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调查分析报告

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701.1亿美元，是2006年的8倍。全球化智库（CCG）统计，2016年整体呈现上半年海外投资活跃，下半年开始逐步放缓的态势：1～6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共456宗，而下半年并购笔数降为316宗。为进一步跟踪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度，深化对企业“走出去”课题的研究，自2014年起，全球化智库（CCG）通过问卷发放、企业访谈和举办论坛的形式组织年度企业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追踪企业对外投资动态。2017年度调查问卷共1200份，截至2017年9月共回收有效问卷910份。

本次调查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企业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和投资特点；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意愿和实际投资情况。

一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一）企业主体对外投资额趋于保守，中小规模企业对外投资发力迅猛

参与本次调查的企业中，民企占绝大多数，为63%，国企为29%，混合所有制企业为8%。在这些企业中，近71%的企业有对外投资计划，其中，已经开展“走出去”计划的企业占受调查企业总数的48%（见图1）。

图1 受调查企业是否实施“走出去”战略

截至2016年底，在受调查的中国企业中，对外投资低于500万美元的企业占半数。与2015年相比，对外投资额度在5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由2015年的占比28%，增加到了2016年的50%；投资额度在1000万～5000万美元的企业由2015年的15%下降到2016年的4%；投资额度在5000万～1亿美元的企业由2015年的15%骤降到2016年的5%；与此同时，投资额度在10亿～30亿美元和3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2016年占比同比分别下降了5个百分点和7个百分点；而投资在500万～1000万美元和1亿～10亿美元企业的占比，较2015年分别上升了7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总体上来看，2016年受调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与2015年相比有所下降（见图2）。

图2 受调查企业对外投资规模

（二）投资集中在欧美和东南亚地区，主要面向当地市场

从投资目的国角度统计，在所受调查企业中，东南亚是首选目的地，美国和欧盟的吸金力也十分强劲，两者均以11%位居次位（见图3）；东南亚和欧美地区之后，北非以及北非以外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南亚、拉美地区和中亚地区也成为投资热点地区。

图3 受调查企业对外投资目的国家（地区）分布

调查显示，投资面向当地市场的“走出去”受访企业占大多数，面向中国市场和第三方市场的企业较少（见图4）。

图4 受调查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面向市场

根据调查统计，未来2～3年受访企业投资意向区域以东南亚（14%）、美国（12%）、北非（9%）、欧盟（8%）、澳大利亚（7%）和拉美地区（7%）为主。预计，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东南亚、欧洲、美国、非洲地区在今后的2～3年中仍然会成为投资热点区域（见图5）。

图5 受访企业未来2～3年计划投资地区

（三）“走出去”企业多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模式，与中国企业合作多于竞争

调查显示，58%的受调查企业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对当地企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依赖，其中43%的企业认为对当地企业存在“一般依赖”的关系，15%的企业则对当地企业表现出“非常依赖”。另外，“不依赖”当地企业的受访企业占34%，有8%的企业表示对当地企业“完全不依赖”（见图6）。

图6 受访企业在目标国运营对当地企业的依赖程度

在受调查企业中，有55%的企业在目标国有合适的当地（外资或合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有19%的企业表示“没有”，14%的企业“尚未找到”合适的当地企业进行合作，而12%的企业认为还“不需要”寻找当地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见图7）。

图7 受调查企业在目标国与当地（外资或合资）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

调查显示，受访“走出去”企业的当地合作企业多为“当地民营企业”，占38%；“在当地投资的外国独资企业”和“中国籍（含港澳台）国有企业”紧随其后，均占比15%。有13%的受访企业与“中国籍（含港澳台）民营企业”合作，有10%的企业与合资企业保持合作关系，仅有9%的受访企业同“当地国有企业”进行合作（见图8）。

图8 受调查企业在目的国的主要合作伙伴构成

在受访企业中，有19%的企业与目标国国内的中国籍企业存在“竞争”关系；26%的企业与当地中国企业建立了“上下游合作”关系；26%的企业则与中国企业形成了“产业联盟”关系；但也有30%的受访企业表示与当地中国企业“没有交集”。由此可见，受访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52%的企业与当地中国企业建立了“上下游合作”和“产业联盟”的关系，中国企业“抱团出海”的形势突出（见图9）。

图9 受访企业与目标国国内的中国籍企业的关系

（四）投资行业多样化，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采矿业占较大比重

调查显示，受调查企业对外投资产业类别以制造业居多，占到了总量的17%。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占比10%的建筑业、占比9%的采矿业、占比8%的房地产业和农林牧渔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租赁、文体娱乐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所占比重较低（见图10）。

图10 受调查企业对外投资产业分布

（五）企业“走出去”绿地投资表现抢眼，合资新建方式占据上风

从投资方式角度分析，51%的企业采用了绿地投资的形式进行对外投资，其中31%为合资新建，20%为全资新建，有26%的企业选择以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进行投资，采用全资并购和部分并购的受访企业分别占12%和11%（见图11）。

图11 受调查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

其中，在以并购方式进行投资的企业中，采用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种方式的比例均等，分别为36%、36%和28%（见图12）。

图12 受调查企业开展并购的主要形式

经调查，在受访企业中有63%的企业以“通过国内母公司投资”作为投资渠道，“通过国内控股公司投资”的企业占21%，16%的受访企业“通过海外子公司投资”（见图13）。

图13 受调查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途径

（六）融资渠道主要为企业利润累积、投资伙伴参股、银行贷款和基本市场融资

从受访的“走出去”企业融资情况来看，31%的企业凭借自身利润积累取得投资融资，除此之外，投资伙伴参股和银行贷款是第二大融资来源，均占19%；紧随其后的是“资本市场融资”和“民间非官方渠道融资”，分别占16%和10%（见图14）。

图14 受调查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渠道

二 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

（一）国内外政策支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企业品牌成为三大推动力

据调查，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因素中，“国内外政策支持：我国‘走出去’政策以及相关优惠条件”（14%）、“寻求海外市场和拓展上下游产业链”（11%）、“提升企业品牌”（11%）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见图15）。其中，国内外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和相关优惠条件是企业重点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根据政策支持和国家战略制订对外投资计划。

图15 影响受访企业“走出去”因素的重要性

此外，“寻求海外市场和拓展上下游产业链”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开始深耕细化业务，在产业链的上下游积极寻找适合的标的公司进行产业拓展，争取占据更大的潜在市场；与此同时，“提升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的产业转型，中国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已经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指标之一。

与此同时，“目的国招商引资优惠政策”（10%）、“寻求海外资源：高端人力资源、低价劳动力、零部件以及原材料等”（9%）、“解决国内产能过剩和市场饱和问题”（9%）等，也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考虑因素。

（二）投资意愿更多受到目的国审批、税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调查显示，当面对目标国投资法令与条款时，20%的受访企业表示十分重视“法律审批环节”；其次是“税收减免政策”，引起了18%的受访企业的重视；紧随其后的是“资金流动自由度”“争端处理的公正性”以及“当地产权保护意识”，分别引起了14%、13%和10%的受访企业的重视（见图16）。

图16 受访企业面对目标国投资法令与条款时主要考虑的问题

对“走出去”中国企业来说，东道国的法律审批环节无疑是一道不可忽视的关卡。特别是随着近年来“黑天鹅”事件的增多，部分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再加上对外商投资的监管力度加强，这都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难点和痛点。

另外，税收减免政策也成为受访群体第二大主要考虑因素。税收减免与企业的盈利和市场拓展密切相关，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对于“走出去”企业的盈利绩效和风险管控来说大有裨益，成为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国际人才缺乏、文化差异大成为最大制约因素

据调查，17%的受访企业认为制约其国际经营和发展的因素为“缺乏国际经营人才”，同时认为“文化差异大”制约发展经营的受访企业占16%。可见国际经营人才的不足和国别文化的不同成为“走出去”受访企业的主要制约因素。除此之外，“国内同行在海外恶性竞争”“国际竞争力不强”“企业管理水平低”这三个方面在受访企业中均占有9%的比例，成为继国际化人才缺乏和文化差异大之后的重要制约因素（见图17）。

图17 限制受访企业国际经营和发展的因素

三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遇到的问题

（一）政府间政策差异、劳动力水平低、基础设施不足成为企业在目标国面临的难题

据统计，16%的受访企业认为“当地政府政策不一致”是企业在目标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认为“当地劳动力水平不佳”和“当地基础设施不足”的企业均为14%。除此之外，13%的受访企业担忧“当地运营成本过高”的问题，紧随其后的是担心“当地投资环境不佳”（11%）、“当地工会势力庞大”（11%）、“当地环保团体、民间组织抗争”（10%）以及“当地融资条件不佳”（5%）的弊端（见图18）。

图18 受调查企业在目标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人力成本、税务负担和融资成本加重企业运营成本

30%的企业认为“人力成本”是推高其运营成本的主要因素，继“人力成本”之后，“税务负担”成为第二大问题，占受访企业的18%；此外，14%的企业认为“融资成本”同样是加重企业运营成本的要素之一（见图19）。

图19 造成受访企业对外投资运营成本过高的因素

由此可见，企业“走出去”的人才瓶颈一直是制约企业发展运营的重点难题，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国际化人才缺失的问题早已屡见不鲜。根据CCG研究，解决人才难题不仅需要企业自身建立国际化的人力运用模式，也需要政府调整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还需要利用海归群体、海外华人华侨以及来华外籍留学生等人力、智力资源。

（三）企业“走出去”政治动乱与战争、法律和文化风险显著

受调查企业在境外投资活动中，18%的企业认为“政治动乱与战争”为“走出去”主要风险之一，此外，“法律风险”以14%的比例位居第二，紧随其后的是占比为11%的“文化风险”。由此可见，在近几年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发以及政治不稳定的投资环境影响下，东道国政治时局与动乱问题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最为敏感的风险诱因。除此之外，“宏观经济风险”（10%）、“政策变动风险”（10%）、“劳动力纠纷”（9%）以及“政府腐败”（9%）等也较为突出（见图20）。

图20 受访企业“走出去”遇到的主要风险构成

调查显示，54%的受调查企业采取“加强与中国使馆、驻外商业机构、华人组织等联系”的方式来应对投资风险；38%的企业通过“尽量多雇用当地人”来加强企业自身的本土化程度以此来规避风险。此外，30%的企业表示通过“与东道国当地企业合资合作”能够起到降低投资风险的效果，另外还有28%的受调查企业以“取得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协助”作为规避风险的手段之一（见图21）。

图21 受调查企业应对风险的措施

（四）“走出去”企业员工本土化比例不高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企业雇用当地员工过半数的比例为43%，其中有20%的受访企业所雇用当地员工占总员工比例的80%以上；23%的受访企业雇用当地员工比例为50%～80%。57%的受访企业雇用非当地雇员占比超过一半，其中18%的企业仅雇用了30%～50%的当地员工，26%的受访企业雇用当地员工数低于30%。此外，还有13%的企业未雇用当地员工。

（五）“走出去”企业经济效益回收慢，三成企业达到预期

调查显示，36%的受访企业对外投资经济效益达到预期，其中7%的企业盈利超出预期；经济效益未达到预期的企业占19%，其中8%的企业面临项目亏损；与此同时，还处于投资建设期，尚未产生经济效益的企业占37%（见图22）。

图22 受调查企业对外投资经济效益情况

（六）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意识需要加强

统计显示，受访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海外社会责任意识较强，有21%的企业“与各相关方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20%的企业“有专门负责海外社会责任的部门及主管”；18%的企业“海外发展战略中有社会责任的描述”；17%的企业“已制定海外社会责任目标和管理方案”；10%的企业“已编写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只有14%的企业暂未开展海外社会责任的管理和行动。

图23 受访企业海外社会责任的管理和实施情况

（七）智库与领事馆应加大服务企业“走出去”力度

一半以上（52%）的受调查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商会、同行企业的渠道来获取海外投资信息。此外，通过“已经走出去的，在当地的中国企业”“相关国家部门（如商务部）”“国家颁布的投资指南或其他指导性的文件”这三个渠道来获取投资信息的企业占比均为29%。

然而其他平台作为信息渠道明显发力不足。如，通过“智库平台”获取信息的企业仅有16%，同样的比例也体现在以“中国驻国外领事馆或其他驻外机构”作为信息窗口上。而仅有14%的企业通过“国外在中国领事馆、代表处、宣传机构”获取信息（见图24）。

图24 受调查企业获得海外投资信息的渠道

（八）国际市场信息服务、目的国法律法规服务亟待加强

半数受调查企业对“国际市场信息服务”需求突出，此外对于“目的国法律法规服务”的需求比重也达到了43%，紧随其后的是“走出去”企业对“优质客户介绍服务”的需求（41%）。与此同时，对“客户资信调查服务”、“目的国行业信息服务”和“人才猎头服务”的需求也分别占总需求量的28%、26%和23%（见图25）。

图25 受调查企业“走出去”的服务需求

（九）对“走出去”企业的国家财政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根据调查，高达35%的企业没有获得国家财政支持，获得对固定成本或营业成本的补贴的为22%，获得低息或者无息贷款的为15%，优先获得返销配额的占12%，获得低价或免费保险以及优先获得外汇的分别占7%和9%（见图26）。

图26 受调查企业获得国家政策支持种类

四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

（一）政治风险成为“一带一路”投资环境的限制因素

根据调查，在“资产价格便宜”“天然资源丰富”等优势环境资源中获益的受调查企业分别占3%和7%；然而却有49%的企业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政治风险较高”；10%的受调查企业认为沿线国家“发展水平较低”；9%的企业认为其“法治化程度较低”；同时还有8%的受访企业认为“金融资源不足”也是“一带一路”投资环境的限制因素之一（见图27）。

图27 受访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的评价

（二）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经营模式多样，出口产品方式较多

据调查，受访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经营模式多样，其中以“出口产品”的方式参与的企业占21%，通过“工程承包”方式参与投资的企业占15%，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和“建立独资企业”的方式参与经营的占比均为11%。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中的经营模式还包括“海外并购”“建立产业园区”“承接国外品牌订单，代工生产”“提供金融、咨询、中介服务”“劳务合作”“许可海外商家生产并销售本公司产品”，以及“授权海外商家连锁或者加盟经营本公司产品”等模式（见图28）。

图28 受访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经营模式

（三）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积极性高，投资意愿强烈

调查显示，受访企业中有73%的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表现积极，有较强的投资意愿。其中，“有投资意愿，但尚没有详细计划”的企业占32%，“已有投资计划，但尚未实施”的企业占17%，17%的企业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投资，7%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开始投资（见图29）。

图29 受访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意愿

五 总结

经调查，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热情持续增长，国有企业等大型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一并成为“走出去”的投资主体，在国家投资过程中占有核心地位。

第一，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趋于稳健，传统投资区域和行业持续成为投资热点，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发力迅猛。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规模下降，基本态势更趋理性。投资行业以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采矿业为主，东南亚成为投资首选目的地，此外美国和欧盟地区的吸金力依旧强势；企业之间协同发展趋势明显，半数以上的受调查企业在对外投资活动中与当地企业存在依赖关系，同时中国“走出去”企业之间的合作大于竞争；从投资模式上看，企业以合资新建为模式的绿地投资方式占较大比例；此外，企业融资渠道以企业利润累积、投资伙伴参股、银行贷款和基本市场融资为主。

第二，企业寻求国内外政策支持，品牌意识提升，国际化人才遇瓶颈。政策支持、产业链拓展和提升品牌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推力，面对目标国家投资法令与条款时，企业更加重视“法律审批环节”和“税收减免政策”；国际经营人才的不足和国别文化的不同成为“走出去”受访企业的主要制约因素。

第三，“走出去”企业经济效益回收慢，基础设施、人力成本以及政治风险成为主要制约因素。政府间政策差异、劳动力水平低、基础设施不足成为企业在目标国面临的难题；人力成本、税务负担和融资成本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企业“走出去”政治动乱与战争、法律和文化风险显著；“走出去”企业员工本土化比例不高；“走出去”企业经济效益回收慢，三成企业达到预期；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意识亟待加强。

第四，多元化对外投资信息平台，应进一步扩大智库在提供“走出去”服务中的作用。行业协会、商会和同行企业成为中国公司获得对外投资信息的重要途径，服务性对外投资信息发布力度不足。国际市场信息服务、目的国法律法规服务亟待加强，由此，应加大智库与领事馆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力度，与此同时，国家对“走出去”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需要进一步增强。

第五，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性高，政治风险不能忽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性高，投资意愿强烈。企业参与投资经营方式多样，其中多以产品出口为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产价格便宜”“天然资源丰富”等优势明显，但是政治风险仍然为“一带一路”投资环境的限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