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转移机理分析
产业转移是伴随着一国或者地区经济不断发展而产生的必然现象。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产业转移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会在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作用下，在空间上不断进行转移、扩散，不可能被某些地区或企业无限期垄断，因而产业在空间上的转移和扩散过程是不可逆的。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转换与巨大的调整时期，逐渐地出现了像京津冀这样产业结构转变的区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不断完善是经济发展的实质，而新兴产业代替传统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成长崛起则推动了产业的不断演进。随着北京的薪酬、土地等要素成本逐年上涨，传统产业由于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性质以及低附加值等因素，其产业利润急剧下降，而这些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则由于没有及时退出的传统产业占用大量要素供给而面临资源匮乏的问题。并且，已经形成的产业布局会在“先来后到”效应的制约下对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产生强烈排斥，进而有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京津冀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作为其中的一个经济发展增长极，目前北京的部分低端产业已开始向外围区域转移扩散，并且产业转移已初具规模，这顺应了经济发展及产业升级的需求。现阶段，京津冀地区在产业转移上虽已有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产业转移内容分散、过程坎坷，因此我们应当以产业转移机理为基础分析地区产业转移的趋势，科学合理地做出选择，正确引导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顺利进行。这一过程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推动区域间的强强联合。
我国的产业转移主要在两种力量的积极促进下进行——市场和政府。一般而言，产业转移是依靠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的共同作用，由此逐渐形成并发展而来的，它们虽然都是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但其作用机制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形成了“市场驱动”和“政府调控”两种不同的模式：“市场驱动”模式以市场为主要力量，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政府调控”模式则以政府和市场为主导，主要目标是协调区域发展及实现效益最大化。
市场作为产业转移的基础力量和内在驱动力，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其动力来源主要是包括技术要素、自然资源、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在内的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而经济梯度就是由这些差异造成的，在经济梯度的作用下，政府会适当发挥其调控作用，并因势利导，地区产业便在这个时候开始向外围进行转移，与此同时，区域之间也能得到协调发展。政府应积极促进产业转移，这将是产业转移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但这必须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前提条件。
京津冀产业转移机理如图5-1所示。
图5-1 京津冀产业转移机理
第一节 市场驱动因素
一 生产要素禀赋差异
生产要素一般包含资本、信息及技术、自然资源、劳动力等，它构成了我们进行日常物质资料生产时应当具备的基础要素或条件。在确定的区域内，不同生产力的组合与配置便形成了区域生产力。从本质角度来分析，形成区域经济意味着我们要判断其相对优势，这可以从分析它的生产要素禀赋入手，通过合理搭配，使区域内生产要素有效分配以形成自己最具代表性的产业，促进整个经济共同发展。每个地区所面临的具体经济现实情况不同，所以会由于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而形成不同的产业导向、产业优势及强度，同时每个地区也会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以及不同质量、不同数量甚至不同结构的优势要素。如果生产要素能在各区域之间自由流动，则其便会逐渐向发达地区聚拢，因为发达地区相较于非发达地区有更强的竞争力，由此会出现生产要素极端分化现象，进一步拉大区域差距。但是集聚成本会随着极化效应的增强而增加，当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成本超过收益，这时极化效应消失，要素会向其他地区转移，这会导致区域之间的差异渐渐缩小。生产要素不断流动，产业转移才会产生。产业梯度和区域分工均是以区域生产要素禀赋为基础而产生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产业转移是以要素导向型为主的，也就是企业为寻求廉价的生产要素，以要素禀赋为原则，采用的产业转型模式即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目的。这种产业转移可以再细化为四类：资本导向型、劳动力导向型、自然资源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对京津冀地区的要素禀赋进行差异分析，可以使我们根据各地不同的产业特点决定如何进行产业转移。
（一）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指的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物质与能量，作为人类长期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它是企业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对于京津冀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现状的分析研究将是我们在探究京津冀产业优势互补问题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1.土地资源
在京津冀区域中，北京市拥有16807.8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38.2%是平原，共6390.3平方公里，而山地面积占比高达62.0%，共10417.5平方公里。截至2011年，北京市有3384平方公里的建筑用地（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有2317平方公里的可耕地。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北京优质的土地和耕地仅占很小的比重，其土地资源以山地居多而平原较少为特点，土地资源已被高度利用，因而其产业可利用的后备资源严重匮乏。
天津市作为京津冀地区的次中心，占地面积达到11919.7平方公里，其中高达89.5%是平原，面积达10664平方公里。在耕地与建筑方面，2008年末，天津的建筑用地面积为368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达到了4411平方公里。但是天津的土地资源并未完全投入使用，还有1304.12平方公里未投入使用，占比高达10.94%。相对于北京市较高的土地资源利用率，天津市的土地资源利用率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河北省处在京津冀地区的外围，拥有最多的土地资源，共拥有187693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包括70194平方公里的山地，占比为37.4%；57223平方公里的平原，占比为30.5%；24343平方公里的高原，占比为13.0%；其余为湖泊、盆地、丘陵等，共3593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9.1%。截至2011年末，河北省的建筑用地面积为17940平方公里，而耕地面积为63173平方公里。在河北省的土地资源中，还有20418.25平方公里未投入使用，但其中仅有1342.68平方公里适合用作耕地。
根据上述分析，京津冀地区土地资源并不十分富足，且土地质量由于山地等的存在也较低。在资源利用率方面，天津市与河北省还有提升的空间，而北京市的部分产业得益于不断发展的经济以及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可以采取跨地区投资的方式转移至外围的河北省。
2.水资源
随着我国人口增加、经济高速发展，水作为工农业生产过程中无可替代的珍贵资源，其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将在更大程度上凸显水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京津冀区域隶属华北地区，整个地区的GDP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24%和19%，然而水资源却仅占全国的4.54%，因而为资源严重匮乏型区域。更令人担忧的是，多达25亿～26亿立方米的地下水资源在北京市平原地区被开采，属于严重过度开采，这将会导致地面下沉、水位不断下降、水质量恶化等不堪想象的后果。
天津市的地理位置独特，濒临渤海却也深受水资源困扰。天津市受地貌特征及水文地质等条件的影响，虽拥有广阔的平原地带，但80%的平原地区为咸水区。对于天津市的这种特殊情况，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市便形成了完善的供水格局，该格局中城市以引滦为主的方式向居民提供用水，而农村供水主要为当地地表水、地下水，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用依赖于天津市兴建的11座中型水库以及3座大型水库等，其可以储蓄16.5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天津市的水资源相较于北京市而言则比较充足，使用得也更为合理，使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得以顺利进行。
河北省拥有总量为238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全省每年可开采120.08亿立方米的淡水资源。近年来，伴随着工农业逐渐发展，由水资源过度开采引发的问题也日益严重，部分地区出现了地面严重下沉、土地沙化的问题。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河北省沧州市、衡水市地面下沉量已经分别达到了1131毫米和500毫米之多。水资源问题限制了河北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将那些对水资源需求较大的产业向天津市转移，而不适宜转移到河北省。
3.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作为工业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资源，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地区的矿产资源，包括经济发展的结构、质量、效益以及速度。
北京市目前已探明的各种矿石品种多达126种，这其中有68种矿产的储量情况已经明晰，有35种已经被开发利用并投入使用，包括铁矿、煤炭、钼矿、金矿等。在北京市的矿石储量中，2008年有四种矿石的储量居全国第一：水泥配料用脉石英、制灰用灰岩、铸石用辉绿岩、蚀面用角闪岩。天津市拥有已探明的矿产资源达30多种，其中包括金属矿、非金属矿、燃料和地热等资源。除此之外，其天然气储量为100亿立方米，石油储量达到10多亿吨。河北省的矿产资源更加丰富，它是我国矿产资源充裕的大省之一。截至2013年，河北省发现矿石130种，其中78种矿石已明晰储量，占我国已探明矿石数量的34%，且储量也相当可观；河北省储量居全国前10位的矿种有51种，此外还有8种矿石的储量排在全国的第11～14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拥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其种类繁多，已探明储量也很大。特别是处在区域外围的河北省，拥有十分充足的矿产资源，资源分布也比较集中，保障了生产力能够进行合理配置。鉴于此，河北省应当积极与北京市、天津市在加工资源产业方面进行合作，充分发挥优势，加速产业链升级。
（二）资本要素
一个地区经济是否有较强的增值能力，是否有较强的发展支持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资本要素决定的，资本要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资本数量和资本使用效率。资本数量是资本要素的基础因素，它可以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而资本使用效率体现在资本效率中。由于资本要素指标反映了资本使用效率及资本数量，因而用其分析京津冀地区的资本要素禀赋情况，其指标差异便体现了各个经济主体未来的发展前景。
1.指标选择
A——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单位：亿元。
B——财政支出，单位：亿元。
C——地方财政收入，单位：亿元。
D——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单位：亿元。
E——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代表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集中体现了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单位：%。
F——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企业降低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反映企业投入生产成本及费用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单位：%。
G——外商投资总额，单位：亿美元。
因为数据获取受到限制，因此在本书中，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和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是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指标选取基础的。表5-1为我国31个地区资本要素汇总。
表5-1 我国31个地区资本要素汇总
表5-1 我国31个地区资本要素汇总-续表
2.测算
本书的测算采用的是因子分析法，对上述7个指标具体使用IBM SPSS20.0软件中的因子分析功能进行处理。由表5-2可以看出，有2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而这2个公共因子对样本累计方差贡献率达79.028%。
表5-2 解释的总方差
通过表5-3的分析，可以得知相比较而言，A、B、C、D、G五个指标对因子1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反映出资本充足度的情况，也就是资本数量。而E和F两个指标则主要影响因子2，其余指标均是略微影响，这反映出了资本的增值能力，或者说是资本的使用效率。以这两个因子对方差的贡献率占这两个因子之和对总方差的贡献率的比重为权重，各地区资本要素的综合水平则可以反映出来，计算公式如下：
表5-3 旋转成分矩阵*
使用IBM SPSS20.0软件，表5-4所示为计算结果。
表5-4 我国31个地区资本要素综合比较
表5-4 我国31个地区资本要素综合比较-续表
3.综合分析
通过对表5-2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因子1对于样本方差有一个较高的贡献率，这反映出目前主要是资本充足度在影响资本的综合水平，相较而言，资本增值能力的影响则很小。由表5-4中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增值能力排名中，处于京津冀地区中心的北京市竟然只排在了第23位，在计算资本使用效率时我们选择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对象，因而这个现象说明北京市的工业企业在以高昂的成本换取更多的利润，同时体现了北京市工业企业亟须向外围进行转移的迫切性。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北京市资本充足度位列全国第10名，说明其有比较高的充足度，使北京市的资本要素综合水平不至于太落后，达到全国第12名。次中心城市天津市的资本充足度比北京市弱一些，排在第22名，但在资本增值能力方面却排在了全国第3名。河北省位于京津冀地区的外围，其资本充足度在全国排到第9名，高于北京市，但是其资本增值能力只排在全国第25名，低于北京市，两者共同作用使得河北省的资本综合水平在京津冀地区的排名最高。
现阶段京津冀地区处于传统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交替之际，北京市的资金密集程度相对于其土地面积和人口来说已处于很高水平，北京市的资本增值能力在资金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则变得很低。天津市正处在一个过渡阶段，其工业经济正向知识经济过渡，因而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形成，资本增值能力也不断提高，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而现有的资本还不能满足其需求，需要北京给予其资本的支持。处在外围的河北省依然处在以工业经济为主的阶段，其产业多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经过长时间发展获得了深厚的资本积累，但因产业发展滞后的限制，资本充足度这一有利条件未获得很好的利用，因而需要北京给予其技术人才方面的支持，促进其产业升级与转型。以京津冀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地区间的资本流动是有利于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的，如果京津冀经济圈能够在资金上达到互通有无的高度，那么对于各个地区以及区域整体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劳动力要素
一个地区若想要开发其他各种资源，首先应当考虑其人力资源开发能力的大小，被动的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资本要素等取决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只有人力资源是主观要素，它能促使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以及资本的积累。
劳动力素质、劳动力数量及劳动者发展与开发环境和条件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劳动力要素。劳动力数量的多少处于劳动力开发过程中的基础地位，而劳动力的素质会直接影响后续工作的质量与效率。此外，劳动力发展与开发环境的好坏，决定了大量的劳动力是否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负担，在劳动力达到充分开发的条件下，地区经济才会在劳动力要素的作用下快速发展。
1.指标选择
A——城市化率，此处采取人口统计学中的指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比重。由于城市人口的发展环境比农村优越，所以此指标可以用来反映劳动力发展环境。单位：%。
B——人口数量，人口数量代表着一个地区劳动力资源的基础，体现了劳动力资源的潜力。本书以常住人口数表示，采用2011年的数据。单位：万人。
C——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因为计算机拥有量反映了居民在信息时代获取信息的基础设施条件。单位：台/百户。
D——人口识字率，用非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单位：%。
E——学历水平，用每万人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来表示。单位：人/万人。
其中A、C体现劳动者发展与开发环境，B代表劳动者数量，D、E则反映劳动者素质。表5-5为我国各地区劳动力要素情况。
表5-5 我国31个地区劳动力要素汇总
表5-5 我国31个地区劳动力要素汇总-续表
2.测算
本书利用IBM SPSS20.0软件中的因子分析功能，分别处理以上5个指标，结果表明，人口数量因子对总方差的解释占比25.23%，而劳动者素质及发展环境因子占比55.21%，这一数据表明地区劳动力综合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以及发展环境。表5-6为我国31个地区劳动力要素的综合比较。
表5-6 我国31个地区劳动力要素综合比较
表5-6 我国31个地区劳动力要素综合比较-续表
3.综合分析
通过表5-6的数据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出，京津冀各地区在劳动力综合水平上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在三省份中，北京劳动力综合水平很高，位于全国第2位，而河北则落后一些，位于全国第13位，天津位于全国第4位。在人口数量方面，河北的人口最多，排在全国第4位，其次是天津，位于全国第27位，北京人口最少，排在全国第29位。然而在现阶段劳动者的素质以及劳动者的发展环境主导着劳动力综合素质，所以，在京津冀地区中劳动者素质最高、发展环境最好的就是北京，这使得北京的劳动力综合水平也最高，排在全国第2位。与其相反的是河北，虽然拥有大量的人口，但劳动者发展环境欠佳，劳动力素质偏低，导致其劳动力综合水平在京津冀经济圈中排名最后。
通过深入的分析，我们可以知晓在京津冀经济圈中，不论是中心城市北京，还是外围省份河北，在劳动力的数量及质量上的特点均呈现出一种彼此互补促进的状态。劳动力要素假若能在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那对于各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逐步转移两方面均有重大意义。首先，对北京及天津来说，根据其劳动力素质较高的特点对产业进行合理的分配，比如可以将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比较低的产业向外围河北省进行转移，这样做不但可以解决河北省的劳动力剩余等问题，同时还可以降低产业成本。其次，河北省处于经济圈的外围，它可以充分结合自己的位置特点，积极与北京、天津合办企业，共享先进的科研成果，利用各种知识、创新思维，还可以采用参观培训、聘请专业人员的方式到北京、天津地区获取最前沿的科技。最后，为了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能顺利进行，留住更多优秀人才，河北省应当加大力度提升其劳动力发展环境。
（四）技术要素
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地区技术水平主要在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首先是技术要素的投入数量，它会影响到产出；其次是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的技术要素产出和转化能力。
1.指标选择
A——新产品产值率，即新产品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单位：%。
B——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单位：人年。
C——人均教育经费，单位：万元/人。
D——科技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单位：%。
E——专利授权量，单位：件。
F——技术合同成交总额，单位：亿元。
B、C、D三个指标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只分别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值。表5-7为我国31个地区技术要素汇总。
表5-7 我国31个地区技术要素汇总
表5-7 我国31个地区技术要素汇总-续表
2.测算
技术投入可以由B、C、D反映，技术产出可以由A、E、F代表。上述指标指代清晰、含义明确且其分别反映了评价的一个方面，因而我们分别对上述两组指标进行IBM SPSS20.0软件处理，分别计算因子载荷和特征值，同时分析综合因子来说明不同地区技术的综合水平，计算结果如表5-8所示。
表5-8 我国31个地区技术要素综合比较
表5-8 我国31个地区技术要素综合比较-续表1
表5-8 我国31个地区技术要素综合比较-续表2
3.综合分析
通过对比各个地区的技术要素水平可以看出，北京处于京津冀经济圈的领先地位，技术投入方面与技术产出方面均是如此，因为北京是我国很多重大技术创新的发源地，拥有较强的科技实力。北京的技术投入与产出分别位于全国的第3名及第1名，因此北京理应作为京津冀地区的技术研发中心。天津作为京津冀经济圈的次中心，其实力也不容小觑，技术要素投入与产出分别排在全国的第5名及第6名，其综合水平在全国排到第6名。然而河北省的技术水平则远低于北京、天津，它的技术要素投入与产出均排在全国第17名，综合水平为全国第17名。提高区域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需要进行技术要素的大量转移。河北省应当认清自身不足之处，主动开展一些活动解决自身遇到的困难，可以学习北京、天津的先进技术，通过开展一些具体的会议研讨、项目合作等方式来提升自己。同时，作为共同的经济发展合作伙伴，北京和天津应当积极参与到河北省的产业技术研发当中，可以采取技术入股等方式，发挥技术要素的最大优势，实现技术转移和产出能力的不断提高。
二 产业结构差异
在本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表述中将使用产业结构差异度D，各地区产业结构在三次产业前提下，均被视为一个在三维空间中的点，因而三个不同的点代表三个省市极，表示两地产业结构差异的指标由两点间的距离Drs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xrj表示r地区j次产业的比值，xsj表示s地区j次产业的比值，Drs表示地区r和地区s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度。
京津冀三地2014年三次产业比值如表5-9所示。
表5-9 2014年京津冀三次产业比值
京津冀三地2014年相互之间产业结构差异度计算结果如表5-10所示。
表5-10 2014年首都经济圈地区产业结构差异度
不同地区拥有的产业结构差异度越大，代表两个地区之前有很强的互补性。互补性会使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变得更容易。通过分析表5-10中数据可以看出，北京与河北之间、北京与天津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而产业转移趋势明显。
第二节 政府调控
市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起着主要的调节作用，扮演着总导演的角色，产业转移中的最佳指挥棒无疑是市场的价值规律。然而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政府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牵引器”，政府会在宏观上调控引导产业转移，同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的鼓励。目前，京津冀地区还没有一个可以全面规划管理的区域性政府机构，主要原因在于其拥有不同的行政区划，进而缺少区域协调合作的总体机制。从目前状况来看，主要是中央政府在积极促成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与合作。
一 中央政府
最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对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在包括京津冀三家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的努力配合下，京津冀经济圈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频繁，企业之间积极参与合作项目，高层之间彼此交流沟通，京津冀经济圈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2011年，“十二五”国家发展战略公布，在该战略中提出向世界推出京津冀一体化，并将其作为推动东部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战略，以京津冀的发展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国家希望能通过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打造全国经济发展“第三极”。这个重大决策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做出的一个战略选择，京津冀作为我国创新资源密集、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良好的区域，在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及引领我国参与全球创新竞争中承担着重大历史使命。京津冀地区三地政府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其发展结构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应当各自按照自身的特点决定自身的产业结构，同时为地区选择相对应的发展方式。在旅游、生态、交通、资源、能源等方面京津冀三地已经有了长期有效的合作。相对比较完整的外部交通体系，尤其是铁路、公路、港口、空港等均在京津冀经济圈内形成一定的优势。在现有交通条件下，若乘坐高铁，从北京到天津只需半个小时，从河北邯郸到北京也只需要两个小时。高速铁路网目前正在建设中，届时北京的“1小时都市圈”将会囊括沧州、保定、唐山等周边城市。在工业产业转移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北京首都钢铁公司现加入位于河北唐山的曹妃甸开发区，像这样的企业搬迁改造过程是在城市互动过程中实现产业优化过程的一个很好的实例，同时它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
在我国“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关注位于天津的滨海新区，给予其东北振兴战略以及高新区双重发展优惠政策，因而滨海新区转移了部分国内企业，同时有大量跨国公司愿意将资金投在此处。除此之外，天津由于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拥有大量的在金融改革创新领域的先行先试权，从而得到一些跨行业新业务的增长点，导致金融资源不断流入。
二 产业承接地政府
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的顺利实施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但源自产业承接地政府的产业承接拉力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产业转移是一种博弈行为，这种博弈来自产业承接地的各个政府之间，因为它们均以提高自身生产力为目标。产业承接地政府会采取各种措施以保证产业转移的顺利进行，例如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
天津市目前已经拥有了保税区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第一批开放的沿海城市，其开发区的各项指标在全国范围内均位于前列。天津市是环绕渤海各地区的经济中心，它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区位优势，使得石油化工产业得到大力发展，同时其拥有技术装备先进、综合配套能力极强的重型设备制造及物流服务产业。天津市拥有较高的人均工业产值，滨海新区的发展受到天津市政府高度重视，其已被塑造成为整合沿海地带的重点建设区域，是天津市最大的经济增长点，已被列入国家发展战略，目前已经有七大主导产业：生物制药、电子通信、食品加工、汽车与装备制造、石油开采与加工、海洋化工、现代冶金。天津市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始终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利用高科技成果，不断延伸产业链，为北京市科技成果的转化扩散提供了市场。
河北省政府高度重视重化工业及能源和原材料的加工业，这与河北省的产业特点是相一致的，这保障了京津地区加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河北省政府继续在农副产品的供应上与京津地区展开合作。最近几年，河北省拥有三大农业支柱产业（果品、畜牧、蔬菜）和七大工业主导产业（食品、钢铁、建材、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纺织、医药），同时还产生了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它们分别为现代物流、旅游、电子信息，这些产业为河北省带来了市场基础积累和物质基础积累。而现在正处于河北省进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刻，河北省政府将努力承接京津地区的转移产业，以快速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规划”是在2011年由河北省政府提出的，“1圈、3城、4区、6基地”的建设便是其中的一项计划，这表明了河北省政府在产业对接上已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河北省的曹妃甸新区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高速发展，它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区域产业链型链接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首钢加入曹妃甸工业区以及曹妃甸的不断建设完善促使河北省在石油、化工、钢铁等领域成为京津冀地区大型企业改造、迁建和发展重化工产业的基地，同时也是进口原材料的供给基地。
通过对以上各个地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推动京津冀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表现较为积极的是国家层面及产业承接地，而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关系则协调困难，因为它们是产业转出地，拥有很多相同的发展目标和产业特点，有很多城市功能及产业二者均不愿放弃，所以它们竞相颁布优惠政策，展开竞争。例如在高科技的发展方面，北京拥有多达27个科技园区，天津拥有13个，两地的开发区不断压低市场准入、土地使用、税费方面的限制条件以此争夺客户。这种恶性竞争会使自身利益、区域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均受到损害，同时还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流失，使原有的优势相互抵消。
除了北京与天津的协调障碍外，河北省作为产业承接地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其与中心城市较大的产业梯度落差，这使得河北省顺利承接产业转移受阻。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河北省缺乏良好的产业集群，它的中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因而其自身由于缺少依托与外延会受到一定限制；第二，河北省内经济发展步调尚不统一，区位优势不明显且发展不平衡。河北省经济实力较强的秦皇岛、石家庄、邯郸并不直接与北京相邻，导致其没有机会与京津地区加强联系。而唐山、廊坊等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其交通便利，与京津地区联系则更为容易，因此有更多机会接受产业转移。此外，河北省有很多地方的地理特征比较特殊，导致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如在北京西北部的张家口、承德等地，其参与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机会很少，难以与京津地区建立紧密的联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京津冀三地在区域合作中均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发达，工业产业逐步转移，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天津市在高端生产制造业上拥有雄厚的实力；河北省则依然传承了传统工业优势。这三个地区在第二产业上具有较大的产业梯度，但彼此之间各有优劣，可以形成良好的互补。因而在开展区域合作过程当中，应当深入分析各地的优势特点，合理分配工业行业，使产业转移能有效实施。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缩小经济梯度，提高整个区域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