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行业海外投资分析

“走出去”战略提出的背景，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和由此对中国造成的巨大冲击。1999年1月，石油价跌落至每桶10美元的12年来的新低，10月份又突破了30美元/桶的9年来的新高。2000年年中，国际石油价格又居高不下，突破了35美元/桶。1993年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后，由于缺乏应对国际市场变化的手段，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量价齐升”的问题非常严重。1999年1至2月，国际油价最低谷时期，中国进口原油297.9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0%；1999年2月国际油价开始大幅回升，中国原油进口量也开始回升，当月进口原油433.2万吨，是2月的2.6倍。但在此期间，石油的供需之间实货层面的对比关系实质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有关专家认为，国际石油市场剧烈波动，是国际大资本操纵的结果，由于中国是最大的新增石油买家，此举很大程度是针对中国而为。这样，石油安全问题逐受到了中国中央高层的极大关注。

一、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发展现状的评价

1993年中国步入石油净进口国行列，党中央决策层明确提出“走出去”开发海外石油资源的战略，这一年3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标泰国邦亚区块项目，首次获得海外油田开采权益，同年10月又获得秘鲁得塔拉拉油田第七区块的石油开采服务作业权，由此拉开了中国石油进军海外市场的帷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海外石油投资的最大项目是对苏丹南部油田的开发。1995年苏丹总统巴希尔访华与江泽民总书记会见时，提出希望中国公司到苏丹勘探开发石油，江总书记当即表示支持，并指示中石油对苏丹的投资环境和石油地质情况进行研究。1995年9月中石油首先在苏丹穆格德盆地6区块油田开发项目中标，1997年进一步获得穆格莱德盆地1/2/4区块的石油开发权，以后又获得了3号区块和7号区块油田的部分股权。经过6年的努力，中石油在苏丹建起了1400万吨/年的原油生产能力，修建了长1506公里的输油管道，建成了一家250万吨/年原油加工厂和若干个加油站，逐步形成了一个集生产、精炼、运输、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的石油工业产业链，成为中国海外石油开发的重要基地。

与此同时，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油气开发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继1993年中石油获得秘鲁得拉拉油田第七区块石油开采权之后，1995年又获得该油田第六区块的石油开采权。1997年7月中国在委内瑞拉获得了马拉开波湖油区英特甘博区块和委内瑞拉油区卡拉高莱斯油田的石油开采作业权，随后又参与了厄瓜多尔等国的油气开发项目。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海外石油投资开始向中亚地区挺进。1997年5月中石油全资子公司在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油田的竞标中获胜，与哈政府签订了购买阿克纠宾油气公司60%股份的协议，同年8月又取得了对乌津油田的石油开采权益。经过多年的运作，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不仅原油产量以每年100万吨的速度增长（估计2005年将达到1000万吨），还取得了对滨里海舅地东缘中区的勘探许可证，并计划在当地建立一个200万吨/年的原油加工厂。2003年中哈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共同修建一条连接两国的石油管道（年输油能力2000万吨），该管道的建设不仅可以解决阿克纠宾油田等油田的出口运输问题，它对于中国进一步开发中亚地区石油资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入21世纪，除中石油外，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也都加入了海外石油开发的行列。2002年中海油斥资12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块石油天然气田，每年可获得约550万吨份额油。同一年内，中石化也与德国普鲁士格公司签订了也门S2区块勘探开发权益转让的协议，取得37.5%的石油开采权，并在阿尔及利亚中标了一个老油田的开发改造项目。2003年中石化与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达成共同开发Pirshagi油田的协议，根据协议，中石化将在未来五年使该油田产量增长一倍，并增加4口钻井。

到2002年底，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共在境外参与油气开发项目近30个，累计投资超过50亿美元，海外原油作业达到2000万吨/年，天然气达到13亿立方米/年。

从近十年中国海外石油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海外石油开发业务正在逐步由小到大、由点到面，越来越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不仅境外投资的区域不断扩大，作业量正不断增长，境外合作的形式也在不断提高。

早期的海外石油开发主要以合作开采、产量分成的形式与资源国合作，这些油田大多规模小、构造复杂、原油产量也比较少，中石油在秘鲁、委内瑞拉的石油开发都属于这一类的项目。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企业更多地采取参股或收购的方式获取海外石油资源，如收购阿克纠宾油田的部分股权、购买印尼五大油田的部分开采权等，原油开采的数量和收益都比以前有较大幅度提高。近年来，海外并购更加成为中国石油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中国公司不断收购海外石油资产（包括油田、气田）在国际石油资源竞争的中越来越显示出积极主动的姿态。

从境外石油开发的区域来看，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以中东—北非、中亚—俄罗斯及南美为中心的三大战略区域。在北非主要以苏丹为中心，逐步向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周边国家幅射；中东以伊朗、也门为基地逐步地向卡塔尔、科威特、沙特等国扩展；中亚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为基点，向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阿塞拜疆等周边国家渗透：南美以秘鲁、委内瑞拉为出发点，向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扩展。

从境外石油开发的实际效果来看，虽然目前每年从海外获得的份额油数量还不够多，经济效益也很一般，但它却日益显示出迅速增长的势头。特别是近年，中国海外原油作业量平均每年增长50%以上，海外天然气作业量也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中石油在苏丹的油田开发项目已经可以看出明显的成效，2001年该项目全部收回投资，目前每年可以获得近4亿美元的收入。中海油在马六甲油田的投资，也仅用3年的时间就收回了投资。

实际上，海外石油投资不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主动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尝试，它更是中国实施多元化战略、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稳定的重要途径。由于近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不断增加，进口来源相对集中（50%来自中东），石油进口的风险越来越大。美伊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更加感受到这种压力，也更意识到建立海外石油生产基地的重要性。无论从产业的发展，还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海外石油投资都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二、中国海外石油投资所遇到的困境

十年来，中国的海外油气开发事业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一进程并不一帆风顺。由于中国海外石油投资起步较晚、缺少经验，而且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与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存在很大差距，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和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过各种困境、挫折，也有过惨痛的经验教训。

1.资金不足

油气勘探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一口探井动辄数万美元或数百万美元，尤其在境外勘探，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根本无法承担探井作业中的风险。而中国石油企业普遍实力较弱、缺乏资金，2001年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营业收入为2389亿元，中石化股份公司为3043亿元，中海油股份公司为208亿元，三家公司合并也仍然不足埃克森美孚的1/3。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发的油田规模一般都不太大，即使像苏丹这样比较成规模的油田，也是由多方共同投资，因而获得的份额油和收益也比较少。同时，由于缺少资金，融资渠道狭窄，企业在承包海外石油工程贷款及开具保函等方面存在困难，有时不得不放弃一些很好的项目。

2.成本过高

由于中国海外石油投资起步较晚，那些法律体系相对健全、投资比较有保障的海外油气资源，经过数十年来的国际争夺之后，大多已经落入跨国石油巨头手中。在先期已被国际石油巨头抢占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进入这一领域自然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近年来，中国企业为了中标海外石油项目，普遍报价偏高，个别企业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投标，似乎一旦中标就意味着一切都成功了，但当他们履行完若干合同后，才发现经过激烈价格竞争到手的项目利润实在太少，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石油集团收购哈萨克斯坦油田的案例。1997年中石油出资35亿美元，购买哈萨克斯坦某石油公司的部分原油储量，并计划建设一条长3000公里的输油管线，直通中国西部。公司中标以后，才发现项目投入资金太大，而依靠开采当地原油的收入，根本无法弥补巨额的支出，最后终因成本过高而被迫搁浅，使企业蒙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3.机制不灵活

自1998年两大石油集团重组以来，中国石油企业已进行了多次的内部深化改革，包括减员增效、股份公司上市等等，但其经营管理机制仍不能适应国际石油市场的竞争形势。海外石油企业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自主经营权，企业不能因时、因地根据自身的情况灵活地做出决策，而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又大多官僚作风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同时，由于重组后石油企业产权不明、责任不清，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员工的积极性也没有很好地调动起来，工作效率也受到影响。

4.人才短缺

人力资源是国际竞争的第一资源，而目前中国石油行业的人才队伍整体素质较低，大多数人知识面相对窄小，技能比较单一，懂技术的不懂英语，会英语的又不懂技术。由于中国员工外语太差，有的项目执行途中被迫强行停止，有的项目干脆要求换人。如ZPEB在沙特的钻井项目，因不能用英语正常交流，不得不从菲律宾等处高薪聘请人员。目前中国缺少一批懂专业技术、又有经济头脑和管理经验的、与跨国经营相匹配的高素质的人才。这已成为中国企业难以拓展海外工作的重要障碍。

三、机遇与挑战

如前所述，美伊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着进一步加大海外石油投资的紧迫局面，而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于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1.机遇主要表现在：

第一，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产油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与国之间壁垒逐渐削弱，海外投资环境越来越宽松。

第二，9.11事件以后，虽然局部地区仍有动荡，但国际局势总体形势趋于缓和，在今后较长的时间内，国际社会争取和平环境的愿望仍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广大的石油资源国一直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它成为我们开展海外石油合作的政治优势。

第四，一些重要地区的石油资源国对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欢迎中国前往投资，为中国海外石油开发提供了可能性。

2.挑战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际资源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中亚、里海、俄罗斯等油气富有的地区，一直是西方大国争夺的热点。9.11事件以后，美国的海外油气开发重点也逐步扩大到这一地区，进一步加剧了大国在该地区的争夺。这些都不利于中国从中亚、俄罗斯地区引进油气资源。

第二，美国始终在能源上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对中国在海外的发展必然采取多种方式遏制。日本也把中国看作亚洲地区对其威胁最大的国家，在油气开发领域与中国展开激烈的争夺。

第三，基于对今后中国对国外油气资源的需求将不断扩大的了解，其它大国也正在加紧购买中国周边油气资源的股权，或加强对本国油气资源的控制。

第四，国际恐怖主义依然存在，油气田、油气管道、油船、炼油厂、油库等油气设施仍会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虽然它们袭击的重点是美国及其追随者，但也会对中国的石油安全造成影响。

四、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海外石油投资虽然已经走过十年的历程，但它也只是刚刚开始，面对21世纪中国国内能源短缺的事实和中国在国际环境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当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对策，进一步扩大对海外石油资源的开发。

1.现行体制尚需理顺。境外勘探开发环境复杂，争夺日趋激烈，国外大石油公司千方百计挤压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的发展空间，加之中国利用境外油气资源起步较晚，尚缺乏国家专项法规指导，形式较为单一，未能形成合力。中国石油消费市场巨大，受现行体制影响，经贸、军贸、境外油气勘探开发互动、互促的协调机制尚未形成；越来越大的石油进口规模没能作为市场换资源的筹码充分发挥作用；国内有关部门对利用境外油气资源工作的管理、协调机制尚需理顺等。

2.对外能源合作尚需系统的外交政策指导。世界主要消费国政府为确保油气稳定供应，均将石油作为其外交工作的重点。目前，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国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围绕油气展开的外交活动日益频繁。但在微观和操作层面上，由于中国缺乏系统的能源外交政策指导，故对资源国油气情报的收集、分析尚不深入；对资源国与油气有关的主要社会力量的了解、接触尚不充分；对中国石油公司在海外当地活动的指导、协调和服务尚不到位；对动用外交资源的支持机制尚未形成等。所以，尽快制定以油气为核心的能源外交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

3.扶持政策尚不完善。现行项目审批办法不能很好地满足境外勘探开发项目招标的时效要求。如项目限额过低、审查内容过宽、环节过多；外汇管理与投资决策管理关系不顺；投资政策、税收政策未充分体现国家对境外油气勘探开发的支持等。从近年来的实践看，中国目前迫切需要尽快出台一个明确的扶持境外油气勘探开发活动的管理办法。

4.石油企业的境外投资活动尚需政府政策性资金支持。石油工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勘探资金沉没的风险较大。国际大石油公司年均勘探开发投资都在50亿美元以上，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石油企业十多年来海外勘探开发累计投入不超过30亿美元，与国际大石油公司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从加快资源的占有和项目的获得角度看，加强对境外油气勘探开发活动的政策性资金扶持是十分必要的。

5.勘探开发技术尚需更新和发展。中国国内石油储藏特征主要为陆相沉积，而境外主要是海相沉积。在技术、手段和装备上，中国石油企业目前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境外石油勘探开发的需要，在管理、标准和规范等方面，中国石油企业还存在与国际惯例最大程度接轨的问题。

6.复合人才缺乏，尚需系统培养。由于利用境外油气资源尚处初始阶段，中国石油企业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把握、国际投资策略、当地法律和跨国经营运作等仍较生疏。由于人才等原因，中国石油企业在石油贸易和境外项目运作过程中，常出现信息滞后、反应迟缓等情况。人才缺乏，是影响中国更好地利用境外油气资源的一个极端重要问题。因此，中国石油企业必须加快熟悉技术、经济、商务、法律和管理等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7.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困难应有清醒认识。实施“走出去”战略应有长期打算，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作为国际石油市场的一个新兴进入者，中国石油企业在境外获取勘探开发项目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政治、经济、外交、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挑战，在国际跨国石油公司的夹击下获得大项目、好项目的难度很大。中国利用境外油气资源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应以合作带动境外油气资源利用，积极稳健推进，积小胜为大胜，切忌急功近利。中国石油企业和政府主管部门对境外油气勘探开发的艰巨性、长期性应有清醒的认识。

8.要处理好石油工业“走出去”与国家“走出去”整体战略的关系。应通过依托油气走出去，促进其他行业产品、技术、设备、劳务等走出去；应积极鼓励国际资本参与中国勘探开发，支持资源国和国际跨国石油公司带资源到中国进行油气合作；应妥善利用境外油气资源与其他能源协调发展的关系、处理好“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通过扩大引进来，实现加速走出去。

9.实施进入方式多样化策略。应以贸易促合作，利用国内石油公司与世界主要产油国、跨国石油公司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进入产油国和开展与国际跨国石油公司的合作牵线搭桥。

应以市场换资源，积极推进中东产油国带资源来中国设立大型炼油项目；应鼓励中国石油公司参股引进LNG的上游资源开发。利用境外油气资源，应坚持互惠、互利原则，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与目标地区和国家形成互补交换关系。中东国家关注的是资源安全，中国的市场资源有助于在中东国家获得勘探开发项目，与之形成市场与资源的交换关系。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关注的首先是通道安全，中国油气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潜力对其极具吸引力。俄罗斯工业基础雄厚，尤其是军工技术先进，具有资本和产品输出的强烈愿望，中国可通过大型油气管道建设和其他大型建设项目、大型采购项目与之构筑经贸与资源的交换关系。非洲国家关注的是振兴本国石油工业的资金安全，中国可以与之形成投资与资源的交换关系。

10.实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策略。中国石油企业已初具规模，但是国际化程度较低，需加快发展国际化经营业务。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应通过持续利用境外油气资源活动做强做大，建设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大型跨国能源企业。打造石油企业航空母舰，中国四大石油公司应成为利用境外油气资源的主力军；利用境外油气资源应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不断提高获取境外油气资源的竞争能力，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股权多元化的公司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国际化经营，加快从国内企业向国际石油跨国公司的转变；从事境外油气资源利用的企业，打破部门界限，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做到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有机统一和结合。

五、中国石油工业“走出去”的政府保障措施

1.实施国家一体化战略，做好政府服务工作。国家制定利用境外油气资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策略和方针，提出实施目标、重点政策和措施；建立利用境外油气资源的统计制度和方法；在完善和发挥境外协调机制应有作用的基础上，积极制定利用境外能源资源的国家管理条例，对国家有关企业开展的境外能源资源的勘探开发行为进行规范。

2.建立和完善简洁、快速、高效的审批制度，包括投标、立项、外资管理、外事手续等，做好投资项目管理，提高决策工作效率。协调机制项目管理主要集中在三方面：投资许可决策；对无序竞争的判断和处理，对如何动用国家资源（包括政治、外交及其他经济手段）支持项目进行评估。

（1）根据协调机制的协调结果，对项目投资予以许可，并针对境外石油收购或投标项目时效性强的特点，根据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精神，为境外石油投资项目建立一站式快速审批通道。

（2）在境外油气开发项目中，根据拟定的国家利用境外油气资源的战略规划，确定重点投资地区，本着国内外一盘棋、上下游一体化的原则，集中力量，对境外油气资源开发统一部署。

（3）政府主管部门要强化服务职能，协调发挥外交（包括驻外使领馆）、情报部门等各方面的综合优势，协助企业作好投资决策。同时，统筹考虑国家资源的使用，以发挥国家综合优势。

3.健全政府信息服务体系，建立信息网和专家咨询制度，全面收集和分析中国利用境外油气资源战略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情况，跟踪油气市场变化，建立简报制度，定期和不定期召集形势分析会和发表对外政策白皮书，及时向国务院提出报告和建议。国家主管部门设立信息收集处理中心，及时掌握并向各企业反馈情况，加强内部信息沟通，减少各企业重复性前期工作投入，为建设企业间联络对话机制打下良好基础。

4.国家能源主管部门要组织制定具体监管办法，并组织有关情报部门，对世界经济、政治、能源生产和消费等重大事件进行深入追踪，对主要能源生产和消费国政策进行系统研究，并从中长期发展趋势对世界经济、政治、能源生产和消费等问题提出分析，提高应对短期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5.应坚持在确保国家整体利益下的相辅相成、互补互利原则。要以强调合作为主线，淡化中国石油企业利用境外油气资源的政治色彩，适时调整对外宣传口径，努力形成“少说多做”、“只做不说”的对外形象。在做法上，应形式多样，注重实效；要先易后难，逐步发展；要韬光养晦，不图虚名。对于恶意阻挠、破坏中国企业在境外石油投资的少数外国公司，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在开放国内市场等方面采取必要的制裁措施，为今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源开发工作减少阻力。

6.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石油集团、石化集团、中海油总公司和中化集团等企业和单位组成境外石油投资协同小组。协调小组负责定期或不定期的信息报告和沟通。在逐步完善协调小组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探讨设立专项协会、企业间联络对话机制等其他形式，以形成综合的境外石油投资协调管理制度。

六、外交政策

1.积极稳妥地开展能源外交。对中国拟进入的重点国家，外交部门和驻外机构应重点关注该国石油领域，跟踪政府有关动向，掌握重点人物情况，提出操作途径意见等；对参与利用境外油气资源的中国企业进行指导；利用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和驻外使领馆等常设机构，为中国在世界主要资源国争取利益创造条件，与美国、英国等大国进行各种方式的合作，争取中国的最大利益；在重点国家使馆商务处设立专职商务官员，负责收集油气相关政策变化，人事动态信息，定期提出分析报告，调整对外宣传策略，做好外交服务和舆论配合工作。

2.加强宏观管理，发挥整体对外竞争优势。

（1）使领馆有责任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协调企业利益，促使中国石油企业在境外相互协作，加强自律与沟通，一致对外。

（2）根据国务院领导关于“在国内要搞好协调”的指示，应在境外石油投资管理协调机制下加强政府协调和企业间的沟通，防止无序竞争。政府主管部门应为企业营造合作与对话的平台。涉及此类项目协调，应由主管部门负责，其他部门配合，统筹决策。

（3）加强外交高层互访，利用与部分资源国的友好关系，加紧进入当地市场。应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外交、情报等部门，驻外机构及企业、专家学者和媒体、中介机构的作用，建立通畅的信息体系，进行综合利用。

3.加强双、多边国际合作。加强与石油资源国签订政府间在石油领域开展合作的协定，通过政府间合作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为中国石油企业利用境外油气资源创造机会、提供帮助，以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开展对外工作，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和执业资格互认协定；运用国际性法律和当地的法规，维护中国企业的权益。避免歧视性待遇，充分利用已建立的双、多边关系，如上海合作组织投资与发展论坛，中美，中俄、中哈、中印尼、中伊朗、中委等能源合作机制，进一步深化相互关系，积极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大力推进东北亚能源合作大框架能源问题进行积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