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国别、路径及策略选择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在最初的二十年间发展比较缓慢。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形成和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使得中国与非洲从政府到民间都进一步增强了深化投资合作的意愿，加之非洲国家经济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效，政治稳定性逐渐增强，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增速日趋放缓的今天，非洲的投资前景引起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尽管如此，对非洲大陆的投资仍将长期面临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对非投资必然要更加谨慎地选择投资国别、进入模式、企业应对投资风险与国际竞争的策略，以及政府鼓励企业投资非洲的政策措施，以保障中非投资合作健康、长远地发展。
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65.1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9%。截至200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179.1亿美元，其中在非洲地区的投资存量为15.7亿美元，仅占到3.8%，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2007年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理事会年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致辞中指出，“加强中非合作，要创新合作思路，提高合作水平，实现互利共赢”。作为中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也要继续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目标。为此，有必要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进行战略性规划，明确非洲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科学选择投资的国别、进入路径、企业和政府的微观和宏观投资策略，力争在促进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长远发展的同时，也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发展目标，摆脱贫困落后的现状。
一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
莫塞斯·意凯拉（Moses M.Ikiara，2003）将2000～2003年各研究人员及国际机构对非洲FDI决定因素的调查结果综合起来并得出结论：具有国内市场容量大、经济增长率高、投资回报率高、贸易开放程度高、进入地区市场的潜力大、政治经济形势预期良好等特点的非洲国家具有广阔的投资前景。[1]具体来说，可以优先选择经济发展、商业环境和全球竞争力位居非洲前列的国家。
类型一：非洲经济发展的引擎国家
非洲开发银行发展研究部在2007年非洲开发银行集团年会上提出“清醒四国（SANE）”概念，代表南非、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埃及4个非洲国家，并将其称为非洲发展的引擎。SANE由南非（South Africa）、阿尔及利亚（Algeria）、尼日利亚（Nigeria）、埃及（Egypt）4个国家英文名字的首写字母组成。
南非是非洲经济最发达、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国内有4760万人口，市场容量大。南非的法律体系透明度和稳定性好、效率高，基础设施完善，腐败和恐怖主义对企业造成的成本低，金融市场比较成熟。埃及、阿尔及利亚也是非洲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全国总人口分别为7600万和3390万，市场容量大。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有1.46亿人，国内市场容量很大，但其国内对石油工业依赖性较强，工业多样性较差。近两年，因为尼日尔三角洲的社会骚乱导致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从2005年的7.2%下降到2006年的5.6%和2007年的3.2%。[2]2008年以后，尼日利亚社会动荡趋于平稳，石油产量随之增加，经济增长也将趋于稳定，预计2008～2010年实际GDP增长率将达到6.6%。[3]
在资源储备方面，南非是非洲最大的矿产资源国，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也都很大。这四个国家分别位于非洲北部、西部和南部地区，对周边国家的经济辐射能力强，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通畅；政治局势都比较稳定；对外资都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外国投资对当地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都很明显。
类型二：非洲商业环境较好的国家
在世界银行《2008年全球商业环境》报告中，毛里求斯名列全球第27位，是非洲商业环境最好的国家，其次是南非（第35位）、纳米比亚（第43位）、博茨瓦纳（第51位）和肯尼亚（第72位）[4]。毛里求斯是联系欧、亚、非、大洋洲之间的海空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内的旅游业、金融业非常发达，是一个国际商务中心。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是矿产储量丰富的资源型国家。肯尼亚是东部非洲地区经济发达、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人口有3750万，国内市场容量较大。肯尼亚虽然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国内的腐败和恐怖主义对企业造成的成本较大，限制了大规模外资的流入。
毛里求斯、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三个国家的国内政局稳定，不存在种族和地区冲突，治安状况良好，是非洲大陆政治、安全风险较低的国家；并且法律体系、金融体系都比较健全，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对外国投资都采取促进和鼓励的政策。毛里求斯、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三国的人口不多，都在200万人左右，但人均收入较高，消费能力强。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毛里求斯和肯尼亚都是许多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成员国，可享有多种进入非洲区域组织成员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优惠政策，开拓国际市场的潜力很大。
类型三：非洲全球竞争力较强的国家
全球竞争力指数提供了对驱动生产力和竞争力都至关重要的那些因素的全面概括，并将其分为九个支柱，即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健康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市场效率、技术准备、企业成熟度、创新。世界经济论坛《2006～2007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对世界125个国家的2006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位于非洲国家前列的有：突尼斯（第30位）、南非（第45位）、毛里求斯（第55位）、埃及（第63位）、摩洛哥（第69位）、阿尔及利亚（第78位）、博茨瓦纳（第81位）、纳米比亚（第84位）、肯尼亚（第94位）和尼日利亚（第101位）[5]。
突尼斯国内法律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较高、透明度较好，基础设施较完备，金融体系较完善，腐败和恐怖主义对企业造成的成本不高，是非洲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突尼斯和摩洛哥均为北非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工业门类比较多样化的国家，人口分别为1030万和3120万，市场容量较大。突尼斯和摩洛哥两国的政局稳定，劳资关系较融洽，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鼓励的政策，外国投资对当地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明显，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也比较便利。
综合上述分析，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突尼斯、毛里求斯、摩洛哥、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肯尼亚是非洲投资环境较好的10个国家（见表1）。2007年，尼日利亚、埃及、南非是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为124.5亿美元、115.8亿美元和56.9亿美元。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三个北非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很大，分别为25.8亿美元、16.2亿美元和16.7亿美元，均是位居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前10名的国家。
表1 非洲十国的投资环境
续表
这10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有些国家宏观经济存在一些问题。突尼斯的负债率（即外债总额/GDP）远远超出了 20%～25%的国际警戒线，而且由于商品贸易逆差，经常项目出现赤字，但由于外汇储备比较充足，在未来出现外债偿付风险的概率有所降低。南非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而且经常项目的赤字较大。毛里求斯的负债率略高于国际警戒线，经常项目出现赤字，通货膨胀率也较高。肯尼亚和埃及的经济增长率较高，但是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9%以上。肯尼亚和摩洛哥的经常项目出现赤字。
除了宏观经济指标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外，这10个国家也都存在制约外国投资流入的诸多因素。对在这些国家投资的企业活动最受困扰的因素调查中，投资阿尔及利亚最受困扰的三大因素是：融资渠道不畅、低效率的政府机构、腐败。埃及、博茨瓦纳是融资渠道不畅、低效率的政府机构、缺乏受教育的劳动力；肯尼亚是腐败、不完善的基础设施、融资渠道不畅；毛里求斯是低效率的政府机构、限制性的劳动法规、融资渠道不畅；摩洛哥是融资渠道不畅、税率高、腐败；纳米比亚是缺乏受教育的劳动力、职业道德较差的劳动力、低效率的政府机构；南非是缺乏受教育的劳动力、限制性的劳动法规、犯罪与偷窃。[6]这也说明在非洲国家投资需要多方权衡，综合考虑当地市场的投资优势、劣势以及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发展趋向，最终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表2 2007年非洲十国的宏观经济指标
二 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批北欧学者（Carlson、Johanson、Vahlne等人）以企业行为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提出了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是“由易而难，逐步升级”的渐进发展过程。企业国际化的渐进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市场范围扩大的地理顺序，通常是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二是企业跨国经营方式的演变，最常见的类型是纯国内经营→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海外生产。
北欧学派用“市场知识”来解释企业国际化的渐进特征。市场知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的企业经营和技术，即客观知识，可以从教育过程、书本中学到；另一部分是关于具体市场的知识和经验，即经验知识，只能通过亲身的工作实践来积累。当企业经营者缺乏对市场的信息和了解时，减少风险的本能使其把海外市场投入降到最低点，由此而来的企业决策也处于试探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海外经营活动，企业家获得并积累了对该市场的认识和经验，海外经营活动增加了决策者的市场知识，从而推动企业把更多的资金投向海外市场。
在特定条件下，企业海外经营也会出现跳跃式发展。当企业拥有足够雄厚的资产时，其海外投资相对于其资产来说微不足道时，海外经营阶段的飞跃就可能出现。另外，在海外市场条件相近的情况下，企业在其他市场获得的经验也会使其跨过某些阶段而直接从事生产活动。[7]根据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应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渐次地进入非洲市场，具体来说应遵循以下路径：
首先，选择“先贸易后投资”模式。由于非洲的政治形势复杂，宏观经济存在不确定性，而且风俗习惯、人文特征都与中国相去甚远，投资非洲的风险相对较大。如果企业对投资非洲的前期市场调研不够深入和准确，就可能直接导致投资决策失败。例如，中国一家企业在1998年到有着“黄金海岸”之称的加纳投资，与当地一家企业共同投资1000多万美元开采金矿。但由于企业前期准备不足，缺乏流动资金，金矿试生产仅半年多就被迫停产。[8]为避免企业投资决策失误，可以考虑“先贸易，后投资”的方式，逐步进入非洲市场。这样既可以使企业有充分的时间熟悉当地的投资环境，还可以扩展企业出口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为将来投资设厂、就地生产销售打下基础。
其次，选择与当地企业合资、合作的模式。当中国企业对非洲市场的了解还不够深入，自身的竞争实力还不够强大时，可以选择与具有一定合作基础的当地企业联手开拓当地市场，以便有效地规避风险；还可以在当地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一同开拓市场，以便更快地进入生产经营轨道，减少投资风险。通过与当地企业建立合资、合作伙伴，中国企业可以获取其合作伙伴的关系网，顺利打开当地市场。例如，浙江哈杉集团曾在尼日利亚被扣留了一批半成品，由于该企业在当地与许多企业都有合作关系，通过联合尼日利亚国内20多家鞋业企业临时成立制鞋工业协会，就鞋类产品进口政策对尼日利亚政府进行联合游说，最终顺利解决了贸易摩擦。此外，非洲国家的工会力量很强，如果没有当地合作者帮助与之交涉，中资企业在非洲当地的劳资关系可能比较紧张。
最后，实行本地化经营的模式。当中国企业的资本、技术实力强大，海外经营管理经验丰富时，可以考虑实行“本地化经营”战略。本地化经营是企业跨国经营的最高层次，就是企业完全或尽可能地像非洲当地企业那样开展经营，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这就需要做到人才、管理、市场渠道的本地化，并且着重生产和提供针对当地消费者特殊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积极打造符合当地消费习惯的自主品牌。这一经营模式有利于增强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减少利益摩擦，既有助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成长壮大，又能够促进非洲当地经济的发展。目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非洲“本地化经营”方面很突出，公司在非洲的2500多名员工中，有60%为本地雇员，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同时还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埃及和突尼斯建立了本土培训中心。
三 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微观策略选择
（一）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层面
随着非洲国家市场开放程度加深，宏观商业环境改善，加之投资非洲国家的回报率很高，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将加大力度开拓非洲市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将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为此，中国企业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力求在竞争中取胜。所谓企业国际竞争力，是指企业在产品开发、生产、营销及售后服务诸方面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进行综合比较，所具有的竞争能力。美国学者加里·哈梅尔在1994年出版的《竞争大未来》一书中，提出获得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是企业拥有在某一领域的核心专长（core competencies），企业的核心专长是能够长期产生独特竞争优势的能力。具体来说，中国企业要在非洲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需要具备如下几个方面的核心专长：
其一，获取研究与开发的长久竞争优势。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曾指出，在所有改变竞争规则的因素中，技术变革是最显著的一种。企业的R&D（研究与开发）活动与竞争战略之间是一个双向的作用过程，一方面，当企业的竞争战略确定之后，要求相应的R&D职能；另一方面，R&D活动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又会成为企业制定竞争战略的依据，并依此形成以企业技术战略为主导的整体竞争战略。企业的R&D水平是其获得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因此，中国企业在未来应加大对产品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以获得长久的竞争优势。
其二，重视品牌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品牌具有溢价效应和规模效应，这是品牌战略产生效益的直接来源。溢价效应是指品牌商品的价格超过一般商品价格水平所产生的效益；规模效应是指通过品牌的规模经营和扩大市场销量所获取的经济效益。用品牌来扩大产品的影响力，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跨国公司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武器。一种品牌甚至可以直接代表某一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国际市场优势。中国企业应充分重视品牌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积极采取品牌竞争的策略，加大对创立名牌产品的投入，将品牌优势作为未来市场竞争中不可忽视的手段。
其三，积极开展国际市场营销。西方经济学者彼得·德鲁克认为，真正的营销应该是公司整体的努力，是从顾客观点出发的全方位事业。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兹等专家学者提出的整合营销理论认为，整合营销是对经营有利的品牌关系的一种交互作用过程，通过带领人们与企业共同学习来保持品牌沟通策略上的一致性，加强公司与顾客、其他关系利益人之间的积极对话，以及推动增进品牌信赖度的企业任务。[9]当前，开展国际市场营销已成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必由之路。为此，中国企业应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网络，加大宣传力度，扩大企业知名度，努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注意市场信息的收集和市场调研，正确为产品进行市场定位，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积极推进新型的营销方式；掌握现代营销手段，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经营观念和方式在国际市场营销中的作用。
（二）企业外部投资决策层面
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非洲投资市场时，要综合权衡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和投资目的国的资源、技术或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投资决策。因而从单个企业的投资决策来说，可以千差万别，但从广义上来说，企业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几点策略：
其一，投资决策前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实地考察。非洲有53个国家，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千差万别，中国企业在做出投资非洲的决策之前，有必要对当地的政治环境、宏观经济形势、商业环境、外资政策、市场需求和潜力、劳动力成本、购买力、资源优势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并进行实地考察和详细了解，真正掌握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选择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国家和项目进行投资。
其二，依托中非经贸合作区进行投资，有效利用优惠政策。在“走出去”开放战略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到境外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区，以带动更多的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形成集群效应。目前，中国政府批准在赞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埃及建立的经济贸易合作区项目已经启动。未来中国企业可以依托中非经贸合作区对非洲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这样既可以借助双方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扩大业务规模，还可以为非洲国家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和出口创汇收入、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达到“互利共赢”的效果。
其三，利用“中非发展基金”的资金支持，开拓非洲市场。中非发展基金由国家开发银行投资，总资金为50亿美元，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致力于非洲发展的基金。中非发展基金采取自主经营、市场运作、自担风险的方式，选聘专业化团队进行运作和管理，引导和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中非发展基金将重点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办的工业园区以及投资非洲的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领域。中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中非发展基金的资金支持，积极开拓非洲的投资市场。
其四，借助发达国家对非洲的贸易优惠政策，发展出口导向型加工企业。目前，发达国家对非洲的贸易优惠政策逐渐增多，如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frica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简称AGOA）放宽了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纺织品服装的市场准入条件，超过7000种商品在进入美国市场时享有零关税和无配额限制的优惠待遇。欧盟的“除武器外全部免税”对于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到欧盟的除武器以外的所有商品均免关税及配额。中国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些贸易优惠政策，在非洲发展出口导向型加工企业，更好地开拓发达国家市场。
四 中国政府推动企业对非洲投资的宏观策略选择
为推动企业对非洲投资的深入发展，中国政府应努力提供一个公平竞争和完善的市场体系，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在国内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其次要树立为企业服务的意识，加强对企业投资非洲的信息、咨询、风险防范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其一，加强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宏观规划与管理。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需要法律保护和支持，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海外投资法》等相关的法律，只有法律效力较低的部委规章和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内部规定，尚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这也导致我国政府对企业投资非洲缺乏统一的宏观协调管理机构，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布局，难免出现对非投资企业各自为政、盲目竞争、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为此中国政府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建立起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涉外法律体系，减少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制定统一的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管理体制和行业规范，并加强对在非洲投资的中资企业的监管，促进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顺利开展。
其二，建立企业对非洲投资的风险预警机制及保险体系。中国企业投资非洲面临较大的风险，主要为政治性风险、经营性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等。自然灾害风险无法评估，但是政治性风险和经营性风险可以通过建立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来有效地防范。海外投资风险预警就是对那些可能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和风险的时空范围和危害程度进行识别、预报以及提出防范或化解措施的前馈控制系统。通过建立海外投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排除的境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可以实现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跟踪、监控、报警并及时采取排警措施，从而大大降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10]中国对非洲投资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建立对非投资的风险预警机制的必要性。
其三，建立企业对非洲投资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首先，建立专门的对非洲投资促进机构，为企业提供有关对非洲投资的政策信息，并从事政府对非投资政策的制定工作。其次，为国内企业提供对非投资决策所需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建立专门的对非洲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做出投资评估报告，提供给投资者。再次，积极发挥中非民间商会的中介作用，完善对企业投资非洲的中介服务。建立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商会的行业自律机制，协调企业投资行为，避免盲目投资、无序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