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非洲工业化发展与中非经济合作

非洲工业化问题是研究非洲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涉及非洲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与对非经贸合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该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低下，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落后，直接或间接导致很多社会问题难以解决。随着同非洲经贸关系的日益扩大，对非关系已日益涉及中国切身利益。在该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如何认识非洲当前工业化道路面临的问题，对于深化中非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非洲工业化的选择：持续增长的神话还是陷阱

对于多数国家而言，工业化被视为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简而言之，工业化可以促进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由此，作为全球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大陆，非洲国家对工业化的期望值很高。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在全球工业化分工体系已经确立的当前，非洲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工业化，国际工业分工体系留给非洲多大的空间，却是非洲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一）非洲的工业化已经不可能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

首先，理解工业化及其传统工业化的概念对于认识非洲走什么样的工业化有重要意义。什么是传统工业化的道路？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工业化的概念较多，其中相关概念包括原初工业化（proto industrialiazation）、近代工业化、再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等。受不同关注点影响，对于工业化这一概念问题存在不同的解读。就其核心要素来看，传统工业化是以机器生产为特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业制成品，并伴随能源耗费的生产形态及社会经济形态。尽管近年来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所谓新型工业化的概念^[1]，但究其实质，所谓新型工业化仍离不开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所谓“新”，只是利用新技术在发展的可持续性、生产效率的提高等方面有了新的诠释。对非洲国家而言，人类已有的工业化经验，都可以称之为传统的工业化经验。人类社会发源于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已经经历了近4个世纪。尽管其间不同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所走的道路和发展模式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工业化生产体系的建立需要资金和技术的积累，工业化生产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工业化生产体系的确立需要市场来维系，却是其共同特征。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2009年度工业发展报告》中对工业化的解读，工业化应该是在“产品空间、地理空间和时间上‘呈聚块性特征’发展的过程，即工业化表现为‘三个集聚’：产品空间、地理空间和时间上的集聚。其中，产品空间上的集聚是指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是指产业集群的发展，时间上的集聚是指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先发优势”。^[2]

其次，非洲国家不能走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结论是基于人类社会启动工业化进程以来的历史经验。在当前非洲发展工业化面临的现实条件基础上，非洲国家已不可能走传统工业化道路。①从资金积累来看，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过程是充满血腥的。这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解读，诸如“羊吃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是这个时期典型的特征。很显然，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都不可能走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从国际市场融资角度而言，资本的趋利特点决定了寻求回报率的本能。受市场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更多国际私营资本仍会选择制造业当前仍集中的其他较非洲工业化程度为高的发展中国家。这极大地限制了非洲国家通过市场手段获取国际融资的能力。②从技术角度讲，当前工业发展的技术条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立足于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概念日益受到世界关注，由此对工业化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排放的标准、环境的治理等。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工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而信息化时代的工业发展对科学技术的要求有着更高的标准。③从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实现快速工业化的成功国家经验来看，非洲国家在多方面存在着瓶颈。苏联、日本和中国是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成功案例。作为工业化进程启动的后来者，日本和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国家资本主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开始，多数非洲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在下降。从较早启动工业化进程的拉美经验来看，拉美国家早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国家基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率先实行“进口替代”工业政策的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三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陆续解决了消费品的国产化问题后，60年代已经开始逐步实施工业品的“出口导向”政策，对外贸易基本摆脱了单一原材料的出口，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3]相比之下，目前多数非洲国家经常项目收支仍主要依靠对外原材料出口，产业结构极其单一，工业化程度很低。

（二）前工业化时代的生产与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机制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应该同社会治理机制相配套，二者的不匹配将影响社会的稳定。在非洲多数国家中，低下的经济水平承担着昂贵的治理成本。这种现实使得一些非洲国家政局长期不稳，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前工业化时代的经济水平与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公共服务的矛盾。这主要指的是落后的国民经济水平难以承受现代社会公共服务。非洲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也很低。按照国际社会的关注，非洲国家应该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一方面，这有助于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另一方面，这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在自身财政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外部援助并不是解决公共服务的根本出路。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其工业化早期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是极其有限的。问题在于，落后的非洲要吸引外资，就必须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社会公共服务来改善投资环境，以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企业竞争力是推动一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从低端制造业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的非洲国家来看，社会公共服务的提高，包括为企业员工提供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等，将会增加企业的经营负担。此外，政府通过立法对劳工权利的保障，在维护劳工权利的同时客观上也增加了本地企业的经营成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就一度被西方批评是利用缺乏社会保障的低劳动力成本获取了国际竞争优势。

落后的工业化水平与扭曲的城市化进程。这主要指的是落后的工业化水平难以解决大量的城市化人口就业。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来看，机器生产方式的确立，会带来大量的失业人口，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新兴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将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领域。在此过程中，城市化进程应该是工业化进程的副产品。但在非洲，受多种因素影响，其城市化进程远高于工业化进程。研究表明，非洲城市化进程为世界最高。1960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有一个居民100万以上的城市中心——约翰内斯堡，今天该地区有近20个中心城市人口达到100多万或以上。人口向中心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和大城市在沿海区域的聚集，造成了许多国家人口和城市分布的严重失衡。在未来25年，非洲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几乎是总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到2025年，将有超过一半的非洲人口成为城市居民。较好的公共服务是吸引人口流向城市的拉动因素。自然灾害及农产品市场化的政策、频繁的冲突等是将农民及其家庭推向城市的重要因素。^[4]“快速的城市化不仅没有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来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却带来了系列的城市发展问题。”^[5]

落后的工业化与现代治理体制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非洲民主化浪潮过后，非洲国家基本建立了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的现代治理模式。但是，受多元化利益影响，多党选举制度下形成的中央政府很难在推动工业化问题上形成强有力的共识，也缺乏长远的执政规划。因此，该体制既缺乏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动力，也缺乏对机制自身发展的保障能力。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治理机制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确立的，适应工业化发展需要，并用以保障工业化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进步的机制。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纷纷确立西式现代治理机制后，大多数非洲国家并没有因此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债务沉重、动乱频仍成为其国家发展的突出特征。这主要同其落后的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研究表明，“民主政治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建立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前提条件，如共同的国家认同感、较好增长和合理分配财富的经济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国家”^[6]。从历史经验来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引入全民普选之前，现代国家制度已经确立，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是在已经建立了法治、活跃的公民社会、责任政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非洲却是在没有建立这些重要的现代制度的基础上就引入了民主选举，这被称为“反向的”民主化。由此，当政者就不得不面临双重挑战：“既要建立现代的国家制度，又要在选举中和反对党竞争。”^[7]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财政收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国家不得不通过举债来维护选举等现代治理形式。

二 国际社会对非洲工业化合作的趋势：去工业化还是工业化

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非洲国家纷纷陷入了发展困境。为获取外部支持，非洲国家逐步接受了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但经历30多年的发展，非洲在工业化发展方面形势更为严峻。

（一）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在非洲工业化发展方面的“贡献”

首先，促进自由化经济改革。整体上，从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平稳非洲经济、通过项目援助促进经济增长为由，在非洲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结构调整计划”和“减贫发展战略”。其中结构调整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究其实质，是要求非洲国家按照其开出的药方，实施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正如李智彪所指出的，“非洲现行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基本上仍是过去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延续或翻版。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曾因广受争议和反对被弃之不用，但该计划的主导思想和主要政策框架在换上减债计划、减贫战略等新的外包装后继续掌控非洲经济发展进程”^[8]。此外，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多数非洲国家经过民主化浪潮建立了西式民主体制。为满足发展需要，非洲国家不得不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推动本国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所扮演的角色有着较强的一致性。正是在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推动的结构调整政策，极大地消除了非洲国家独立后努力追求的促进工业化发展战略。研究表明，在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中，贸易自由化使非洲民族工业发展受到阻碍。在外来商品和企业的竞争下，非洲的民族工业受到致命打击。与此同时，扩大开放也加深了非洲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丧失了自主发展经济的机会。^[9]

其次，重视公共服务和技术援助。在“结构调整计划”实施，非洲陷入了长达10多年的增长停滞后，国际金融机构将减贫和减债作为指导发展的工作重点，主张非洲国家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获得其债权方认同的减贫战略，在此基础上增加公共投入，创造就业，促进增长。给非洲开出这种新药方主要基于这样两个现实：①经过“失去的十年”后，多数非洲国家外债沉重，资不抵债。②在国际社会关注下，联合国提出了旨在改善发展中国家民众生活条件的“千年发展目标”。而基于减贫和减债的改革方案，迎合了非洲面临的国内经济和国际形势，但背后仍是要求非洲国家达到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目标。在此基础上要求非洲国家将债务减免额作相应的国内公共服务投入符合“去工业化”的显著特征，即增加非生产性投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社会保障等。此外，对于具体带有援助性质的融资或技术合作项目，西方国家或国际组织仍设置了种种类似的门槛，包括改善投资环境、政府良治等。

（二）非洲工业化发展的现状

首先，经济结构多元化程度下降。国际经验表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但联合国最新报告表明^[10]，非洲的经济结构近年来并没有显著变化。相比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甚至出现更加单一化的趋势。这突出反映了非洲国家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仍是由资源出口带动的。有数据显示，非洲国家在结束殖民统治后，经济增长显著提高是在1995年之后。1994～2008年，非洲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5%。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率为5.3%，2011年为4.9%。报告指出，金融危机前后，尽管非洲保持了增长，但其经济仍是脆弱的。非洲之所以在1995年之后取得良好的经济表现，主要是由于非洲国家避免了80年代的灾难性经济政策。那种政策导致实质性增长衰退。而1995年之后的增长仍主要是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非洲缺少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的转变，这是非洲实现长期增长的瓶颈。对于多数非洲国家而言，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变化，目前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工业产出下降。联合国工发组织数据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洲工业化水平日益受到削弱。当20世纪的后20年世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发展繁荣时，非洲的工业却面临衰退。1995～2008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年均增长率超过6%，而非洲仅仅为3%。不包括南非的情况下，非洲制造业产出占世界的比重由1980年的0.4%下降到2005年的0.3%，非洲工业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由0.3%下降到0.2%。2005年，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平均约1/3，而非洲人均制造业产出和出口分别占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20%和10%。该地区制造业商品出口中的中高级技术含量的商品很少。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一直没有什么变化。^[11]

三 中国与非洲工业合作面临的问题：债务的泥潭还是新道路的探索

推动非洲工业化发展，是实现中非互利共赢合作可持续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未来中非合作面临的重大挑战。结合中国的发展经验，针对非洲相关国家的特点，促进非洲工业化发展是双方未来工业化合作的重点。

（一）中国工业化经验的不可简单复制性

首先，中国工业化经验的特殊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创造了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奇迹，由此也吸引了国际社会较多的关注。但事实上，中国工业化成绩与中国历史的积淀分不开。①从技术积累来看，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崇尚知识，历史累积的技术文化底蕴深厚。②中国长期重视农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以非市场的手段完成了大量重要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农业、水利等领域，为中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相比之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要素的积累是一个很不现实的问题。③农业文明影响下的民众消费习惯，为中国的资本积累奠定了重要基础。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策对市场的活跃和保障。⑤中国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资源。⑥中国有着一个可以高效发挥政府职能，确保政策延续性和制度稳定性的治理体系。

其次，“向东看”学习中国发展经验面临的制约因素较多。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增长，国际社会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关注度较高。很多非洲国家也提出了向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向中国学习的“向东看”政策，一方面，试图使本国经济搭乘新兴国家快速增长列车；另一方面，很多国家也希望通过借鉴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促进本国的发展。以近年来重视学习中国经验的南非为例。南非政府认为：“近一百年来，南非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取得显著变化，国民经济仍以采掘业及相关产业为主。结构性失业导致大量的年轻人和非技术人员找不到工作。电力、水利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不足和运营低效，制造业基础不断削弱，私营部门在国内和全球竞争机会中并没有足够的优势，储蓄率低，国家发展对短期资本有着较大的依赖。”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南非缺乏保持一致的长期发展计划，削弱了国家的发展能力。^[12]2009年5月祖马上台后，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加大了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认为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将是提高长期计划和实施能力的具体表现。^[13]2009年8月12日，议会通过了《公共咨询国家战略计划绿皮书》。为此，国会成立了由社会组织、机构和个人等人员组成的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内广泛的协商，来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2010年南非通过了《5年发展战略计划》，2011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出台了《2030年国家发展规划》等。但是，非国大上台近20年中，仅解决土地问题进展缓慢就充分反映出南非在推动改革方面所面临的严重制约。

尽管非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很大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通过同非洲经贸合作促进非洲工业化发展无章可循。通过深入分析非洲国家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变化背景下的优劣势，促进非洲国家在利用自身资源和市场等优势基础上的工业化发展，对于探索可持续的互利共赢的中非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促进非洲工业化的认识

首先，在多年的中非合作中，中国学者对于中非合作促进非洲工业化发展有了较为积极的认识。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都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等存在互补性。②中国有资金、技术以及管理方面的合作优势。③在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中有转移产业链的客观需求。客观上，以上这些因素对于深化中非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通过多年的合作，中国在促进非洲增长和工业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启动以来的10多年，中国在促进非洲工业化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对非经贸合作在贸易基础上关注对非投资，对非洲产业结构多元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投资企业在项目中对当地员工的培训、技术转移等，有利于提高当地劳动力技能。

其次，中国在促进非洲工业化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①贸易合作对促进非洲工业化的局限性。近年来中非贸易增长较快，但由于非洲出口商品主要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进口商品需求种类较多，对于资源匮乏型的非洲国家而言，其对华贸易赤字缺口较大，不可持续。②相对优势的错位。相比于非洲，东南亚、中亚、拉美等地区国家在工业基础和市场条件等方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有很大的优势和吸引力，而多数非洲国家由于技术劳动力缺乏、产业单一等问题，增加了中国企业投资的成本。③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工业化的动力的持久性问题。对非洲而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增长和就业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对投资方而言，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开发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在该问题上还必须考虑大规模贷款对债务可持续的风险性问题。仅以通信业为例，有信息显示，由于通信网络在最近10年内快速发展，非洲运营商陷入因网络传输线路太多而无利可图的窘境。在加纳等地，由于多条缆线的建成，信息传输速度迅速提高，从2000年的近零传输速率到2012年超过每秒16 terabit的超大容量。对此，约翰内斯堡独立电信通信产业顾问Cornelis Groesbeek表示，新增加的带宽可降低宽带价格最多90%，将使“法国电信”（France Telecom SA）与“全球无线网络公司”（Cable & Wireless Worldwide）等企业的缆线投资难以收回。^[14]

（三）应对非洲工业化发展的挑战

由上可见，中国在同非洲加强合作，促进其工业化发展方面面临较多的挑战。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非洲国家的体制性影响，包括制度的稳定性、政策的延续性以及发展规划的合理性和政策落实的切实性等方面。②对非项目的风险性，包括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甚至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等方面。③深化对非工业化合作须应对的大国关系协调。由于历史的关系，非洲地区一直是西方大国影响力较大的地区。中非工业化合作的深入，将考验中国和非洲国家应对外部影响的智慧。由此，切实推进非洲国家的工业化，促进中非关系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同非洲国家针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共同应对。从当前来看，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积极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并针对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特点促进其工业化。工业化是非洲摆脱贫穷落后的重要手段。对此，非洲国家有着清晰的认识，并通过积极改善公共政策环境、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力资源开发等众多手段促进非洲的工业化发展。但是，从具体情况而言，非洲国家众多，资源禀赋特点差异较大，这给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一定意义上讲，非洲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化进程遭遇挫折同市场狭小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后，在外部援助下建立了本国的基础工业。但是，这些基础工业在随后的生产中，由于市场狭小，生产难以扩大，资源配置能力差，商品出口难以带动本国相关产业链的拓展和升级，加上来自外部的竞争等因素，这些企业多难以为继。

通过建立多边安全协商机制，推动非洲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政策连续对于促进非洲改善投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多边机制的参与水平是衡量一国世界地位的重要指标。相比于中国在其他地区的合作机制，目前中国在非洲地区的多边参与规模较小，能力较弱。从经营非洲的长远考虑，中国应加强对非洲多边机制的参与，不仅要积极参与非洲地区的区域组织等多边机制，还应该积极参与西方国家对非关系的协调机制。

区域内市场保护措施的必要性。从历史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区域内市场的保护是维护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从表面来看，强调区域内市场保护不利于中国商品对非洲的出口。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助于中非经贸的健康发展。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如不促进非洲的工业化发展，中非经贸合作，特别是贸易领域将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其次，符合非洲国家的发展要求。最后，有助于营造中国同西方国家公平参与非洲合作的市场环境。

合作项目应通过基于非洲长远增长的筛选。由于非洲国家在人口、资源、地缘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对非工业化合作应该针对非洲国家的具体资源禀赋进行规划。相应地，在具体合作项目的选择上，避免过分依照非洲国家的“要求”而参与相关项目合作，而应根据地区内市场的资源特征布局非洲，开展项目合作。

加强人文科技合作，扩大应用型技术培训。从发达国家对非经济合作的经验来看，重视对非应用型技术的培训，不仅对于提升当地劳动力技术水平、增加就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扩大对非经济技术合作。近年来，非洲国家希望中国在同其合作中加大技术培训和技术转让的呼声较高。加强该方面的合作符合非洲的需求。此外，随着工业制成品的输出以及直接投资的增加，培养当地技术劳动力对于扩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产业链的转出，不仅有助于非洲工业化，也有助于提升中国技术进步。近年来，非洲国家日益重视外资在加工业的作用，希望通过提高当地原材料附加值来改变长期的原料出口并增加就业。而随着中国政府经济发展转型战略的实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已提上日程。非洲作为通往发达国家的重要桥头堡市场，中国企业对非投资转出产业链，将给中国企业产业链晋级提供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