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石油市场没有“供给侧改革”

面对持续下跌的石油价格，部分产油国积极运作斡旋，先后进行了诸多尝试，以求联合起来，限制产量，收缩供给，抬高油价。但这些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决策者将“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针对煤炭、钢铁等行业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去产能化行动。从本质上看，国际石油市场面临的问题与中国煤炭、钢铁行业面临的问题并无二致。由于产品同质化、投资周期长等特点，这些行业往往更容易出现剧烈的周期性波动，在下行期很容易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时，如果能够通过外力打破“囚徒困境”，就能起到提升整体福利的效果。

多哈谈判结束了，所谓的“冻产协议”不出意料地胎死腹中。事实上，自2015年国际石油价格暴跌超出主要产油国的预期以来，在汇率、财政、宏观经济风险的压力之下，部分OPEC国家和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非OPEC产油国多次发出号召，积极进行国际斡旋，希望通过主要产油国达成限产协议以推动国际油价回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放出一个烟幕弹，让市场神经紧绷一下，但是，这些努力最后均以失败告终。这次23个石油生产国能源高级官员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谈判会议也不例外。

国际石油市场没有“供给侧改革”

国际石油市场当前面临的困境并不特殊，是世界经济以往“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模式难以持续、从旧均衡向新均衡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类似的症状和困境在其他国家、其他行业也多有体现。例如，我国的煤炭、钢铁、平板玻璃、水泥等行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这些行业中的传统生产企业，很多也面临着赢利能力下滑、债务风险积聚的问题，其中一些甚至出现了现金流难以维系的情况，存在破产清算的风险。

应对产能过剩的办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让过剩产能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清；另一种是通过外力干预来推进去产能化。不妨拿动物机体上出现毒瘤来打比方。第一种办法就像是依靠机体的自身免疫系统去消化毒瘤，第二种办法则像是通过做外科手术来挖出毒瘤。两种办法各有优缺点。但如果毒瘤很严重，通过自身免疫力很难治愈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承受巨大创伤，那么做手术就是更好的选择。

针对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我国中央政府果断提出了“去产能”的政策导向。“去产能”是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6年3月“两会”确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后者在具体的政策实施层面被简化地概括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去产能是五大任务中的第一项任务，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最棘手的一项任务。

在“去产能”的政策导向下，相关产能过剩的行业和省市相继制定限产目标，制定产能退出计划。根据有关报道，安徽、河北、山西、贵州、吉林、辽宁、山东、河南8省份近期已将各自的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方案上报至国务院有关部门，这些省份的“去产能”目标占国家计划的大头。

对于涉及的企业、行业、区域经济而言，“去产能”带来的痛苦可以说如同割肉，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形容并不夸张。有人或许会想，反正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价格持续走低，利润削薄甚至变负，有什么痛的？但需要意识到，即便是割去赘肉或毒瘤，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如果没有行政的外力干预，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很难有主动割肉的勇气。国际石油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去产能”的要害是打破“囚徒困境”

石油生产国面临着“囚徒困境”——对于任何一个产油国而言，不论其他产油国减产与否，不减产都是最优选择。因而，所谓的“冻产协议”或“限产协议”是很难达成的，即便达成大家也有违约的激励。

“去产能”的要害就是要打破上述“囚徒困境”。只有打破“囚徒困境”，设计激励相容的激励机制，才能让各方愿意遵守协议缩减产量。然而，在石油生产国之间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历史上，宗教团结曾被作为打破“囚徒困境”的机制，“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也曾被作为打破“囚徒困境”的机制，但现在类似的机制并不存在。产油国之间显然也不存在像我国中央政府那样的经济规划者，通过行政强力去打破“囚徒困境”，实现去产能化。

在经济学理论上，打破“囚徒困境”的另一个机制是通过无限多次重复博弈中的“威胁”。产油国之间的博弈的确是无限多次重复博弈。历史上，沙特阿拉伯作为OPEC内部影响力最大的成员国也确实曾以其他成员国无法承受之重的“威胁”来确保各方遵守限产协议，从而打破了“囚徒困境”。但从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的现实情况来看，沙特阿拉伯既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也不具备这样的意愿。

作为一个大型的石油净进口国，中国当然不必要对“别人的问题”过度担忧，毕竟油价下跌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不是坏事。但我们应当以邻为鉴，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努力在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做好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化和结构性改革。

产品同质化的行业容易出现“囚徒困境”的原因

仔细对比分析上述提到的几个行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即这些行业的产品同质化倾向比较严重。尽管在密度、杂质含量等技术指标上存在差异，但整体来看不同产油国供给的石油可以看作同质、标准化的商品。煤炭等其他大宗商品以及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如果一个行业的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那么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就只能通过打“价格战”的方式来进行。沙特阿拉伯生产的石油和俄罗斯生产的石油之间并不像苹果手机和三星手机之间或者宝马汽车和丰田汽车之间那样存在差异性，这决定了石油企业之间不可能以手机或者汽车制造企业那样的方式去竞争。产油国之间是这样，铁矿石、铜、煤炭等大宗商品生产商之间是这样，水泥厂、玻璃厂之间也是这样。因而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大宗商品行业的价格波动往往是非常剧烈的，尤其是在下行周期往往会出现暴跌。

政府比市场更有效吗？

面对产能过剩，中国政府选择采用行政手段强推“去产能”。那么一个直接的问题是，政府“去产能”比市场“去产能”更有效吗？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存在的核心困境与石油行业当前面临的困境是类似的，即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大家都缺乏激励主动减产，陷入了“囚徒困境”。

经济学理论中反对政府干预的一个常见理由是：市场机制能够识别好企业和坏企业，而政府难以做到这一点。但这一理由在当前的“去产能”过程中并不成立——政府当然很难判断哪家初创企业会成为15年后的阿里巴巴或者谷歌，事实上即便是风投都很难判断，而只能通过风险分散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判断同质的煤矿或水泥厂中哪一家更加高效还是比较容易的。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现实经济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途径。但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可能会出现失灵，正如上文中我们看到的几个例子。当然，你完全可以反驳说，这并不是市场失灵，只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相对高成本、低效率的企业终归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清。这是市场原旨主义者常用的理由之一——市场并没有失灵，它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理论上这当然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就业和债务不一定能等得了那么长的时间，金融市场投机者、汇率不一定等得了那么长时间，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及其家庭不一定等得了那么长的时间。毕竟，在长期，人们都会死。

相比于思想实验中“完美的市场”而言，行政力量主导的去产能、去杠杆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是优于市场的。因为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市场并不完美，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并不完美。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不是“比较静态”，我们必须考虑从旧均衡点到新均衡点之间的过渡期。

当然也可能存在难分伯仲的时候。这时，“去产能”政策实践的困难已经不在于“效率”，而在于“公平”或“平等”。如果位于甲省的属于张三的钢铁厂和位于乙省的属于李四的钢铁厂效率相近，全知全能的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从全局福利来看并不在意关闭其中的哪一家。但是从公平或平等的角度而言，这一决策显然含义重大，不论是对于张三或李四而言，还是对于甲省或乙省的税收和就业而言。所以说，“去产能”政策的纠结点常常不在于经济学分析，而在于决策者对公平的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