”问题但关注对象、社会改造的定义却明显有别。如1925年陈达在清华大学做“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长篇讲演,以数月旅行考察所得,具体讨论了“劳动与工业的关系”、“家庭问题”、“社会思想变迁”等三个问题,但并未提及“社会改造”的含义,其所谈“社会改遣”实际是论述有限的现实社会问题的变迁及寻求合理的发展方向,未涉及谁来改造、改造的具体手段等重要问题。有的社会学家侧重从社会学学理的角度谈论“社会改造”。如胡鉴民认同孔德的社会学乃实证科学”的精神,提出要用科学方法来改造社会,尤其要重视用社会科学来进行社会改造似乎“社会改造”就是用科学方法进行物质与精神建设。应成一也曾就劳动服务的理念探讨社会改造,认为基于契约的资本主义与基于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劳动价值观都有问题,是社会不安的根源,“惟有以劳动服务之说代替流行之劳动价值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本文在1935年出版的那部颇为权威与流行的《社会学原理》中,也简略地提到了“社会改造”,在他看来,杜会改造只是属于杜会改组( Social Organization)的一部分,“全部或部分的放弃原有的旧规则或旧制度,而创造新规则或新制度。此后者的作用,通常称为社会改造( Social Reconstruction)。”社会改造有两种情况:“有的根据旧有规则或制度而加以改革,有的是完全推翻旧有规则或制度,而另造新规则或新制度的”,他还举例说,前者如汉初屯田制,后者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即是。显然,孙本文这里的“社会改造”均强调的是体中国煤化工王光祈等强调“以社会自力促进社会”的观念已截然异途。YHCNMHG145五四后延续王光祈等人社会改造思想观念并付诸实施的,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那场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时人与当事人眼中,这自然是典型的社会改造事业。乡建派核心人物之的梁漱溟曾将“社会改造”定义为“社会秩序推翻与新建”,而将当时的时代定位为“社会改造的过渡时代”,即现时代为“社会改造期”。在梁那里,改造所指的秩序的新建,是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和平建设,其改造重点为“一般人之风气习惯,社会间之组织关系”。“社会改造即为从中国自身社会特征出发,着眼于一般社会的、着重于成人的,通过乡约重建等手段以重建中国新文化的乡村建设运动。可见,梁的“社会改造”基本定义和内容与早期“社会改造”论的主要含义并无实质性区别,不过其关注的乡土性与自主性则是“社会改造”观念的新发展。在时人眼中,梁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社会改造”的代名词,不过,这并不为体制内知识分子所接受。如政治学家张佛泉就极力反对梁漱溟自下而上乡村建设的基本立场,主张在过渡时期,“有目的的改革社会,其力量必须是由上而下的”。事实上,孙本文、张佛泉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说,也为不少地方官员所认同,成为他们力行政治社会改革的重要口号。如张治中在抗战期间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即提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的施政口号,力行其进行民众动员、政治动员、文化动员的“进行改造社会的革命的方略”,即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社会革命。在实施其知识分子、新青年与农民结合的民训运动时,更宣称“这一次发动民众运动的真意义,不仅是抗日自卫,而且是对于旧社会旧农村的一个改革的运动,一个革命的运动,也可以讲这个运动就是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此外,在30年代,还有文章以“杜会改造”为题,探讨社会改造与法律冲突问题、宗教信仰、苏俄社会主义等问题。但大多不出自上而下的改造观念显而易见,与五四时期大量学生群体探讨的“社会改造”不同,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国人探讨的“社会改造”,发言者基本都是各类在职知识分子与实际从事社会事业者,为体制内各类知识分子。从词义上看,“社会改造”一词含义似乎不言自明,基本指各种社会问题的改革与改良,并无早期共产主义者所特指的社会武力革命或根本改造的含义。但很少有人做具体学理探讨,故实际“社会改造”一词的使用笼统、宽泛。除乡村建设运动外,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政府一致,多注重“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这与早期的“自下而上”的主流共识根本有别此外,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绝大多数文章以“社会改造”为标题,正文却无一“社会改造词,偶尔也仅用“社会改革”等词。这似乎表明,“社会改造”一词已为社会所注重与认可,泛指社会上的各项改革与改良措施。用词的泛化使得更多的讨论者或读者不再关注五四前后关于此词的特定含义,“社会改造”一词的范围实际已经大大缩小。40年代初,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不少知识分子又开始关注社会改造或战后社会改造、社会建设问题。194年《社会建设》创刊,“社会建设”遂取代“社会改造”成为流行词汇,但战后的建国、改造依然是知识界较热门的话题,“经济改造”、“政治改造”、“道德改造”、“教育改造”等层面的“改造”讨论较为热闹,“社会改造”也时有探讨。1945年11月《东方杂志》就刊载了《从生命本质的直观中谈战后社会改造》一文,作者认为战后社会的改造“应无异议”,并从社会学的角度,从理论上提出战后社会应用“交通”( communication)的原则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破除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偏颇,达到整个文化的“和谐”与调适”。440年代后期,各报刊上始终不乏以“社会改中国煤化工与30年代样,多泛泛而谈,“社会改造”中的“社会”并无确指yHaCNMHG于《社会月刊》上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改造》一文。作者吴开先系政府社会部人员,该文替行政院社会部及各省市社会处、社会局立言,指出抗战胜利排除了改造社会的障碍,今后的任务为建国,而建国即是改造社会”,其方法为“用和平的社会政策”,而“社会政策”应当是“(一)生产是以养民为目的,(二)劳资合作”,希望大家合力研究社会政策的具体办法。显然,在这里,“改造社会”已是政府的专利,改造者主体已由五四时期的民间转为国家政府,改造途径由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力改造正式变成自上而下的他力改造,改造内容从社会生活、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缩小为注重劳资协调的社会经济政策。“社会改造”一词原有的以民间的、社会的力量从事社会层面的各项改造与建设,体现自由、人道、互助精神的基本含义已完全转向。而在40年代后期经济困窘、内战激烈、社会混乱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改造”的实践基本无从谈起,“社会改造词逐渐日益淡出言论视线。从用词上来看,30年代以来论及“社会改造”时,与五四前后一样,标题与正文中交替出现“社会改造”与“改造社会”二词,似乎在作者那里并无区别。细细考究,实际用词的内涵已有所偏向。从字面上看,“社会改造”为主动结构,即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体自身的改造重建,这正是五四前后“社会改造”思潮的主导倾向。而“改造社会”为动宾结构,以谁为主体来改造社会却并不清楚,五四前后,以社会为主体似乎不言而喻,所以,“社会改造”、“改造社会”二词同义。而30年代以来,统一的国民政府大力开展政治经济建设,在上述张佛泉、张治中、孙本文、吴开先等各体制内的人土那里,以政府为主体来改造社会,即自上而下的进行实施社会政策或社会建设,也似乎天经地义。故用词最后偏向“改造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众所周知,国家——单位一个人的组织模式,实际上取消了“社会”的生存空间,社会自体的“社会改造”更无人谈及。从宏观层面谈改造主要是指50年代由政府控制的,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公私合营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即由政府来改造社会”。三大改造完成后,宏观层面的“改造词基本消失。“改造”一词转入微观、个体层面,大致已成无产阶级对各非无产阶级、落后分子乃至敌对分子实施专政、促其重新做人的重要手段,故“思想改造”、“劳动改造”一直是改革开放前的常用词汇。这与五四前后“杜会改造”的含义实已风马牛不相及。总的来看,五四前后“社会改造”思想的出现与流行,体现了知识界把握时代大势,建设现代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将眼光从以往国家转向社会,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这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视角转变。尽管当时国人输入、介绍的“社会改造”思想内容宽泛,“社会改造”一词亦无清晰、明确的定义,但在早期(1918-1921)极为热烈而丰富的讨论中,“社会改造”或“改造社会”一词的主导倾向还是较为明确的,即:采取自下而上、一点一滴的改造的方式,关注大众,切实推动教育、婚姻家庭、劳工、组织、乡村等社会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最终建成一个自由、平等、人道、互助的新社会。但随着20年代初主义政治的崛起,知识界关注的重心逐渐从社会又回到政治,西方“社会改造”思想中激进革命的一面影响日强,以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度将“社会改造”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代名词。经过五四前后“社会改造”思潮的洗礼后,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已成知识界与社会各界的习见词汇,倒是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不使用“社会改造”一词了。在30-40年代,“社会改造”一词一方面得到公众的认同,另方面词义却越来越宽泛模糊,与五四早期的热烈讨论中国煤化工日面而语。而随着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建设的进一步推进,政府以自上YHCNMHG,除乡村建设派以外,体制内知识分子探讨“社会改造”,基本都取自上而下“改造社会”说,最后明确将“社会改造”视为“社会政策”,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初期“社会改造”思想中,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改造社会的一个主流倾向,而初期“社会改造”思想中重视社会自体的建设,强调人道、互助的精神,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亦很少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以“单位”代替“社会”,“改造”逐成贬义词汇,曾经热闹一时、内涵丰富并一度成为常用词汇的“社会改造”逐渐被人遗忘。重新梳理“社会改造”一词的生命历程,它留给我们的似乎不应该是简单的历史记忆,而应成为我们今日思考如何重建“社会”、建设“社会”的必要起点。也就是说,社会建设固然需要自上而下,但还必须自下而上,挖掘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双轨并进,方为妥善。而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初期“社会改造”思想的平等、互助的基本精神似乎更不容忽视。①君左:《社会改造与新思潮》,北京:《改造》,第3造论》,标题所附英译便是 The Reform of Social Organ卷第1号;谭鸣谦(谭平山):《我之改遠农村的主aion张》,上海:《政衡》,第1卷第2号。③3谢六逸译:《欧美各国的改造问题》,北京:《新中②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一中囚现代重要囚),第2卷第2号。政治术语的形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⑧君实:(莢国劳动党与社会改),上海:《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③陶履恭:《社会》,北京:《新青年》,第3喜第2⑤⑩9微译(展报):(社会改造及其运动之二溯流号北京:《渎政学报》,第11期。④恽代英:《恽代荚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⑥如1919年上半年,北京《晨报》就陆续刊载《社1984年,第26、33页会改造原理》的译文,1919年12出版的〈新中国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下),北京:三联第1卷8号亦有陈霆锐等节译《社会改造原理),书店,1979年,第474页。1920年初的《解放与改造》第2卷2号即有社会学者⑥王奇生:(荜命与反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俞颂华对《社会改造原理》的读后感,1920年,该书版社,2010年,第47页。中译本面世(余家菊译,晨报社版)。⑦②欧阳哲生主编:《博斯年全集〉(1),长沙:湖南⑩如在《新青年》第2卷第4期的“青山孔昭铭教育出版社,203年,第346、354、349页。致独秀,附陈独秀复信”中,孔昭铭致函陈独秀称:⑧③君左:《社会改造与新思潮》,北京:《改遭》,“因确信‘ Reform Society'’为我人处世立身之方针",第3卷幕1号。陈复信则称:“永示督以介紹西方学说,改造社会。⑨杨亦曾:《群众运动与中国之社会改造),上海:此本志唯一之宗旨。……非诚心坚守足下所云个《新群》,第1喜第3号人与社会宣战主义’则自身方为社会所同化,决无改①王汎森:《“主义”与“学问”;1920年代中国思想遭社会之望。”界的分裂》,见许纪窳主鳊:(启蒙的遺产与反思),回郑振铎:〈現代的社会改遭运动),北京:《新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0页。会》,第目号。⑩参熊月之:《西学东漸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北四[英]柏特兰·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张师竹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l1年,第545頁;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原序"。另可禾:(跨语际实践》(修订译本),宋伟杰等译,北京:瘳见《社会改造原理〉(罗素在沪之讲演),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88、395、415页。《教育公报》,第7年第12期②当然也有辍个别将rom译为“改造”的,如上海②曹中国煤化工:《新群》),第学艺》第1暮第4号刊登“适夷”的长文《社会改1喜朝HCNMHG的从“社会改造”用词的频率来看,据《新青年》电学会文献汇螨》,第139~140页。子检索版统计,在1529篇文章中,“社会改逵”一词的详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文献出现于39篇文章中共85处,其中10多处为罗素的汇编》,第135、139、141页。〈社会改逵原理》;“改造社会”一词劂出现于45篇文Φ施存統:〈社会思想史〉(节选),特见黄美真等编章中达9处。检索《少年中国),“社会改逢”一词《上海大史料》,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出现于599篇文章中的21篇共35处,而“改造社会”359页。另旱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杨明斋于1928则出现于30篇共胡9处。这与《新青年》中的“科1929年出版《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下,北平学”1907次,“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研究社版)一书,从书名上即可见其“社会改造”专465次,“社会主义”2249次,“劳工”579次,“社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会”l112处,“解放”6〗9次,“改造”657处,“家毬王光祈:《“杜会的政治改革”与“社会的社会改”725次,“婚姻”301处、“宗教”1063次形成鲜革”》,北京:(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啁对比③朱者赤:《公教与社会改造》,上海:(圣教杂志四孟真(傅斯年):《青年的两件事业),北京:《晨第21惠第4期。报》,1920年7月3日。陈达;《中国社会改问题》,北京:《清华周刊》,匈关于五四时期时人关于组织建设的挥讨,可参拙文第11次增刊《造社会与社会改遭》,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0◎胡鉴民:《科学与社会改造》,南京:《大陆杂志》,年第6期。第1卷第2期⑧杨铨:《社会自敕与中国政治之前途》,上海:(东的应成一:《劳动服务与社会改造》,南京:《教与方杂志》,第21卷1号。学》,创刊号。《五四时期期刊介绍》(2·下),北京:三联书店,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上海:廁务印书馆,1979年,第587-588页。1935年,第503页。⑨《<新社会>发刊词》,北京:《新社会),第1期。⑩(梁漱溟全集》(5),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丈稿》,长1992年,第397-401页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张佛泉:《从立宪谈到社会改遮》,北京:《独立评⑩《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北京:人民出版杜,论》,101号年,第404页60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上),北京;文史资⑨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北京:三联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相关“改社会”的论书店,1979年。据第420-435页之“少年中国学会逑还可見该书第153、163-165、187、190-191页会员终身志业调查最”純计而成程懋珪:《从生命本质的直現中谈战后社会改逸》⑧颂华:〈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从利已主义到利上海:(东方杂志》,第4第21期。他主义》,北京:《解放与改》,第1卷冪4号。忌曹乘国等:《农村教育与社会改造》,兰州:《西北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躺注:《李大钊全集》(3),北农报),冪2卷第2期;丁十;《民主化的社会改造》,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35页上海:(世界月刊》,1948年第6期;吴子亮:(社会⑥《恽代英文集》(上),第329页;新凯:《今日中改逵与心理改造》,南京:《青云杂志),1947年国社会究竟怎样的改造?),北京:《新青年》,96期。期就⑧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編:《新民学会文献汇作者简介:刘集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湖南人民出版社,19~年,第15、86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天津30001Q主张革命手段的为15人,主张改良途径者仅2人,中国煤化工子先另弃权2人。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CNMHG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