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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国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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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中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学术界对能源安全的讨论仍聚焦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1]缺乏如何在极端情况下保障能源安全的探讨;有关方面则囿于计划调配的保障,安于能源消费者的角色,对能源这个非传统项目缺少足够的重视,使得能源安全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对能源的国防建设关注得更少。

一 对中国能源安全的认识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学界、军界对能源安全的认识还不充分,因此首先需要澄清什么是能源安全、中国应该持有什么样的能源安全观、是否存在军事意义上的能源安全。

国际社会对能源安全的认识也经历了几次变化和发展。能源安全的概念源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中东产油国对欧美的禁运让享受着充足而廉价的石油红利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措手不及,其初始反应就是保障供应安全,为此西方国家在1974年成立了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以稳定原油供应为核心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打击以能源出口为经济支柱的苏联国力,美国强力要求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产油国长期增产降价,[2]使得石油输出国承受了巨大的损失。经历了能源价格危机后,确保需求安全逐渐成为能源输出国的共识。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兴起,国际社会日益重视能源与环境、气候变化的关系,提出了综合能源安全观,它涵盖三个因素:供应的可靠性、价格的可承受性和环境友好性。2001年5月17日,美国政府发布了由副总统切尼领导的小组所撰写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该文件的副标题就是“为美国的未来提供可靠的、可承受的、环保的能源”。[3]

由于能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国际能源市场可以分为能源供应国(出口国)、能源需求国(进口国)和能源过境国。对于能源需求国而言,面对的主要风险是来自国际上的不确定因素导致的供应中断的风险,因此确保供应是进口国首先要关注的问题。而能源的稀缺性使得不少进口国有着控制资源或多占多得的动机,因此能源进口国的供应安全,偏向于强调竞争的现实主义理论。现实主义理论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逻辑起点,以民族国家为能源安全的行为主体,认为以石油为核心的战略性资源都是国家权力的来源,而自助是国家实现能源安全的主要途径。[4]

与需求相对的能源供应国,它们自然偏向于与现实主义理论相对的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也就是要确保稳定的需求市场和较高的油价收益。与现实主义相反,新自由主义认为为控制领土包括化石燃料产地而进行战争将会是一个罕见的现象,也不是获得能源安全的可靠途径。新自由主义承认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随着供应的收缩和需求的稳步增长,对资源的激烈竞争可能导致新型的冲突——能源战争。但新自由主义又坚定地认为,为能源开战是无益的,因为购买石油比攫取石油更为便宜。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看法是,能源市场中的游戏者是理性的,他们受利润最大化的驱动,所以应当让市场独立运作。[5]因此,新自由主义强调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机制在保障石油供应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反对国际干预,主张把能源安全交给自由市场来解决,通过国际市场的运作来解决能源安全问题。[6]

不同的立场和认识决定了对能源安全的不同看法,从长期来看,除了伊朗这类与美国为敌而受制裁的国家,需求安全对产油国的影响甚微。而伊朗这种情况,主要不是能源的问题而是国际关系的问题。石油资源的稀缺性表明,供给安全才是各国面临的主要威胁。

20世纪末中国在能源不能完全自给之初,由于问题并不严重,需求增速也不迅猛,外加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和油价的偏低,也倾向于相信市场可以很容易解决问题,所以在是否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问题上彷徨了很多年,而且这种市场倾向至今仍影响着很多人的能源安全观。殊不知,能源并非普通商品而是战略物资,能源市场并非自由市场而是由少数供应国拥有主动权并且是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连美国的智库也承认:“在政治上热衷于捍卫自由市场的美国,向海外出售美国原油也受到种种法律限制。”[7]中国作为崛起中的能源消费大国,在需求上处于被动状态,甚至是受制于人的状态,尽管国际合作是寻求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途径,但这并不能够保证中国可以完全排除遭受禁运、封锁等外部攻击的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遭受西方世界长达数十年封锁的历史还没过去太长时间,在一个仍由无政府状态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把自己的安全问题交给国际机制犹如“九一八”事变后指望国联一样不可靠。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这就意味着资源渐少而需求日增的现实无法改变,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加深难以回转,因此,中国的能源安全只能靠自己去争取,在和平时期可寻求国际合作和依靠国际能源市场,但也不能无视可能的极端情况并无动于衷,这首先就需要确立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立场和树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安全观。国防建设的着力点就是应对极端情况和维护国家安全,没有人会因为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不去备战。

对于传统的观念而言,能源在国防问题上只是军用物资的一个部分,属于军事安全范围,这恐怕也是军队基于使用者角度的惯有思维。正因为如此,是否存在军事意义上的能源安全对中国也还是个问题。

从战争的角度来看,能源保障的及时可靠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例如1942年发生的非洲阿拉曼之战,德军的油料运输线被英军切断后,有“沙漠之狐”美称的隆美尔也陷入绝望,遭到惨败。尽管德国拥有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的机械技术,但是因为缺乏石油而牺牲了油品的质量,德国飞机在性能上大打折扣。到1945年,德国已经大批量生产出了技术领先的喷气式战斗机、新型坦克和潜艇,却都因为石油告罄而不能大规模投入战斗。[8]二战期间,能源在各类作战物资消耗中还只占38%,其后能源所占比例则逐渐增大,越南战争时能源消耗就已达到物资消耗总量的60%。[9]因此在海湾危机时期,老布什曾宣称:“我们决不能容许任何暴君实施经济敲诈,能源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因此,我们必须准备行动。”[10]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政府也明确将国土安全、能源安全等因素,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国家安全来看,关于国家安全所涉及的威胁或危险因素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传统观点,即国家安全处置的主要是对国家生存构成威胁的政治和军事危险或威胁。二是拓展派的观点,认为国家安全不仅是生存问题,还包括国家发展的问题。由于发展问题涉及诸多方面,因而拓展派认为国家安全要应对的威胁或危险多种多样,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对国家安全的内涵过于泛化。传统观点只关注军事威胁对国家生存造成的影响,有可能使国家忽视其他较危险的威胁,从而影响国家的整体安全。[11]“9·11”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国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也说明国家安全的内涵确实有必要拓展。非传统安全,一般是指由非军事因素引发、直接影响人民安全和国家稳定与发展且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主要包含恐怖主义、经济和金融危机、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凸显,反映了威胁的多元化、综合化和复杂化。而非传统战争,就是指非领土、主权安全领域引发的冲突与战争。从战争动因看,目前主要有3种:反恐战争、能源战争、水资源战争。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国防力量的职责毫无疑问就是保障国家利益和安全。在当今社会,经济、军事等活动通常都需要由能源提供动力,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能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维持国家实力的稳定上升,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够在能源短缺的情况下占据主动和赢得战争。因此,无论是历史的教训还是其他国家的选择,都说明能源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

能源的现实情况也越来越需要国防力量去保障能源的来源和储备等,由此可以认为,军事意义上的能源安全是客观存在的。美国国防部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将能源安全纳入了国防战略考量,并对国防能源安全做出了解释:确保军队有可靠的能源供应,确保军事行动的能源补给及运输安全。[12]

二 国防建设面临的能源威胁

1.能源供应

能源供应问题,包括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就中国国内而言,西部能源生产区、东部和南部能源消费区的分布使得能源供应安全具有空间差异性,最主要的威胁是西部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的袭击。海外原油进口是保障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的主要途径,但中国的很多能源来自不稳定的国家,它们存在内乱、恐怖主义威胁等风险,与中国的关系也不排除禁运、贸易受阻等可能,中缅能源合作的现状就是证明。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恐怖主义对能源供应的威胁确实存在并影响重大。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油田,其作为世界最大的油田拥有全球1/8的石油储量,如果遇袭,整个国际原油贸易市场都会混乱。2006年2月,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就曾打算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Abqaiq的石油处理设施,该设施每天要处理沙特阿拉伯生产的2/3的原油。中国境内的恐怖主义威胁基本能够控制和应对,国外的则很难处理。

当前,中国海外能源供应地主要有四大板块,呈现不同的安全态势:中东地区属能源动荡区,非洲地区属能源脆弱区,原苏联属能源稳定区,拉美属能源机遇区。[13]中东的油气资源占全世界的将近一半,原油探明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7.9%,天然气探明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3.2%。2013年,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1.618亿吨,占石油进口总量的42.78%。中国前十名原油进口国中,中东国家占据六席。中东现在、将来都是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地,是保障中国原油供应安全的关键,而当前最不稳定的地区恰恰也是中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最近也表示:“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拉伯之春之后,海湾地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动荡。经过几十年的停滞,该地区似乎处于一场不可预知的变革的中途。在这场变革中,该地区不发生变化的社会可能屈指可数”[14]

随着“伊斯兰国”(IS)势力的崛起,伊拉克全面内战的阴云骤然聚集在伊拉克的上空,而中国原油进口接近一半来自中东地区,该地区面临空前的安全危机。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8月19日发表的题为“中国该不该参与中东维稳?”的文章称:就中东当前的乱局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可以说可能损失最大的国家却在袖手旁观。在美欧大国苦苦思索应不应该及如何进行干预来阻止伊拉克解体的同时,中国却缺席了——尽管它对伊石油的需求越来越大。该文章还点明:“随着美国石油消费和进口需求下降,能源安全已成为中国人的问题”[15]。尽管这篇文章无视美国根本就不可能放弃对中东的控制也不会欢迎中国对中东事务的介入,但它描述的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着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国可以选择的或许只有向中东国家提供防御性武器。伊拉克海军就曾在2007年向意大利和马来西亚购买了大约20艘巡逻艇,用于确保波斯湾北部两个海上石油转运平台的安全。美国国防部2011年《中国军力报告》也提到:随着中国产武器质量和射程的提高,北京将军售作为工具的能力将越来越大。2013年《中国军力报告》也声称:中国对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国家军售及其他形式的安全援助,加深了两国关系,并帮助中国平衡了能源进口渠道。军力报告的描述说明中国确实具备走这条路的条件。当然,美国在谈论中国军售的问题时绝对不是表示理解,而只会高度警惕。

至于可能性虽小但不能完全排除的对华禁运等风险,中国的应对措施除了加强国内的战略储备和实施战时能源替代方案外,似乎别无他法。诚如2007年、2008年等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所言,“中国目前远距离投放和维持兵力的能力仍然有限……没有能力动用武力来保障自己的外来能源供应”。这对中国的国防建设而言,绝非荣耀。中国要崛起,国防建设在此方面必须跟上。

2.能源通道

能源运输主要包括海上(航道)运输和(陆上)管道运输,在战争中,能源运输通道往往成为军事打击的重要目标。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对在波斯湾航行的船只发动了132次攻击,伊朗发动了约70次袭击,共毁坏了50多艘船只。而且相关国家也在管线、港口等问题上大做文章,作为支持友方、遏制对方的手段。两伊战争爆发后,支持伊朗的叙利亚就关闭了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的过境输油管线,使得伊拉克石油输出量减少了30%。海湾危机期间,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关闭了境内输送伊拉克石油的输油管道,伊拉克经波斯湾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也被美国封锁。[16]由此可以看出,能源运输通道非常容易遇袭,主要包括军事攻击、封锁,另外还有海盗与恐怖主义袭击。

(1)能源管道的恐怖威胁风险

如果说能源生产设施遇袭比较容易对付,能源运输管道破坏则难以防范。管道运输主要由管道干线和泵站两大部分组成,每隔50~100公里[17]设一中间泵站,目标大、固定并且不易设防,被破坏后影响大而且不易恢复。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轰炸了伊拉克-土耳其输油管上的一座泵站,就使该管道的输油量从150万桶/日下降到100万桶/日。[18]修复管线通常要10~15天,而修复泵站则需要更长时间。[19]

当前中国的国际油气管道有中哈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以及近期刚刚完成的中缅油气管道。由于主权问题,境外管道的安全完全依靠所在国。国内的情况也很不乐观。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共有陆上油气管道966条,总里程近12万公里,规模庞大,隐患极多。2013年“11·22”黄岛管道爆炸导致62人死亡,之后安监总局等部门在全国开展了油气输送管线安全专项排查,3000个石化公司和石油存储站点的油气管道排查出29436处隐患,[20]平均每4公里就有1处灾害风险点。

在许多国家,反政府武装把石油运输通道作为重要打击目标,哥伦比亚的一条输油管道一年之内就被炸了152次。[21]对于中国“千疮百孔”的油气管道,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恐怖分子,都不太可能放过这些“软肋”,因此反恐任务非常艰巨。

(2)海上运输的“马六甲困境”

2003年11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分析中国经济形势时,第一次提到了金融和石油两大国家经济安全概念。他提到国内进口原油的4/5左右都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的,而一些大国一直染指并试图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航运通道,由此点出“马六甲困境”。尽管国内有个别学者认为“马六甲困境”过于夸大甚至是个伪命题,[22]但美国确实存在这种考虑,“离岸控制”的概念就由此而来,因此必须严阵以待。

美国国防部历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显示,中国原油进口对马六甲航道的依赖逐年加深,2013年中国进口的84%的石油、27%的天然气靠这条航道运输。[23]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则显示,马六甲海峡2011年每天通过原油1700万桶,[24]其中有近60%是中国船只。一旦海峡航道受阻,中国就会面临石油供应中断的危机。因此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扼制住了中国的能源通道。[25]

1986年,美国海军制定了控制世界上16个海上咽喉航道的计划,积极推行“两洋战略”。1999年8月,美国能源部列出了六大“世界石油运输咽喉”,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巴拿马运河。美国全球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确保能够控制这些战略通道。[26]而美国国防部2007年、2008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都明确指出:中国目前既不能保护自己的外来能源供应,也不能保护能源供应的通道免遭阻断,包括中国原油进口当中的大约80%所途经的马六甲海峡。

中国的“马六甲困境”在于,该通道存在很多威胁,包括美国、印度或沿岸国封锁、恐怖主义袭击等。美国制定的“离岸控制”计划,就是利用其海空军事优势,对中国实施由近及远的逐级海上封锁战略,在中国军事力量范围以外,切断其原材料进口和贸易出口通道,给造成中国巨大的经济耗损,迫使中国在冲突中妥协。[27]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则提出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也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三国也有较小可能对中国进行封锁,理由是马来西亚、印尼都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有争议,如果发生严重冲突,则可能在台湾海峡局势恶化时支持和允许美国封锁海峡。[28]

为了解决“马六甲困境”,中国企业设想了建设中缅油气管道、开凿泰国克拉地峡等方案。由中石油和地方政府推动的中缅油气管道,设计输油2000万吨/年,输气120亿立方米/年,曾被捧为破解“马六甲困境”的“战略通道”。项目计划总投资为25.4亿美元,但在建设过程中,中国企业对缅甸社会变局和公民诉求缺乏了解,结果缅甸民间在政治剧变后寻机滋事,导致工期延误及造价超支,投资额达到50亿美元,而且不包括配套建设费用。

2013年,中国进口石油共3.782亿吨,照此计算,中缅输油管道即便能够投入使用,最多也只能占到进口量的1/20,中国进口原油的80%仍需通过马六甲海峡。因此,破解困境之说完全经不起考验。美国在2011年《中国军力报告》中称:中缅油气管道只能轻微地减少中国对马六甲海峡或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依赖。然而,中国的企业无视政治风险和管道必须经过缅甸国内武装冲突区域的情况,在缅甸政局不稳的情况下仍大规模进入缅甸,并在中电投“密松水坝”事件后坚持扩大投资,结果骑虎难下。缅甸新政府倒向美日的现状使中缅油气管道的前景堪忧,而且成为缅甸牵制中国的工具。

至于克拉克运河方案,一直处于争论之中,而且美国在泰国有多处驻军。因此,中国的能源进口绕不开马六甲海峡。对于能源进口通道的安全困境,中国目前可以做的只有威慑保护,也就是让可能威胁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对手慑于中国的威力而不敢动手,或是必须考虑中国报复的风险和代价。[29]

(3)封锁

人们之所以忧虑“马六甲困境”,就是担心遭到封锁。对于中国的能源进口而言,马六甲海峡毫无疑问是最好的封锁点,明确打这个主意的就有美国和印度。

印度很早就在大力建设马六甲海峡西部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海军基地,并于2001年9月在该群岛建立了新的战略防御司令部。印度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与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发生战争时,海军能迅速地封锁马六甲海峡等其他东部进入印度洋的通道”[30]。尽管由于缺乏远洋投送能力和作战能力,任何国家想在马六甲海峡封锁中国都能得逞,但中印至少接壤,海上奈何不了的陆上可以补充,因此只要在中印边境保持威慑存在,就不用太焦虑印度对中国的封锁。唯一值得让中国不安的毫无疑问是美国,因为中美军力对比依旧悬殊,而且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有能力也有“离岸控制”等方略钳制中国。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专家加百利·科林斯2008年在《中国的能源战略:对北京的海洋政策的影响》一书中分析称:对中国石油运输的封锁可从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咽喉要道开始,这两处地点都远离中国海岸线,用少量的战舰就可有效切断中国的石油生命线。至少从目前看,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对这种封锁是无能为力的。中国空军目前不可能对对手封锁部队实施成功的空中攻击。中国海军潜艇从大陆基地航行至马六甲海峡必须突破对手反潜部队的围追堵截,而且部分国家的潜艇作战力量非常强。如果对手的封锁是在马六甲海峡进行,中国的潜艇也难以派上用场。因为该海域水太浅,[31]潜艇很难潜航和长时间执行任务。封锁国还会诱使石油生产国减少对中国的出口,或针对向中国运输石油的行为采取惩罚性措施,迫使石油生产国停止向中国出口石油。封锁国家还可能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护航封锁,该方式不是出于防御,而是确保针对中国的石油禁运,护航封锁需要大量部队提供支援。[32]

美国自冷战伊始就利用西太平洋海域中一些特殊岛群的战略地理位置建立了三道岛链和六大基地群,[33]形成新月形包围圈封锁中国,使中国处于“有海无洋”的窘境,影响至今。尽管岛链封锁属于军事问题,但美国不仅将第一岛链作为反潜线,而且极其关注贸易通道等经济利益。因此,对于中国的能源进口而言,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封锁是战术上的威胁,第一岛链封锁则是战略上的挑战。

在作战方案上,“空海一体战”“离岸制衡”等都以封锁作为打击和削弱中国的方式。在作战手段上,由于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使用马六甲海峡,无法全面封锁而只能进行“选择性封锁”,因此主要是海空拦截,升级后可能有潜艇和导弹打击等。一些美国海军高级作战指挥官认为,美国能够在不限制开往其位于太平洋周边盟国油轮的情况下,封锁开往中国的油轮。而且,美国的这种能力在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实施石油禁运时已经得到了验证。[34]不过,既然美国只能进行“选择性封锁”,就给了中国反封锁的机会。无论封锁是低烈度的独立行动还是高强度的战争前奏,美国要在马六甲海峡封锁中国都需要利用亚太国家的前沿基地以及日韩的保障基地。封锁战在总体上是一种消耗战,低烈度情况下中国可以护航或堵塞通道,一旦升级就不排除用军事等手段加大对手禁运、封锁的成本和减小其收益,并让相关方承担责任。这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威慑。

要提高反封锁作战能力,中国就需要加强海空军事力量,以海制海,海空一体。在马岛战争中,阿根廷虽然在英国宣布封锁后进行了反封锁作战,且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是由于缺少足够的海空军事力量,最终没能挽回败局。类似的情况在海湾战争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美国等多国部队严密的海空封锁下,伊拉克由于缺少足够的海空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弱小,虽然想打破对方的封锁,但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有力的反封锁行动。[35]另外,对手还可能以潜艇战对抗护航和反封锁,这就需要加强反潜作战能力。

中国的反封锁能力建设不能局限于本土作战的惯性思维,要在加强海空力量的基础上,立足长期作战,把布雷等战略威慑与反潜等战术打击相结合。封锁不可怕,中国曾被封锁几十年,只是当前的中国已无“阵营”可依靠。但自古以来,只有自立才能自强。

(4)海盗与恐怖主义威胁

相对而言,对中国能源进口通道更现实的威胁是海盗和海上恐怖活动等非传统威胁。2008年11月15日,索马里海盗在距非洲东海岸超过450英里的印度洋南部击败了护卫军舰,从而劫持了世界第二大原油运输船“天狼星”号,该油轮的大小如同三艘航空母舰。被劫时该船正在将200万桶原油从沙特阿拉伯运往美国,这些原油几乎占沙特阿拉伯日产油量的1/4。海盗的活动范围、战斗力和对能源安全的破坏力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面临的海上袭击风险非常高,在必经之地东南亚地区,2014年4~7月至少有6艘沿海油轮被海盗劫持。[36]据国际海事局统计,1991~2001年,在全世界发生的2000多起海盗袭击中,东南亚发生1600多起,占66%左右,主要集中在马六甲海峡。[37]马六甲海峡从14世纪起就海盗盛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在手段上、劫持船只等战术运用方面非常相似,而且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分子日益融合、勾结,相互之间在人员、组织和资金等方面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某些恐怖组织在战术上实施的是海盗行为,但是在战略目的上是恐怖主义。[38]

从国际海事局2014年7月底发布的2014年以来海盗与武装抢劫示意图来看,马六甲海峡和南海运输通道以及西非产油区是海盗等活动的重灾区。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以往的研究,恐怖分子确实参与了一些东南亚地区的海盗活动,[39]因此中国不能不防。而且,不只是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也有风险。2010年7月28日,一艘日本油轮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一艘装满炸药的小艇炸损。随后,“基地”组织宣称对其负责,并发表声明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袭击是为了“削弱由侵占伊斯兰教徒土地、掠夺资源的异教徒构建起来的世界秩序”。马六甲海峡沿岸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也是伊斯兰国家,“9·11”事件后美国就开始把东南亚作为全球反恐计划的第二战场。总的来说,恐怖主义威胁已经成为目前马六甲海峡主要的安全问题。

东盟国家把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与对付海盗合为一体,但美国多次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沿岸三国力量不足,无法保障海峡安全为由,企图以反恐为名义在海峡沿岸部署军队。这促使沿岸三国在2004年7月共同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马六甲海峡的协议,并正式启动了马六甲海峡海上联合巡逻的统一军事行动,中国船只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主要依靠沿岸三国效率不高的共同监管。

新加坡由于国土狭小、人口少,在国家安全方面对南北两个巨大的伊斯兰国家印尼和马来西亚一直有所顾忌,因此在域外国家介入海峡安全事务的问题上持欢迎态度,意图借此均衡势力。而马来西亚和印尼则由于被殖民历史,在主观上不愿接受外部势力的介入和渗透。[40]但在2005年9月的“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安全合作”会议上,马来西亚副总理表示与海峡有重要商贸利益的国家诸如美国、日本可以为海峡三国的巡逻提供帮助。2005年12月,印尼国防部长也表示中国、美国、日本和其他强国或许可以提供“设备和技术”,以协助消除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威胁,实质协防马六甲海峡。[41]

2002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签署了有关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合作的备忘录。2003年6月19日,东盟地区论坛[42]通过《打击海盗和其他海上威胁的声明》,指出海盗以及恐怖分子是国际脆弱的海上航运的潜在威胁,鼓励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加强双边和多边海上合作,增加人员信息交流,以尊重领土完整、主权和管辖权的原则,自愿参与与打击海盗有关的国际公约,并鼓励东盟地区论坛审议和讨论有关海军与海岸警卫队护送超级油轮的提议。

马六甲海峡同样是日本的生命线,因此寻求扩大军事影响的日本一直非常积极地介入马六甲海峡事务,多次要求与东南亚国家举行军事演习和情报交换等合作,并以打击海盗的名义派军舰到马六甲海峡活动。2000年5月,日本与新加坡达成了空军基地使用协议。2000年11月,日本派遣巡视船前往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进行联合训练。此后,日本每年均向东南亚国家派遣大型载机巡视船进行联合训练、演习等。2002年印尼巴厘岛爆炸事件后,日本又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迅速向印尼等国派遣了巡视船,“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反恐训练,并对当地主要机场的安全实施特别监督。[43]日本还在2006年向印尼提供了几艘海上巡逻艇。另外,在日本的推动下,东盟10国还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于2004年签订了《亚洲地区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区域合作协议》(Reg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in Asia,ReCAAP)。[44]

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东盟各国心存恐惧,防范之心大于合作之意。中国一方面要尊重马六甲海峡沿岸国的主权,支持马来西亚和印尼反对外国军队进入马六甲海峡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寻求在打击海盗和反恐方面的合作,与东南亚各国进行反恐联合训练和相互学习。另外也确实可以提供“设备和技术”援助,并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护航。

三 国防力量在能源问题中的角色

国防力量是能源的使用者,而且是能源消耗大户。在2012财年,美国国防部用于能源的支出204亿美元,[45]使用的能源占全美国总消耗量的1.3%,占整个联邦政府消耗量的80%,占军费开支的3%,[46]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单一能源消费机构,耗能规模比它大的国家只有30多个,也就是美国国防部的能源消耗比绝大多数国家还要多。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向巴格达进攻的关键时刻,为解决其补给线太长导致的油料严重短缺,美军指挥官不得不下令军事行动暂停四至六天。中国军方机构的几篇文章提供了中国的一些情况:2011年的一篇文章表示“虽然军队所消耗的油料相对于国民经济对油料的需求而言,约占3%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种消耗产生的国防安全效益却不可估量”[47]。2012年一篇报道称“对油料的需求日益增加,已占到军队后勤物资的70%以上”[48]。由此可见,石油是军方使用最多和最依赖的物资,中国军队的石油消耗在2011年就已占到全国石油总消耗量的3%左右,近几年狠抓军队战斗力建设更是让油料消耗只会增不会减。因此,中国国防的能源消费特别是石油消费在规模上也是非常庞大的,而这还是建立在缺少大型或远程军事装备的基础上,比如2011年辽宁舰还未入列,而美军拥有12个航空母舰作战群,如果按美军那样的装备规模和水平估测,中国国防的油料消费将呈指数级上涨。尽管中国的军事装备基本不可能也没必要达到美军的规模,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快就会有“井喷”,这将进一步加大油料消费的规模。

国防力量是能源的保护者。尽管能源安全问题被归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但不管是从能源安全威胁的起因来看,还是从应对能源安全威胁的手段来看,很多方面主要还是属于传统安全范畴。例如,敌对军事力量阻碍石油运输造成石油供应中断、通过武装护航保护石油运输线等,属于典型的传统安全威胁和手段。[49]因此,美国在其《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界定国家利益时表示:“第一类包括重要利益——对我们国家的生存、安全与活力有广泛的、压倒一切重要性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我们的领土以及我们盟国的领土的实际安全、我们公民的安全、我们社会的经济利益以及保护我们的重要基础设施免受致命的攻击,包括能源……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捍卫这些利益,包括在必要和适当的时候单方面和果断地动用我们的军事力量。”[50]由此可知,美国早在20世纪末就已把能源安全与国土安全相提并论,并决定必要的时候用军事力量提供保护。

国防力量还是能源的开发者。众所周知的核能开发就源于核武器的开发,事实上,国防一直引领着能源的发展。1911年7月,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果断地决定皇家海军使用石油取代煤炭驱动战舰,以增加航程与速度,英国海军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动性和续航能力,牢牢掌握了制海权。此后,世界能源逐步由煤炭时代转向油气时代。除此之外,当前美国等国家的军队还在提高能效、开发新能源等方面发挥着引导作用。

中国的国防力量绝不能满足于能源使用者的传统角色。随着国防力量的不断提升,以及以能源竞争为核心的领海之争,军队需要担负起为海上执法力量做坚强后盾的责任,需要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做好准备。2013年国防白皮书《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也指出:海外能源资源、海上战略通道以及海外公民、法人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开展海上护航、撤离海外公民、应急救援等海外行动,成为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利益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方式。

四 中国国防力量的使用原则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而农耕文明的财富创造主要是通过人与土地的结合来实现的,无须掠夺外来资源,因而也难以产生对外扩张的动机。所以,中华文明的战略文化传统,往往表现出突出的非进击、非扩张的趋向。中国的版图是人文同化、渗透、融合的结果,而不是拓展、扩张和侵略的产物。[51]尽管当今的中国正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迅速前进,但几千年积淀的战略文化仍在强力影响着中国的国防理念,坚持将国防力量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

过去,由于国力的薄弱和外部入侵的威胁,中国的安全观是保家卫国的生存观。在思想观念上,中国深受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和儒家“仁义”“和为贵”思想的影响,长期局限于“守土”和重陆轻海;在国防政策上,中国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在核政策上,中国是唯一自始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大国;在常规国防力量上,中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发展远程作战平台及能力。包括十八大报告在内的各种文件都明确宣告: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

但是,尽管中国国防力量的使用原则始终以防御为本,中国的崛起和军力的增长还是让美国认为它的绝对安全状态和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美国在从全球收缩力量的情况下也坚持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投入,以多种手段制约中国的发展。

作为能源需求大国,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搭便车”,也就是依赖美国提供的全球性保障,包括中东石油供应地的稳定、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等。此次“伊斯兰国”危机出现后,奥巴马政府抛出了“中国搭车论”,在国际社会上指责中国在中东坐享其成。因此,中国进口石油的脆弱性可能会被美国加以利用。美国2007年和2008年《中国军力报告》就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目前远距离投放和维持兵力的能力仍然有限……它目前既没有能力动用武力来保障自己的外国能源投资的安全,也无法保卫十分重要的航道免遭阻断。”因此可以说,掌控中东石油供应国和全球海上运输通道的美国,在事实上也控制着中国的能源安全,进而也就掌控着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撒手锏,苏联在此方面就有被整垮的历史教训。

198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里根政府提供了一份关于苏联经济“脆弱性评估”的报告,指出油气出口占苏联硬通货收入的60%~80%,是苏联经济体系的支柱。如果美国能够影响国际油价走低,不仅对作为能源消费大国的美国有利,而且会对苏联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甚至促使其国民经济崩溃。据此,1983年1月里根总统签署了“第75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 75:U.S. Relations with the USSR,17 Jan 1983),把加剧苏联经济问题、致力于使其陷入危机作为政府政策。美国对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恩威并用,促使其加大原油产量,带动国际油价急剧下跌,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外汇收入。俄罗斯学者认为,面对美国密谋打压国际油价的能源战略,苏联缺乏应对策略是加速其解体的原因之一。[52]

中美关系,包括中美能源关系,由于政治意识形态、霸权国与崛起国冲突等结构性矛盾,在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又因为两国之间的能源地缘政治矛盾与冲突、两国能源安全观和能源安全政策的分歧与矛盾、能源问题的泛政治化、两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和缺乏互信以及广泛得多的其他的双边矛盾与竞争和冲突,而变得更加具有竞争性矛盾和冲突色彩,[53]因此我们无法排除美国不会像对付苏联那样在能源问题上对付中国。如果遭遇这种情况,外交是无济于事的,中国别无选择,国防力量必须迎难而上,做中国能源安全强有力的保护者。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54]

五 能源国防建设

规模庞大的中国军队,在冷战时期,一是受限于国力及技术能力,二是受限于过去的经验,倾向于农业时代集中人力的热兵器作战。到20世纪末,中国军事装备、作战理念等都有落伍之势,中外处于“隔代”对抗的局面。海湾战争让中国见识到了工业化时代不派地面部队的高科技战争,伊拉克战争让中国一窥信息化时代非线性作战的雏形。被海湾战争惊醒后的中国开始转变战争主导因素的观念,第三次台海危机等更是刺激中国开始加强海空力量。由此中国的国防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今在装备和认识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已处于机械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阶段。但与之相伴的就是能耗的迅速升高,因此中国对国防与能源的密切关系的认识也需要跟上国防建设的进程。

国防力量在能源问题中的角色就是使用者、保护者和开发者。在消费使用的问题上,国防力量基本处于单向依赖和优先供应的状态;在提供保护的问题上,国防力量的目标应是确保能源可持续的稳定供应,但能力与要求可能并不匹配;在开发问题上,国防力量理应是引导者,但相比使用方面的硬性需求,引导关系的可靠性相对较低。总而言之,国防建设方面有必要加强对能源这个制约因素的重视,寻求改变这种被动状态的路径,在战略上降低对能源特别是对石油的依赖,在战术上加强军备力量,保护能源供给的持续和安全。

1.战略层面

作为能源的使用者,能源国防建设的基础是降低中国国防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从战略层面上实现能源安全。

尽管缺少公开信息,但中国的国防建设在能源开发方面肯定也是有所作为的,美国2009年以来的《中国军力报告》就不断提到“中国注重快速发展先进能源技术:优先项目包括氢能源和燃料电池技术、替代能源、先进推进技术”。但也可以肯定,中国国防建设的能源开发是不成体系的,还停留在战术层面,这跟对中国国防建设的认识密切相关。《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直到2010年才提出要“围绕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加快军工技术推广转化。突破技术关键和产业化瓶颈,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特种技术装备、新能源与高效动力、节能环保等领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军工特色高技术产业”。

反观美国,其国防建设早已将能源开发提上了战略层次,美军庞大的能源消耗规模及其风险,让美国国防部对降低消耗、提高能效和寻找替代能源格外热心。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只要依赖矿物燃料,我们就必须确保全球能源资源的安全和自由流通。但如果不及时做出重大调整,对能源的依赖将继续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产生冲击。这将使我们极易成为破坏和操控能源供应行为以及环境变化的牺牲品。”为此要求:“我们必须发展清洁能源,以推动新兴产业,摆脱对国外石油的依赖……我们必须改变使用能源的方式,使供给多元化,加大创新投入以及应用清洁能源技术。通过上述措施,我们将增强能源安全”。

美国自小布什执政末期开始启动军事能源替代计划,奥巴马上台后又将调整军事能源战略置于更高的地位。改革美军能源使用方式、保障军事能源安全,还被奥巴马政府纳入清洁能源新政之中。

从2012年的美军能源消费结构来看,75%的能源用于“训练、运输和支持部队、武器和装备遂行军事行动所需的作战能源”[55],固定设施耗能仅占25%。另外,石油占美军能源消费总量的77.4%,因此美军能源战略的重点方向就是作战能源以及替代能源开发。

2009年,作战能源问题作为《国家安全授权法案》的一部分由国会通过并由奥巴马总统签字生效,各大军种纷纷跟进推出各自的新能源发展计划。在综合各军种方案的基础上,美国国防部于2011年6月出台了《作战能源战略》(Operational Energy Strategy),首次将能源视作可转化为战略优势的战场作战能力之一,描绘了全面改革美军基地与战场能源使用方式的构想,概括了构建强大部队的三项原则:减少军事作战的能源需求,扩大并保证对军事作战的能源供应,构建未来作战部队的能源安全体系。[56]

不过在这之前,美国国防部缺少作战能源使用方面的充足数据和情况分析来有效管理燃料消耗。为此,奥巴马于2010年6月指示国防部组建了负责作战能源规划与项目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Operational Energy Plans and Programs)。

继《作战能源战略》之后,美军又于2012年3月发布了《作战能源战略实施计划》(Operational Energy Strategy:Implementation Plan),为美军提高作战能效、运用替代能源拟订了具体的路线图。按照计划,美军在未来几年内要确保飞机、舰船、车辆和各类保障装备都能使用替代燃料。美国空军的战机将使用含生物燃料的混合燃料,海军则计划在2020年将燃料中的替代能源比例升至50%。美军还将大力研发燃料系统、发动机等方面的节能技术,目标是到2020年将海上行动所需能耗降低15%,将地面战场上的能源利用率提高50%。

在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下,美军积极推行《作战能源战略》及其配套实施计划。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表示,国防部制定未来10年军事发展蓝图时,必须考虑能源效率和可用性问题,各项目都需经过能源方面的审查。2013年,美国军方还正式将“能源效率”作为装备采购和开发过程的标准。

2014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宣称:“国防部已在能源效率、新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了投资,以构建更强大、高效的作战力量。能源领域的改进提升部队的行动范围、持续性和灵活度……”负责作战能源计划与项目的助理部长莎伦·伯克在此前后也透露:美国国防部计划在接下来的5年投资90亿美元用于提高包括舰船和战斗机在内的武器装备的能效,其中九成将被用于降低武器的能耗,剩下的10%用于能源需求的多元化开发,其中一个项目就致力于让战斗机的能耗降低25%。[57]

在制度、组织和财力等的支持下,美军的能源开发在节能技术、替代能源等方面得到了大力发展。比如美国海军推动了一套大到全面推进海军舰艇核动力化,小到采用特殊涂层改善船体水动力性的较为完善的技术节油体系。2012年还披露了一项神奇的研究——“水变油”,即直接将海水转化为美国海军喷气式舰载机使用的航空煤油。[58]

军事能源的开发利用,让美军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美国国防部日均用油量已从2004年的40万桶节省到2012年的35万桶。2013年,美国国防部能源支出经费150亿美元,比2012年的204亿美元下降了26%。

美国国防部认为,如果此项战略能够成功实施,将会给美军带来以下积极的影响:减少运输和保护燃料的战场伤亡人数;改进美国陆、海、空军及信息资产的部署范围、持久性和可靠性;减轻美国后勤供应的负担,减少燃料补给线的脆弱性;把一些作战部队从补给线和燃料运输中解脱出来,转去执行作战任务;增强美军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供给不稳甚至中断的灵活性;通过改善能源资源与战术性、战役性和战略性目标的结合,为未来美军成功应对21世纪的种种挑战做好准备;通过改善和共享作战能源生产能力以及民用能源技术应用,加强与伙伴国的良好关系;实现美国国家目标,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59]从长期来看,如果在未来20~30年内能够很好地推进能源战略,美国就将拥有一支以能源为战略优势的军队。

军队的使命是遏制和打赢战争,当新能源及替代能源技术在石油枯竭的背景下正悄然引发一场军事变革的时候,任何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思想都将导致军队战斗力停滞不前。一战前,英国已经开始大力发展以石油为燃料的内燃机战舰了,德国仍大力制造以煤为燃料的蒸汽动力战舰,最后的结果是英军军舰无论在速度、加速度、航程还是保障力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60]比如当时德国“公海舰队”由燃煤蒸汽机驱动的战舰需要花费4~6个小时才能完成从启动到最高速度,而英国燃油军舰瞬间就能解决;德国战舰需要大量空间装煤使得有效空间较少、火力装备较弱,还得花费大量的人力搬煤而且还得考虑舰体重心的平衡,另外燃煤军舰的动力不如燃油军舰而且浓烟滚滚易被发现,弊端缠身,导致德国军舰的综合性能远逊于英国军舰,极大地限制了德国舰队的作战能力,最终在投降后集体上演了“彩虹”自沉。因此,开发能源技术、推进新能源发展不仅是为了解决军队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更是为了迎接新军事变革而不得不加快实施的战略举措。

2.战术层面

国防力量是能源的使用者,更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面对脆弱的外部能源环境,国防力量在能源的来源、运输、储备等很多方面也承担着保障责任。而且,越来越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对国家安全也是一种潜在威胁。因此,为国家生存与发展提供动力的能源,自然也应该是国防力量的保护对象。

国家间围绕能源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根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零和博弈的逻辑,一方之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换言之,一个国家对世界能源控制权的扩大,意味着潜在对手国能源可获得性的降低,也就相当于控制了对手国家扩大其军事实力和潜力的可能性。由于存在全球性的霸权国家,这种控制既体现在对生产供应地区的控制,也体现在对贸易通道的控制,以及在价格、储备等方面的控制。

作为能源生产大国、消费大国以及进口大国,中国的国防建设不仅要绝对保障国内能源的生产、储备、重大设施等安全,也要努力保障国外能源的供应、运输和投资等安全。但在这方面,中国对国防建设的认识还有待提高。《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直到2006年才交代了一句“能源、运输通道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2013年才意识到“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海外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能源资源、海上战略通道以及海外公民、法人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中国奉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因此中国国防力量的作战经验非常有限。而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利益的输出,使得本土作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海外冲突的风险却越来越高。要了解我军海外作战的能源使用情况和保障能力,除了有限的军事演习可能也就只有亚丁湾护航。

由于中国在海外没有补给基地,亚丁湾护航行动本着独立自主、加强交流的原则,保障模式以伴随保障、定点保障为主,编队组成通常都是两艘驱逐舰或护卫舰,再加一艘综合补给舰。能源等物资保障就由综合补给舰提供,但中国综合补给舰的数量十分有限。从这6年18个批次的具体情况来看,相对于几乎不重样的作战舰艇,补给舰由5艘舰连续作业和轮番派遣,其中“微山湖887”和“千岛湖886”总共参与11个批次,东海舰队承担护航任务时几乎完全依靠“千岛湖886”补给舰。这个尴尬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我军军事装备的结构性不足,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了我军海外作战的薄弱之处。

据统计,美军作战舰艇和补给舰数量的比例为2.5∶1,我军却为12∶1。[61]依据联合国决议的护航可以寻求境外的停靠补给,但一旦发生战争,由于中国没有可靠的盟国,在军用物资上只能自给自足。然而,1艘补给舰要为12艘主力舰艇提供保障事实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否则美军也不可能浪费那么多军费在补给舰上,更何况后勤补给线本身就是最薄弱、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环节。

因此,我军当前基本不具备海外作战与保障的能力。换言之,作为能源的使用者,我军的作战能力却受制于能源的保障能力,被大大地削弱了。

六 能源冲突与危机应对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截至2013年,世界前14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中国及邻国就占了8个(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俄罗斯、日本、菲律宾、越南),不算俄罗斯也有33亿5697万人,在71亿2454万的世界总人口中占47%。中国和所有邻国,再加上东盟其他国家及孟加拉国,在不含俄罗斯的情况下人口有38亿6705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54.28%,而相应土地面积却只占18.14%。也就是说,中国及周边国家,以不到世界1/5的土地承载着一半以上的人口。这还只是自然密度,如果按人口学上的生理密度(人口与可耕地的比例)去算,空间可能会更小。

东盟10国的土地面积432.6万平方公里,只占世界的3.3%,人口却有6亿1567万之多,占世界的8.6%。特别是人口接近1亿的菲律宾,以不到世界0.23%的土地承载着世界1.38%的人口,两个数值整整相差6倍!还有近9000万人的越南,相应比例是0.239%的土地承载着1.25%的人口,而且菲律宾和越南的人口仍在迅速增长,大有突破1亿的趋势。

这些数据反映出这样一个情况:中国及周边所在的地区以非常有限的空间承载了过多的人口,这必然导致本地区对资源的竞争异常激烈。或许这些数据也能解释这几年来菲律宾、越南与中国格外激烈的对抗之势。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其中核国家就有5个。可以认为,中国的周边环境是比较恶劣的,资源竞争非常容易导致冲突,而且后果非常严重。

亚太地区石油储量占世界的2.5%,储采比全球最低,只有14年。2013年,亚太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全球最高,占世界的33.8%,而美国占19.9%,欧盟则只占14.5%。日本的能源消费高居世界第五位,其所需石油的99.7%、煤炭的97.7%、天然气的96.6%都依赖进口。韩国作为世界上第九大能源消费国,其80%以上的能源依赖进口,[62]不仅是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63]而且是世界第五大石油进口国。中、日、韩三个能源需求和进口大国集聚东北亚,利益冲突远远大于利益重叠。三国的共同特点也是共同弱点,就是能源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而且,由于东北亚地区缺乏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那样的地区安全框架,因此这种对能源需求的竞争将难以得到有效协调,能源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极有可能在本地区形成一种下降的恶性螺旋。[64]2014年7月1日,日本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彻底扫清了在自身没有遭受侵略时也能“先发制人”和对外动武的障碍。安倍在回答在野党质询时说,在出现可能导致对日石油供应中断的经济危机时,日本也可能视情况行使集体自卫权。[65]

在南海地区,中国与海上邻国存在大量矛盾和争议,海洋权益受到的侵犯格外严重,一些岛屿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侵占,被控制的海域达10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海域总面积的1/3。虽然中国与相关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没有解决主权归属和海域划界问题,而且有些国家并不认真遵守。对油气资源的渴求,更是加剧了海上纠纷。中国周边地区的能源竞争,军事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作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国,美国一直谋求维护其“领导地位”,因此在世界各地都追求权力最大化。奥巴马主政之后,终结了小布什的全球反恐战争,以“重返亚太”的姿态将全球战略的重心转向崛起中的中国,以防中国挑战它的霸权地位。

从全球能源安全的角度看,美国的霸权主要体现在对中东和海洋运输线路的控制这两个方面,而这正好是东亚能源安全的要害所在。[66]对中国与周边地区的能源冲突而言,美国的政策就是积极介入和打压中国,并利用自身的实力及其盟国制衡中国。一是强化与其亚太盟国及伙伴国的关系,在争端中实质性偏向中国的对立面;二是决定在2020年以前,把美国海军部署在太平洋的军舰的数量增加至海军军舰总数的60%,其中还包括净增一个航母战斗群。

面对美国的军事部署和可能的冲突,中国大力发展被美国称为“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Denial,A2/AD)的作战能力。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定义:“反介入战略意在阻止我们向特定地区投送和维持作战力量,区域拒止战略意在限制我们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67]为此美国又提出了“空海一体战”(Air Sea Battle)等战术层面的升级作战构想,并继续强调“切断或占领中国的近海能源基础设施”。

美国与中国的抗衡,以及美国在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亚太各国的借助,刺激了亚太各国与中国的对抗。特别是菲律宾,它不惜向美国开放全部空军基地,依靠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肆无忌惮地在外交、军事等多个领域攻击中国,南海冲突日益激烈。

长期以来,受本土防御思想的影响和陆军当家体制的制约,中国的海空力量十分薄弱,长期没有发展以航空母舰和远程运输机为代表的远洋战略投送力量。即使到20世纪70年代海军转型为近海防御,也是以国土防卫为目标。海湾战争以后,由“近岸防御”转向“近海防御”,直到近年,才提出打造蓝水海军(“远海防卫”)的设想。从当前主要的威胁方向来看,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东部和南部海域。因此,以陆军为主体的战略防御力量建设,已不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建设发展的需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中国在大力发展海空作战力量的同时,也有必要研究海空作战的方式。针对美国的封锁和介入,我们有“反介入/区域拒止”,应对周边邻国的不对称攻击却是个难题。除了利用海上执法力量进行保护和非正规作战,中国的正规部队也需要研究低强度冲突的可能性。

“低强度冲突”理论脱胎于20世界60年代初美军的反暴乱作战理论。1986年5月,美陆军颁发新的《作战纲要》,首次在条令中正式将武装冲突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强度等级。[68]按照美国国防大学1986年的解释,高强度冲突包括战略核战争、战区核战争和大规模常规战争,中强度冲突包括大、中、小规模常规战争,低强度冲突包括反恐怖主义行动、非正规战、小规模常规战争等若干样式。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低强度冲突”下的定义是:“低强度冲突是为达成政治、社会、经济或心理目标而进行的一种有限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低强度冲突通常持续时间较长,运用从施加外交、经济、心理和社会压力到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和暴乱的各种手段。低强度冲突通常局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并经常在武器、战术和暴力程度方面受到限制。”[69]

要在保护南海的斗争中与实力不对等的有关国家抗争,正规的军事对抗难以对付他国的不对称战术,也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声誉。因此,目的、规模、持续时间和作战手段都有限的低强度冲突才是中国可取的方式,用以应对利益受到直接威胁而外交手段、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等和平措施都无能为力的情况。当然,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要力求以最低的风险和最小的损失迅速达成适当的目标。

七 结语

中国的能源供应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能源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如何处理与能源供应国的关系、与能源运输过境国的关系、与掌握能源霸权的美国的关系,以及与周边竞争国家的关系。能源竞争与冲突,破解的关键在于竞争的程度和趋势。

对于不完全竞争,我们应该寻求国际合作,二战以后法德有《煤钢共同体条约》,从而消除了欧洲战争的基础,将来东亚也需要建立能源共同体来努力缓解竞争,但主导性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注定此消彼长的需求会导致进口国之间的零和博弈,特别是需求越来越大,而资源越来越少和剩余产能越来越小,这一结构性的矛盾已是现实。随着石油峰值[70]的逼近,人类正大力发展天然气和非常规油气,但不可否认的是,有限的天然气也只是一个补充,无论是使用还是发展,它都无法替代石油,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开发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努力,只能延缓而不能扭转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况且非常规油气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挑战可能大于机遇,以水力压裂和水平钻井为关键技术的非常规油气开发,使美国有效地降低了成本,走向了能源独立,增强了能源霸权的打击力,可中国地质条件下的非常规油气开发技术还不成熟。我们需要的是保护性开采,要讲究自身资源的可持续性。军队可以寻求将非常规油气资源划为国防油气储备生产区,只允许企业最低限度的技术性开发。但总而言之,当前非常规油气的开发使得中国的能源外部环境更为脆弱。

因此,我们要立足于应对区域能源完全竞争的趋势。对于国防力量而言,首先需要转变思维模式,不能固守能源只是军需的一部分的传统观念。另外,我们的军队有能力、有平台也有责任积极引导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开发工作,主动地寻求能源转型。对于围绕能源的周边冲突,我们要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但基于威胁,我们的国防力量一定要具备用武力应对极端情况的能力和方式。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任何能源体系是完全安全的。能源安全,在实践上最好视之为风险管理问题,即将供应中断的风险与后果以及长期市场的不利趋势减少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71]。这就需要我们推进能源来源的多元化,重视能源储备建设,确保能源投资安全,并以威慑的方式阻止对能源进口的威胁。而这些路径,都需要我们的国防力量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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