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正加速迈向全球性强国。西方人通常基于军事层面描绘强国，而中国的强国含义则更为广泛，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环境领域的综合能力。历史上，英美霸权分别构造了以煤炭和石油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以及以英镑和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基于中国权力的特殊性，将未来30年有可能成为全球能源消费主要内容的天然气与人民币国际化关联起来是一种值得深入思考的强国发展方向。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描绘了中国面向2050年的发展蓝图。这一蓝图分成两步走，第一步是从2020年至2035年，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步是从2035年至2050年，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上战略目标的确立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一致的，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来看，第一步的落脚点主要是在国内，除了继续坚持国家层面的目标外，也充分考虑了个体的需求，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而且，与以往相比，新时代的战略目标还强调了生态环境与美丽中国这一点。第二步的主要目标是国际性的，即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这是“强国”的中国定义。
实现这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需要一些新的战略构想。按照十九大的总体部署，在经济上是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生态上是要建立美丽中国，包括推进绿色发展。二者的一个共同内容是通过致力于形成开放型经济，使资源、能源消耗达到人们的需求。从强国目标来看，这些分列于各个板块讨论的内容都可能发生复杂的相互影响。有些目标可能提前实现，并对其他行业的发展以及地区关系产生外溢效应。例如，先有国内目标美丽中国的建立，然后才能实现强国目标。从战略审慎的必要性来看，我们也要估计到中国进一步发展给全球体系造成的冲击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比如中国的能源革命对全球天然气格局的影响。中国的国际目标除了需要更为坚实的国内基础之外，也不能自动假设国内建设会自动转化为国际能力。因此，我们也有必要思考这些目标之间的先后顺序和可能发生的复杂的相互影响。
就未来30年中国的强国发展目标而言，能源革命与人民币国际化都属于强国的必要支柱，二者也是相互影响的。本文主要讨论了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征途中位居前列的国家的基本政经特征及其对外经贸关系，以及采用天然气这样一种大宗商品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广阔前景，特别是考虑到资源全球分布的地理属性，本文也深入研讨了人民币国际化和伊斯兰金融全球化的关系。
一 现代经济增长的两大特性——能源与货币
人们对货币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特别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到来而逐渐深化的。在农业时代，货币尽管也很重要，但作用并不那么明显。宋代中国曾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也被认为是最早的纸币使用者。中国宋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邓广铭曾从全球视角比较宋朝的发展程度，他从中得出一个重要论断：“不论从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发展的水平来说，当时的中国（以宋政权为代表）实际上全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从两宋与亚、欧、非诸州的海上贸易来说，从中国运出的，大都为瓷器、丝绸以至铜钱之类，亦即大多为手工业制造品，而从那些地区与国家交换来的，则多为香料、药材、象牙、玛瑙、车渠、苏木等物，亦即大多为从自然界采集而得者。”[1]由此可以推断，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并不是通过中国主导的货币实现的，而仍旧主要是易货贸易，宋代的货币未曾发挥现今我们熟悉的计价、结算和储藏等功能。根据相关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宋代中国矿产硬币的通货数量不够多，无法应付日益增多的经济交易的需求，往往闹“钱荒”。[2]因而，在农业经济时代，宋代中国就成为经济发展的顶峰，且没有办法突破这种限制。而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西欧社会之所以能突破这种农业经济的限制，主要是靠从海外获取矿产通货，支撑或者说刺激经济进一步升级。西欧向外征服，从美洲带回金银，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效应。对于当时欧洲的商人、政治家和学者而言，处理好外生货币所带来的冲击成为推动商业革命、税收改革和治国理政的必要课题。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迈入了现代经济增长时代。这个时代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经济持续增长，由此带来全球经济规模快速增大。这是与以往的农业时代很不同的现象。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统计，如表5-1所示，公元1年时，人类经济总量为1000多亿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公元1000年时，人类经济总量为1200多亿国际元。也就是说，在1000年的时间里，人类经济总量增长了不到15%，年均增速几乎为零。到1500年，这一规模扩大至约2500亿国际元，人类社会将经济总量翻一番花费了500年的时间。但在接下的发展历程中，人类经济总量再度实现翻一番的时间只用了不到300年。1820年，人类经济总量已经接近7000亿国际元。再过50年，人类经济总量已经增长至约11100亿国际元。进入20世纪后，人类继续行走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轨道上。人类经济总量到1900年时接近2万亿国际元，1950年则发展到5.3万多亿国际元。从1820年到1950年的130年里，人类经济总量增长了6倍多。自1820年以来的时代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但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西方世界实现的。西欧加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820年的22.4%增长至1950年的54.8%，而中印所占比重却从1820年的49.1%下降至1950年的8.8%，这是一次巨大的经济重心的转移。
表5-1 历史上主要经济体占比与世界经济规模（1990年国际元）
与西方世界大规模崛起相匹配的是能源结构的变化以及货币体系的改造。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认识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与煤炭密切相关。而世界其他地区比如中国尽管也消费煤炭，但由于煤炭距离工业生产基地较远，加上因人口众多而不易发展出效率替代型工业，因此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能源结构。从英国方面来说，其煤炭消费占比从1619年首次超过木材（木材和煤炭占比分别为24.4%和24.7%）到1971年被石油超过（煤炭和石油占比分别为42.8%和47.4%），煤炭的突出地位保持了350年。[3]就全球层面而言，石油占据主导地位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但这种量上的转变主要源于工业化世界的消费占比上升，而占人类人口绝对多数的亚非拉地区仍然生活在木材时代。在亚非拉地区，木材、煤炭这样的生物燃料占到1/3，而中国和印度则超过90%。[4]长期以来，在能源消费领域，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不言而喻。据统计，1992年时，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量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以76%的全球人口占比消费了全球能源的26%。以人均能源消费量来看，北方国家是南方国家的9倍。[5]
能源结构的改变与经济结构的改变是一脉相承的。使用木材的时代主要是农业社会，因而经济规律普遍是收益递减的，人们的收成取决于土地的数量和肥沃程度。但在迈入煤炭时代后，人们的收益与土地的多寡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紧密，由此开启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大规模聚集，经济交易日渐复杂，利用金融手段盈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等进入石油时代，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已难以理解工业化的程度和复杂性，在金融发展上更是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为此，世界银行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收入水平划分，将世界各国区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从股票交易总额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来看，高收入国家显著地强于其他国家，其该比例则从1975年的6.2%增长到2016年的147.6%，而中等收入国家的该比例从1993年的12.1%增长到2014年的58.5%，只是在近两年才有一个飞速的发展，接近92%。[6]
因此，考察西方世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一个重要视角是主导性货币和货币体系的演变。世界经济规模从1820年到1950年增长了6倍，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重大进展，因此毫无疑问成为全球性纸货币诞生并发展乃至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重要背景。一个庞大的经济交易量显然不能由贵金属支撑，而必须由可携带、便捷的纸货币乃至信用和金融体系支撑。例如，在英国崛起的进程中，英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十分庞大。据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的计算，1780年英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12%，1800年增长到22%，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英国的这一占比几乎是处于第二位的德国的两倍，1820年，英国继续保持在这一份额。[7]在英美霸权建立的过程中产生了两个影响广泛的货币体系以及主导货币，分别是金本位制下的英镑与美元本位制下的美元。即便不是专业人士，普通人对这两个体系的内容、性质以及影响也都有所了解。
由于本章讨论的主要是天然气人民币的发展前景和路径，因此很有必要重新论述一下石油美元的故事。为了维持和推进经济高速增长，海外原材料的供给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美国也不能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政府通过经济外交支持美国公司到海外获取原材料，以确保原材料供应安全以及以较低廉的价格供应给美国的消费者，这在加勒比海地区尤为突出。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其海外扩张有了更宽广的目标，通过跨国公司的运作维护开放性世界秩序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含义，且其提升国家实力的手段也变多了。1948年，美国政府出台了经济合作法，设定了一些投资保障项目，以保障美国公司海外投资面临的货币兑换和国有化等风险。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成功打入了欧洲市场，在海外积累了很多美元的消费需求，逐步形成了欧洲美元市场。
美国霸权的基础除了因为其军事实力之外，也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当时，美国巨量的黄金储备、巨大的过剩产能以及国内的稳定都使美国有基础重构国际秩序。1956年，因为借用英法在苏伊士运河的斗争打击英镑，美元很快替代英镑成为主导性国际储备货币，而纽约也成为继伦敦之后新的全球金融中心，以降低关税为目标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大肆宣扬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理念，加之美国人均收入高涨推动了产品的创新，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其他国家由此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出于交易方便和安全的考虑，美元的影响力自然就大大提升了。
如果故事只是发展到这儿，那美元与石油的关系还不够深入，其内部构造也还不清晰。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进入了经济学家罗斯托定义的消费主义时代，货币政策对西方世界越来越重要。在一个选举社会中，选民对价格的敏感度特别强烈，尤其是通胀带来的生活压力足以改变他的投票倾向，进而决定谁能上台执政。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美国即成为全球第一个服务业主导的国家，这对美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构成了相当大的挑战。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足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社会多元化问题。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国缔造的国际开放体系将一批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的低端劳动力生产基地，推动了欧洲的复苏以及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也导致了国际经济交易规模的巨量增长，贸易额的增幅令人震惊，由此，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不可避免地面临了“特里芬困境”。在经济理论层面，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货币角度重新解释了美国经济的兴衰，奠定了反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学理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决策者关于货币的知识积累有了较大的进展。而在技术水平上，当时电脑的开发也已经起步，这为构建广泛、即时的交易网络开辟了新的道路。
最终促使美元与石油直接挂钩的是在中东地区发起的反霸权主义运动。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争霸给中东国家谋求自身利益带来了重大的机遇。20世纪70年代，当中东国家拿起石油作为武器发出“不”的声音时，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消费模式中的西方社会深受震动，西方政治家由此见识到了石油武器的威力。例如，美国发起了能源独立革命，以应对油价的波动。而日本则第一次表达了和美国不一样的中东政策，毕竟日本的能源进口绝大多数依赖于中东地区。不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东石油生产国尽管可以通过提高油价打压西方霸权，但是等到尘埃落定，手里的美元赚得盆满钵满时，它们必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些美元保值甚至增值。这个时候，美国市场和美元体系开始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些流入中东国家的美元最终又回到了美国市场，也就是进入全球金融市场，进行一场更大范围的循环。中东地区爆发的战争、跨国石油公司的投资与定价能力、美国国内市场在货币增值方面的稳定器作用等因素推动了石油美元的最终形成。对于美国而言，石油这种战略性物质可以极大地影响发达国家的内政外交。尽管石油生产国绝大多数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和经济合作伙伴，但是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政府有多种手段操控这些盟友和伙伴，石油成为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美国支撑美元体系主要依赖于其庞大的国内经济规模，特别是进口能力，包括对能源的进口。这一点与英国的英镑地位、英国的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是一样的。发达国家突出的工业发展水平使全球能源贸易流向呈现出非常典型的南方出口、北方进口这种传统模式。如图5-1所示，尽管从趋势上看，发达国家的原油进口占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呈下降态势，但是其占据绝对份额的地位仍未有根本改变。1980～1990年，欧洲地区国家、美国、日本的原油进口总量占全球原油进口的比重均在70%以上。进入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占比显著下降，至2006年时跌破60%。2006～2016年，发达国家占比再度下降15个百分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和印度的原油进口总量占全球原油进口的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上升态势。即便如此，两国2016年合计占比也未超过22%，大体上只相当于美国、日本、欧洲总量的一半。图5-1还表明，美国的原油进口模式不同于欧洲和日本，在欧洲和日本为应对石油危机，减少石油进口，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时，美国却长期保持了石油进口占比的稳定。在这背后不难看到金融利益集团的身影。图5-1显示的另一个趋势是，中国的原油进口占比已经十分接近于美国。如果全球进行一场石油美元的变革，那么最有力的替代者将是中国。
图5-1 世界主要原油进口国的占比
因此，除去军事（保障国际交易的稳定）和国际政治能力（推动更深的依赖关系）外，某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与该国的全球市场地位也存在很强的联系。英镑、美元以及欧元都牵涉到巨量的国际交易。这一点也可以从当前全球交易的主要货币中观察到。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公布的数据，2017年9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回落至1.85%，排名下滑至第六位，而上个月排名是第五位。与2015年8月相比，2017年8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从2.79%下降至1.94%。美元、英镑的占比变化也是同样的趋势。2017年8月，美元国际支付占比为40.72%，比两年前下降了4.1个百分点，英镑国际支付占比则从两年前的8.45%下降至7.05%。唯一上升的是欧元！欧元国际支付占比从2015年8月的27.2%上升至2017年8月的32.91%，上涨幅度非常显著。[8]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与美元、欧元的差距仍然非常大，与英镑也有较大的距离，但与日元和加拿大元很接近。从经济总量来看，美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而中国约占1/6，显然，这与两国的货币在全球支付系统中的差距十分不匹配。对于中国而言，改变这种状况绝对是中国强国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SWIFT在2017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的使用量有所减少，但仍有若干积极因素正在中远期内推进人民币继续国际化。[9]按照该报告的分析，在这些积极因素中，首先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这一致力于推进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战略性构想将带动以人民币为核心的支付服务增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香港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起到核心作用，将近50%的人民币国际支付是通过中国香港中转的。中国香港吸收的大陆对外投资额占绝对多数，大量的上市中资公司在中国香港营业，加上转口贸易，中国香港作为金融市场的地位带动了人民币的国际交易。此外，靠近中国香港的是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东南亚。该报告推断，人民币业务在东南亚地区增长前景良好，而且中国台湾地区的人民币支付额达到了15%。在中东欧地区，中国与德国、波兰和捷克的人民币转账支付额强劲增长。近两年的一个积极信号是，全球有超过1900家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其中有将近1300家机构以人民币为币种进行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国际支付。与2015年6月相比，2017年7月这一数字增长了16%。
中国人民银行新近发布的《2017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也看好人民币的国际化。具体而言，中国人民银行认为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使用渠道也将进一步拓宽，人民币的投资货币功能将继续深化，储备功能将有所显现。人民币目前已被60个国家纳入外汇储备。特别是，未来人民币将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0]显然，该报告认为，就人民币国际化的若干层面而言，近期最能取得进展的是使用范围和使用渠道，而且其发展方向是拉近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强化人民币的贸易能力。就此而言，进一步认识天然气的作用和地位有其必要性。
二 天然气作为大宗商品的地理、权力与金融特性
大宗商品在当前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仍然十分特殊。2017年10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大宗商品依赖状况报告》中指出，按照一国所有商品出口价值超过60%为大宗商品则该国属于大宗商品依赖型国家（CDDC）的标准，2010～2015年，对大宗商品出口依赖度上升的发展中国家又进一步增多，总数量达到91个，约占135个国家的67.4%。在这些国家中，41%的国家依赖于农产品（主要在非洲），30%的国家依赖于燃料出口（主要在亚洲和澳大利亚，特别是西亚，包括巴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阿联酋和也门等），23%的国家依赖于矿物、矿石和金属。而从出口目的地来看，则主要是欧盟（占28%）和中国（占25%）。[11]
图5-2 全球主要地区的天然气和原油储量占比
中东地区聚集着全球燃料出口依赖型国家，这里的燃料既包括原油，也有令人瞩目的天然气。英国石油公司（BP）的统计数据显示，天然气的地理分布呈现出与石油不同的格局。如图5-2所示，中东地区的天然气和原油已探明储量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比重最高，分别达到42.5%和47.7%。北美和拉美的原油储量占比明显高于天然气储量占比。而亚太地区正好颠倒，天然气储量占比达到9.4%，是石油储量占比的3倍多。非洲的天然气和原油储量占比较为均衡。天然气储量占比仅次于中东地区的是欧亚地区，主要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从天然气储量的临近性角度衡量，与之最接近的消费大市场是欧洲、印度和中国。因此，比较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地理特性，中国背靠两大储量盆地，无疑比美国更具发展出天然气金融交易工具的地缘优势。若以主要宗教信仰划分油气资源的储藏，那么伊斯兰世界（中亚、西亚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等）可以说占有绝对优势。
在全球贸易中，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类为“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燃料类货物贸易占全球货物贸易的比重非常高，就单项而言，原油居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品之列。如表5-2所示，2008年时，原油出口额占全球货物出口额的比重曾高达9.2%，出口额最高时曾达到16547亿美元；天然气出口额占比最高的年份是2013年，达到2.1%，金额为3994亿美元。也就是说，原油出口额是天然气出口额的4倍。煤炭出口额占比则要低得多，最高时也不过才0.8%。如果考虑到成品油出口额占比，那么最高的年份是2012年，原油与成品油出口额合计占全球货物出口额的14.5%，其次是2008年的14.1%。因此，石油贸易显然要比天然气贸易来得重要，这可能就是美元与石油挂钩的重要原因所在。而天然气出口额在十几年前仅占全球货物出口额的1.4%，不足以引起金融控制。
表5-2 矿物燃料类货物出口额在全球货物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
就出口集中度而言，天然气略高于原油。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2015年，天然气前15个国家的出口总额占全球天然气出口额的86%，而前十五大原油出口国占比80.6%。前三大天然气出口国分别为卡塔尔（18.9%）、俄罗斯（17.3%）和挪威（10.3%），而前三大原油出口国分别为沙特阿拉伯（16.5%）、俄罗斯（11.4%）和阿联酋（6.4%）。前十五大原油出口国中没有东南亚国家。而天然气出口方面则相对集中于中国提倡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如印度尼西亚（5.5%）、澳大利亚（4.6%）、马来西亚（4.5%）、阿联酋（2.9%）以及缅甸（1.6%），五国合计为19.1%。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早就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原油进口国。然而在天然气进口领域，中国却落后于日本、德国和韩国。按照联合国的数据，2015年，中国进口天然气占全球的7.1%，而日本和韩国分别占17.4%和7.2%。如图5-3所示，日本一直是亚洲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中国于2014年超过韩国成为亚洲第二大天然气进口国。因此，如果认可前文所提到的进口能力是某一种大宗商品与货币挂钩的前提，那么就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日本没有提出日元天然气概念？其实，20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提出过构建以日元为核心的东亚货币区，不过被美国所不容。这与美日经济结构趋同造成市场竞争白热化、政治同盟带来的安全压力等因素有关，同时也与日本是围绕石油而不是天然气展开有一定关系。
图5-3 中国、日本、韩国的天然气进口量
有必要比较一下中日两国的天然气进口模式。首先，中日两国的天然气进口阶段不同，与美国的关系也不同。日本原油进口早于中国很多年，因此在价格上与美元挂钩是历史上形成的，其天然气远期合约多年来都以美元计价和结算。日本1969年开始从美国阿拉斯加进口LNG，规模大约为0.6亿立方英尺，不算很多。对于美国而言，日本是其最主要的天然气出口目的地，曾长达10年维持85%以上的出口比重。不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达成，美国的天然气开始以管道运输的方式出口至加拿大和墨西哥。日本在美国天然气出口中的地位迅速下降，从1988年的70%直降至1989年的40%，进入21世纪之后占比不足20%，近年来更是下降至不足3%，大幅度落后于美国对金砖国家和韩国的出口。相比于美日之间较为长期的LNG交易，中国则刚刚开始从美国获取天然气。2016年8月，中国首次接受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非常规天然气。因此，在天然气价格呈地区分布后，中国才开始进入全球天然气市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劣势，但在价格形成机制上可能是一种优势。
其次，从进口来源地和形式看，中国与日本也不同。中国从2010年起开始大规模进口管道天然气，而日本一直是进口LNG。BP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的前三大LNG进口来源地分别是澳大利亚、卡塔尔和马来西亚，2016年分别占其进口总量的26.9%、18.6%和14.6%。中国的LNG进口来源地中，前三大分别是澳大利亚、卡塔尔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占比接近印度尼西亚。2016年，中国LNG进口量达到343亿立方米，管道天然气进口量高达380亿立方米。中国进口自土库曼斯坦的管道天然气为294亿立方米，这一数量甚至超过日本从澳大利亚的进口量。据估计，中国自2019年起将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显然，中国的天然气进口布局与全球天然气储量布局是一致的，具有相对充足的地缘优势。在美俄关系趋冷时，加强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天然气贸易是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的。
最后，从未来的发展态势看，中国的天然气消费和进口速度居全球第一位。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估计，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将从2015年的每天3400亿立方英尺增加至2040年的每天4850亿立方英尺。2015～204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将占全球的1/4。尤其是中国政府通过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年）》，将天然气消费量占比从2015年的5.9%提升至2030年的15%。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天然气消费大国。届时，中国的LNG进口量将和日本持平。[12]按照EIA的预测，2015～205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年均增速将达到4.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年均增速为1.0%，非OECD国家的年均增速为1.9%，届时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头号天然气消费国。EIA在2017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亚洲LNG市场定价机制正在涌现，特别是在发展可靠的价格指数和市场枢纽方面需求十分迫切。按照北美和欧洲市场的经验，发展出这样一种机制需要花费10年至15年时间。目前，日本、中国和新加坡都各自致力于发展出LNG市场枢纽。[13]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鉴于第三方介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管道天然气的发展前景，中国的空间更大。
三 伊斯兰金融与天然气人民币
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一项长期考虑，因此需要从多个角度讨论这一战略的发展前景。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关注多数是从交易规模、储备量等方面出发，但是也不能忘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特别是中国对外关系以及世界格局的转变。按照党的十九大的前景展望，到2050年时，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先国家，届时中国在天然气消费领域至少应与美国持平，并且在LNG进口量方面赶超日本。中国正在进一步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特别是以“一带一路”为重大战略性倡议，重构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与此同时，西方世界进入动荡期，短期内难以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形成整体、长远的战略考虑，特别是英国脱欧对金融市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需要充分考虑到天然气地理储备集中于中东和欧亚大陆，要注意这两个地区和英国、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复杂关系。因此，有必要介绍伊斯兰金融与能源的关系，以及天然气人民币借助这种特殊关系的发展前景。
第一，伊斯兰金融的崛起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密切相关。前文提及中东国家售卖石油获得的大量美元重新回流到西方，但是西方的金融机构给予这些美元的利率较低。对于穆斯林产油国而言，资金的回报率并不高。为此，穆斯林产油国开始从金融方面考虑如何发展有利于本国利益的金融机制，这也是伊斯兰金融蓬勃发展的国际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世界对大宗商品与美元之间的利弊关系了解得相对深入。
第二，伊斯兰金融在全球金融资产中已经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截至2013年，伊斯兰金融资产约占全球金融总资产的1%。[14]按照2017年版的《伊斯兰金融稳定报告》，如表5-3所示，目前世界各地区的伊斯兰金融资产总额接近1.9万亿美元，其中伊斯兰银行资产接近1.5万亿美元，伊斯兰债券资产接近3200亿美元。各地区中，中东地区伊斯兰金融资产的占比为72.2%，亚洲地区（不包括西亚）占22.5%，欧美和澳大利亚约占3.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约占1.6%。
表5-3 2016年世界各地区的伊斯兰金融资产及占比
第三，英国是非伊斯兰世界中主要的金融中心。英国金融机构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就开始提供伊斯兰金融服务，英国政府也提供政策支持。近年英国政府尤其重视伊斯兰金融服务，如2006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布朗就曾提出要将伦敦打造成全球最大的伊斯兰金融中心。2013年10月，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WIFE，前身为成立于2003年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经济论坛，总部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在伦敦举办了第九届大会，这是该论坛第一次走进欧洲，首次来到非伊斯兰世界。会议宣布全球高效物流联盟（GCEL）与伊斯兰合作组织（OIC）之间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推进贸易便利化；同时，伦敦证券交易所也将发布全球首个“伊斯兰指数”，以支持在英国的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截至2013年底，在英国的伊斯兰金融资产占伊斯兰世界金融资本总额的1.5%。[15]而在天然气定价机制上，英国是欧洲的基准价所在地。利用英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契机，重视在法律制度方面沿袭英国的中国香港，加速推进中国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地位，也是未来中国在推进天然气人民币方面可以考虑的内容。
第四，天然气出口国马来西亚和卡塔尔在伊斯兰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位置。尽管近两年以美元计价的伊斯兰金融资产有所下降，但是伊斯兰金融在所在国国内市场中的占比却有所上升。其中，伊朗和苏丹两个产油国占比增长100%，卡塔尔和马来西亚占比增长超过30%。[16]卡塔尔目前是中国主要的天然气进口来源地，其与美国的关系也正在经历较大的变革。1989年，马来西亚政府出台了《银行和金融机构法案》，开始并行发展传统银行和伊斯兰银行。目前，马来西亚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执行双重银行体系的国家。[17]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债券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债券市场之一，在全球近10年发行的500多亿美元伊斯兰债券中，约有300亿美元是在马来西亚发行的。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债券市场规模约占伊斯兰世界债券总量的2/3，居全球之首。[18]
第五，伊斯兰金融的全球化趋势也在强化。尽管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趋于冷淡，伊斯兰金融的发展也不是西方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但是伊斯兰世界仍然鼓励融入国际社会主流。按照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R.比安奇（Robert R.Bianchi）的论述，伊斯兰金融变得越来越遵循国际经济规则，现代伊斯兰金融的核心已从过去的石油美元巨富转变为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客户。[19]由此可见，在美国主导的美元体系之外寻求新的增长点方面，伊斯兰金融的新发展取向也是有利因素。
四 初步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需要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中众多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中国致力于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这一全球性战略需要摆脱西方国际政治思维的窠臼，挖掘当地政经关系的资源。而中国独特的地缘优势——可以连接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进口，以及到2050年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的发展前景，使中国在思考利用天然气推进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某一种货币与大宗商品之间的紧密联系首先是发起国经济结构变迁的结果，对能源的利用——从煤炭到石油，再到天然气主导是这种经济结构变迁的基础和表现，控制某一阶段经济结构变迁进程中的战略性物质既是现代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本质所在。中国从宋代使开始推进海外贸易，尽管我们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制造品生产，但仍没有让中国发生较为深层次的转型，原因之一可能是货币层面的，特别是国际货币层面的。其次，将本国货币与大宗商品交易挂钩可以有效减缓突发因素所造成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石油美元的最终生成与中东地区的巨变相关，但也给发达国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美国一方面推行能源独立战略，另一方面也从金融方面控制石油波动的影响，由此大大强化了远期合约与纽约市场定价机制形成。作为一种反对力量，伊斯兰世界也开始探索伊斯兰金融的发展，以便掌握更多的利益。
从亚洲的视角来看，日韩两国的能源金融和能源安全经验可资借鉴。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是全球前四大能源进口国，尤其是韩国、日本在经济迈入工业化阶段后，长期依赖于海外能源进口，特别是相对清洁的天然气进口。除了卡塔尔、澳大利亚之外，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本地区的天然气贸易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未来，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印度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新加坡、中国和日本都在积极探索天然气定价机制和致力于发展出枢纽市场。在此进程中，中国可以考虑与马来西亚加强合作，进一步推进天然气人民币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