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意义

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麋万里等:“传统中国研究”笔谈人民生活在适合于他们生存的环境之中,统治者不要无端干扰他们的生活。“治大国若烹小鲜”,是其基本方针。老子也讲德治,但是他所讲的“德”是“道”即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不是“仁义”之类的伦理规范。他的以德治国,是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治理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生活在一个最适合的环境之中,如同鱼生活在江湖之中。在这种社会里,因为不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所以,人们毋须“相响以湿,相濡以沫”。老子构想的“小国寡民蓝图,正是他的以德冶国的理想境界,而不是回到结绳记事蒙昧时代的复辟倒退。二是当“泉涸”这样的生存危机不幸降临时,人们应该积极应对,创造条件,改变“泉涸”现状:或积聚力量,冲向江湖,可能还有一线生机。“相以湿,相濡以沫”,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行为,不值得提倡。实际上也于事无补,没有一线生机。老子用“不若”两字,表达了对这两种应世态度的基本看法。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选择哪一种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官方文化,有其偶然性。一旦选定,便决定了以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中国封建社会历时数千年,决定于当年以“仁义”为主导的文化选择。“仁义”在社会稳定方面功不可没,同时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如何对多元的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定位和重新选择,是现代中国的当务之急。2千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仁义”应该退居二线:而被儒家、新儒家以及当代新儒家一味贬低、歪曲、边缘化的老庄哲学,应该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来。老子的先于天地而生的道”,他的“命不可变,时不可止”的辩证思想,他的相忘于江溯的积极进取精神,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源头,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理论中来。“传统中国”的意义程兆奇关镳调:传;西化;中国邋路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2-0070-03作者简介:程兆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員(上海200235)反省百年史学,是讨论“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旨趣时大家共认的题中应有之义(罗义俊先生所拟“中心”网站“寄语”将“反思百年史学”列为首项并非信手举例)。我们说的反省或反思,不是笼统的批评和简单的否定,百年来的史学在断代专门的各个方面都有或大或小不可抹杀的成绩,这点无庸置疑;我们有所质辩,只是因为百年史学有如国运,多经曲折,实际的成绩可谓未尽人意。最近严寿澂先生有一篇文章,专论近代知识人文化自信心的丧失,其中说到“百年来中国学术的葛藤”,认为“一是视世界历史的发展为一元,二是以近世西方的价值为准绳”,确是的论。钱宾四先生曾对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尽弃自家藏深为感慨:“把①有人曾批评为文用“我们”,说:既然文章是个人署名,而非YHa中国煤化表述。此处特用“我们”,是因为所谈世纪史学“立意”太高,虽然可权作门外到太大;另一方面文章出自已手,当然还是要“文责自负”。CNMHG②严寿激;《近世中国学术通变论丛》,(台北)“国立编译馆”2003年版,第11页。70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虞万里等:“传统中国研究”笔谈我们中国旧的以往历史一刀横切,腰斩了,下面一切从头做起,其实是从头模仿人家。这总是在我们历史文化的生命上一个莫大的病痛。我们本是一个5000年历史文化绵长的大国,现在则是一个不到百年的新国。”“钱先生所说也是所有真正心存“祖国”两字的人的“病痛不必否认,不同文明有其相似之处,但终究说来还是所同不胜其所异。所以我们特以“传统中国”为名,是为了表示西潮袭来前的中国,是与西方经验不同的历史文化型态,而非以西方尺度可以衡量的低级“历史阶段”。这里所谓“非”,既是指西方一隅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乃至徐疾非如自然界有“规律”可循,用“科学”方法可以实测。工业革命后,科学的力量无远弗届,使人产生一种无所不能的自大幻觉以为理性可以发现人类社会“来龙”的铁则,也可以“计划”人类社会“去脉”的走向。这学说(亦可日思想、“主义”)对中国百年史学,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史学曾发生绝大的影响,不仅中国历史是西方前近代历史阶段已成定论,而且一时间上穷碧落,下索黄泉探素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封建专制、科学精神、启蒙思想、唯物主义、市民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等风靡一时,其中的具体研究固非全无可称,但总体上终不脱穿凿比附之嫌。近20年这一学说已然退潮,但流风余韵仍在。人类社会并非按照无可抗拒的“规律”运行,已为20世纪,尤其是晚近历史所证明,这点无须赘言;“规律”说本身在理论上的困难也早已为研究者指出。余英时先生充分肯定规律说“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一个深刻的观察",但同时指出:根据现代哲学家的分析,生产方式和所谓“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仍然有欠明确,远不能与科学上严格意义的規律相提并论。如果每一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如哲学、艺术、宗教等是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么一种生产方式最多只能决定一种哲学种艺术、一种宗教。然而事实上每一时代都有多种哲学、艺术、宗教。究竟其中某一种哲学、艺术、宗教才算是典型的呢?其余非典型的又是被什么物质基础决定的呢?所谓“决定”,作为函数关系来说,又有什么确切的义呢这些问题正如余先生所说“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澄清”°。也许有人会以为多样的“上层建筑”是因为每一时代的“生产方式”并不单一,只要寻绎出对应的联系,自可见潜运默行的“规律”。这种想法的一厢情愿不在于技术上的难度,技术上纵然复杂,借助种种“科学”手段终可解决或趋向解决。这种想法的问题是将“人事”混同于“自然”。所谓“行有未至,可加功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这种想法即在于“路头”之“差”,“愈骛”反而“愈远”。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绝非如物质世界的演化,比如化学反应,可以呼卢成卢,喝雉成雉。如果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观念先行,“传统中国”不是西方“黑暗的中世纪”(已有研究表明以往对中世纪也有妖魔化的一面),封建制和再早的奴隶制的东方版可谓甚明。因此,对我们来说,“传统中国”,既是时空范围,更是含有价值认同的表述。这与狭隘、排外了不相干。对待西方学说—不论是主流还是近几十年大行其道的偏锋一的认识和态度,陈寅恪①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年版,第25页。②曩时国庆,见媒体每称“祖国成立五十年如何如何,不能自已,撰文说:如此说法“实在令人惊诧。五十年前汉民族为首的许多民族生息繁衍的这块土地不是祖国么?悲夫!数典忘祖竞至于此!““我想,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心目中的祖国永远只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那个的祖国中国煤廿机的文明,也经历过无数的磨难,近世以来更是迭遭强暴,但即使她的形体已被某化二的心中,决非‘五十年’之辈所能抹煞(《编余闲谈》,《百年》,东京,1999年1CNMHG③④《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传统与史学》,(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9-10页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麋万里等:“传统中国研究”笔淡先生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名言深得我心,在此再次引用,以作为这篇短文的煞尾。寅老说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中国小农经济的传统与现实程念祺关镳词:中国小农经济;低授入一低产出;结构变迁中分类号:F129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2-0072-02作者简介:程念祺,上海社会科季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235在中国历史的各项制度中,小农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至少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了。这种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低投入一低产出虽然,就一般意义而言,小农经济的低投入是由它的低产出决定的。但是,决定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低投人的主要因素,却在于国家(或地主)对小农的剥削过重。换言之,所谓低投入主要是人为的。众所周知,传统农业社会对于农业的投入,主要就是劳动力的投入。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农民必须吃饱饭才有力气种地。农业税高达50%,小农要想吃饱,就不得不寻求粮食替代品。据《管子·禁藏》估计,此类粮食替代品,约略相当于小农粮食收入的2/3。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对此类粮食替代品的生产都很重视,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以保证小农再生产的进行。此外,小农还要从事纺织原料和成品的生产。《管子·禁藏》上说,这是小农生活的旁入奇利”。但是,除去小农自用和“布帛之征”,这个“旁人奇利”并没有多少剩余总之,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在国家(或地主)的高额剥削下,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经济,只不过是劳动工具而已。其结果,就是小农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投入,用尽可能少的土地,并且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工具,来进行农业生产;而小农以大量的粮食替代品来维持生存,实际上也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的投入。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因这种低投入一低产出模式而得到强化:一方面它有利于人口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小农核心家庭的再生产。中国之所以自古就形成为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此。从秦汉到明清,成百万、上千万乃至几千万甚至近亿的小农户,由于高额的剥削,他们实际的市场购买力几乎逼近于零。然而,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是商人“乘时射利的受害者。这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工商人口微乎V中国煤化工对于近代以CNMHG①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参见拙作《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史林》2004年第3期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