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美元”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是“石油美元”系列的第二篇，着重讨论“石油美元”体系诞生对中国建设新型开放经济体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有人认为，“石油美元”体系是美国第一经济军事大国地位的自然结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然延伸。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笔者在此想要指出的是，这一延伸并不“自然”。换句话说，回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政治环境背景下，如果不是美国的主动作为和运筹帷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完全有可能走向不同的方向。其一，当时除了英镑等老牌国际货币之外，德国马克、日元等货币也在迅速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由“单极主导”走向“多元并存”并非不可能。其二，美国的确可以通过军事威慑、武器限售等手段对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施压，以促成“石油美元”协议签订，但不要忘记，这一时期苏联在中东地区也具有强大的军事存在和威慑能力。

毫无疑问，经济基本面因素是决定一国货币相对币值的根本因素；军事实力对于大国国际竞争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应忽视美国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主动作为。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些主动作为，对中国建设新型开放经济体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可以将一个有趣的问题作为出发点：1971年之后的几年可谓“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对美元信心不断下降、美元地位最受质疑的时期，但为什么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确立了对日后影响深远的“石油美元”制度安排？

对此，有必要从如下三个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人们忽视的视角去挖掘答案。而这些答案对于当前的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也颇有借鉴意义。

第一，开放主义是“二战”之后美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一大法宝。

开放主义的本质，是在更广的约束空间下优化资源配置。“二战”之后，开放主义在美国已经不仅是一种经济理念，而且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为了理解开放对于大国经济的重要性，有必要把苏联经济与美国经济加以对比。在“二战”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和苏联并称两个超级大国。尽管苏联稍逊于美国，但不论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上，还是对全球秩序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并不太大，至少影响力是可比的。

但是苏联的货币始终没能成为全球货币。当然有人会辩解说多数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资源丰富，不需要进口石油，所以“石油-卢布循环”产生的基础不存在。但如果深入一想就会发现，这一解释很难具有说服力。试想，为什么在其他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卢布也没有成为通行的计价和交易货币呢？再试想，为什么甚至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贸交往也广泛采用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而卢布在国际经贸中的普遍使用始终未能出现？

回顾近现代经济史我们很容易看到，几乎所有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实行了开放主义的经济政策。从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到17世纪的荷兰，再到18～19世纪的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日本，概莫能外。

第二，金融市场对于大国开放经济体至关重要。

发达的金融市场是“石油-美元循环”得以成立的基础。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尽管受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困扰，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下滑，而且客观上美元也难以继续维持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关系，但是，美国具有发达、高流动性、深度足够且相对而言较为稳定的开放金融市场。这是美国相比于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以及德国、日本等新兴大国最大的优势之一。

而客观上，石油出口国也确实需要稳定的海外投资机会，需要依赖甚至依附于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一般而言，一种货币的国际化有三种路径：一是“国际贸易路径”，二是“国际协议路径”，三是“金融市场路径”。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贸易路径和国际协议路径上已经取得了较快的进展，目前最大瓶颈就在于金融市场路径进展缓慢^[1]。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上，可供境外投资者投资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数量远远不足，渠道不够畅通。同时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和金融稳定性也有待加强。

第三，应当充分重视培育国际协调和外交公关的能力。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石油美元协议”可谓“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外交舞台上最成功的危机公关事件。回想当时的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环境，达成这一成果殊为不易：一方面，西方主要经济体增长动能不足，美国的领导力以及美国模式的号召力开始受到质疑，全球化面临停滞甚至倒退；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达到高潮，而美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

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美国做到了与中东大国沙特阿拉伯携手构建“石油美元”体系。究其原因，经济规模、军事实力、制度惯性固然重要，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灵活而强大的外交公关能力和国际协调能力。

无独有偶，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国建交。这两个看似孤立的外交事件，实则有关联性。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战后重建和欧洲存量市场恢复为主题的经济增长动能已经趋于衰减。反映在实体经济层面，表现为西方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反映在货币金融层面，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特里芬困境”之下难以维持、美元地位面临重大危机。

面对这些挑战，美国在积极寻求应对之策。而“石油美元协议”和中美建交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政府为开启新格局找到的两把“钥匙”。这些在旧模式困顿中突出重围的事件充分表明，对于大国而言，外交舞台上运筹帷幄能力是多么重要，外交公关能力和国际协调能力也是一种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