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经济之未来：石油之眼

时下，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最高经济政策决策者曾用“三期叠加”来凝练地刻画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实际GDP增速从14%降到了7%左右。工业领域面临较为严峻的通缩形势，PPI指数连续4年负增长，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是没有出现过的。

与中国经济一样，世界经济也正处在深刻的变革期。时隔8年，世界经济仍然未能走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曾一度超过5%，而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3.09%。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未来5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将在3.6%上下^[1]（见图4.3）。美国经济的复苏态势初步稳固，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仍在低迷之中（见图4.4）。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印度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旧的“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格局已让位于新的“双核+五板块”格局。

图4.3 世界经济增速

图4.4 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美国、中国、欧元区、日本

货币政策“大宽松”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这种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是全球性的，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表现出了这一特点。从传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到量化宽松，再到负利率，货币政策正在走向“未知之域”。尽管效果受到怀疑，但主要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财政政策空间逼仄，结构性改革政治阻力重重，唯有货币政策能用。所以即便明知是绣花枕头，也不得不拿出来挥舞一番。

但确定的是，“大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为未来埋藏下风险的种子，意味着未来更剧烈的资产价格波动。2013年12月，美联储决定从2014年起缩减债券购买规模，标志着美国在为应对金融危机实行了若干轮量化宽松之后，货币政策将逐步恢复常态。2015年末和2016年末，美联储分别实施了两次加息，根据议息会议的预计，2017年可能还会有3次加息。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的分化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始于2014年6月的新一轮石油价格暴跌就是在这样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发生的。

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通常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标志性事件。但这两个事件本身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比较有限，而且是暂时性的。危机爆发之后，石油价格在突发事件的冲击下迅速下跌，但很快又恢复到高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4年6月之后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尽管不是由某个标志性事件造成的，但其背后的推动力要深刻得多。于是，2014年6月之后的油价暴跌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尽管在2015年和2016年也出现了几次幅度可观的回调，但并不是趋势性的。这一轮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及其之后持续性的低迷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危机之后各国政府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宣告失效。整体而言，石油价格仍然处在低位均衡。在全球经济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并开始稳定复苏之前，这一情况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石油市场新格局

石油行业自身也在发生变化，正在塑造新的格局。石油行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而且波动幅度比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周期更大。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石油价格的持续攀升催生了石油行业的高投资，大量资金流向石油行业，油气公司和产油国纷纷加大勘探开发和投资力度，使得产能扩张在2010年和2014年出现了两个高峰。尽管接下来全球经济增速已经持续放缓，但前几年的投资已形成了生产能力，产能过剩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并最终体现为2014年以来的油价暴跌。从某种意义上讲，石油行业当前也正处于“前期高投资的消化期”。

除了周期性因素之外，石油行业还在经历一个特殊的行业背景，即新兴油气资源开采技术的成熟运用，或者说所谓的“页岩油气革命”。“页岩油气革命”在边际上显著增加了全球石油供给。2007年，美国的致密油产量仅为40万桶/天，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超过420万桶/天^[2]，7年间上升了近10倍。虽然页岩油（或者更广义的致密油）目前的产量只占全球原油供给很小一部分，但其给石油行业带来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页岩油气革命”在长期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石油行业传统的供需格局和供给结构。

在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石油行业正在发生深刻的格局性变化，集中地体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供给需求关系从供不应求到产能相对过剩；二是美国这一曾经最重要的国际买方正在实现自给自足；三是OPEC卡特尔趋向松散。总量上的供需关系的格局性变化意味着实际石油价格在未来较长时期处于低位均衡，尽管宽松的货币环境可能导致名义价格上扬。

图4.5 主要经济体石油消费量（1965～2015年）

关注总量变化的同时，结构上的格局性变化也同样值得重视。需求方面，从长期趋势来看，美国的石油消费量在2005年达到峰值，现在每年的消费量比峰值减少了8000万吨（见图4.5）。欧盟也于10年前达到了石油消费峰值，日本石油消费峰值出现的时间则要更早。这些主要发达国家的石油消费量都已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一方面，石油消费量的下降归功于石油燃烧利用效率的提升——有专业研究显示，在美国，平均而言每加仑汽油可支持的公里数比10年前提高了20%；另一方面，石油消费量的下降也与环保监管标准提高、新能源使用普及有关。另外，经济增速的整体放缓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也促成了石油消费总量的减少，尤其是对于日本经济而言。根据BP的测算，到2035年，欧盟的石油消费量将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水平^[3]。

而与此同时，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对石油的需求正在与日俱增。尽管相对于中国而言，印度市场仍比较小，目前每年的消费量大约为中国的1/3，但在全球范围内来看，已是第二大增量市场，而且未来会越来越重要，不容忽视。

对石油出口国而言，“消费-产出缺口”更有指示意义。这一指标对应净进口量，是石油出口国真正关心的指标。美国曾是世界上毫无争议的第一大石油进口国。但是2005年以来，美国石油“消费-产出缺口”迅速收缩趋势可谓惊人，2015年已经下降到2.84亿吨，不足2005年峰值的一半（见图4.6）。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同时促成了“消费-产出缺口”的快速收缩——过去10年间，美国的石油消费量减少了9.25%，而生产量增加了83.59%。特别是在2011～2015年，美国石油产量年均增速超过13%，几乎贡献了全球石油供给增量的2/3。预计美国将在下一个10年内实现石油自给自足。欧盟和日本的“消费-产出缺口”也呈缩小趋势。

图4.6 主要经济体石油“消费-产出缺口”（1965～2015年）

而在中国和印度，石油需求的增加量远远快于国内产量的增加量。中国每年的石油“消费-产出缺口”达到3.45亿吨，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印度每年的石油“消费-产出缺口”为1.54亿吨，也很快会超过日本。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目前为60%，印度为79%，未来这两个数字会继续攀升，预计10年之后将分别攀升至70%和90%。

上述分析意味着，全球石油行业的贸易格局已经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而且这一变化未来还将继续发展。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的中东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石油展开的，而如果美国基本实现石油自给自足甚至成为石油出口国，那么原有的国际贸易格局势必将被打破，卖家需要搜寻匹配新的买家，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也势必会发生转向。同时，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会因石油实现自给自足而改善。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常项目的改善对于美元币值也将形成向上支持。

美国对外净石油需求的减少对于中国而言当然是一件好事，事实上，在过去两年间，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在内的主要石油生产国都在积极主动地争取中国市场，希望中国更多地从自己这里购买石油。

但是也不应忽略故事的另外一面：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转向势必会影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摆在中国外交战略决策者面前的问题已非常迫切。随着石油实现自给自足，美国将如何调整其中东政策？如果美国撤出，该地区是否会出现权力真空，进而引发混乱？沙特阿拉伯、伊朗、埃及、以色列等地区大国关系会缓和还是恶化？“IS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势力会进一步扩张还是走向式微？中东地区是否存在政变或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如果发生战乱，对石油生产和石油运输的冲击有多大？中国应当采取何种外交策略，是积极作为还是置身事外？等等。这些问题目前看来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未来也可能存在较大变数。但正因如此，中国的外交战略决策者更应未雨绸缪、深入分析、研究应对。

美国实现石油自给自足还有一个直接结果是造成“石油-美元循环”收缩。而“石油-美元循环”的收缩又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负面冲击。

再来看供给端。从国家层面而言，世界石油市场曾经被认为是“双层寡头市场”，OPEC被认为是典型的卡特尔组织。但是卡特尔内部显然并非铁板一块，尤其是在油价低迷时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更加凸显，利益更难协调，OPEC的市场势力会大大减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OPEC“挤出战略”尽管是无奈之下的理性选择，但注定是难以长期有效的。特别是在伊朗核谈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传统大国之间的矛盾将会使得OPEC内部的协调更为困难。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OPEC名存实亡甚至出现分裂的可能。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对外依赖度高达60%的石油进口大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必须对世界石油行业的格局性变化保持高度关注，及早研判，做出预案。

中国应务实推进石油行业的对外合作

石油供应安全是国家核心利益。未来，中国随着经济体量的进一步扩大，石油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上升。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以务实的态度，在战略和具体操作层面积极进取、有所作为。

进出口贸易只是国际经贸合作的最初级阶段。除了加强贸易沟通、确保进口来源稳定之外，中国还应当积极地推进石油天然气领域的金融合作。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以购买油气田、参股其他石油企业、加强海洋石油勘探、建设跨境油气运输管道等方式，在源头上夯实石油供应链安全。国际上“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以及中阿合作论坛、亚信峰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措施都是有益的具体制度安排，但还远远不够。

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降低为中国腾挪出了空间。国际石油贸易格局势必出现调整，中国作为石油买家的地位将更为重要，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其他产油国之间回旋的余地更大了。中国应当利用好这一有利的时间窗口，主动加强与各个产油国的沟通和经贸往来。特别是在当前OPEC外部竞争环境恶化、内部协调机制出现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买方，与OPEC之间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对话沟通机制，对于双方都会产生福利改进，而且有助于共同维护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考虑到各种现实约束，循序渐进的模式或许更为可取，第一步是成为OPEC的观察员国，或者建立类似“OPEC+1”的机制促进双方合作。

同时，借助世界石油市场格局转换的有利契机，中国应当务实、有力地推进人民币在国际石油贸易中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在中俄石油贸易中尝试使用人民币以及即将推出上海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等都是必要的尝试。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推广人民币的石油定价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与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密切相关。现在最大的障碍在于建立顺畅的“石油-人民币循环”机制——如果缺乏足够的可供国际投资者投资的高质量、高流动性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那么人民币在石油贸易中的使用也会因此受到限制，使得“石油-人民币循环”难以形成规模。总之，必须站在人民币国际化全局的高度来通盘考虑石油定价权问题，通过金融市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对外直接投资等措施多管齐下，系统性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