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资源诅咒”的石油之国

“资源诅咒”是经济增长研究领域的一个经典理论假设，具体到石油资源，也有人提出了“石油诅咒”的概念。一方面，的确有不少石油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经济发展落后、政治不稳定、人民生活长期陷于低水平。国际石油价格的暴跌更是经常造成俄罗斯、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货币贬值、债务违约，甚至连沙特阿拉伯这样富得流油的国家在2015年国际油价暴跌之后也不得不通过增加赤字来弥补公共支出。另一方面，丰富的石油资源既能增加就业、提高工资收入，同时也使得政府拥有相对充裕的收入来源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福利，从而直接和间接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从实证研究上来看，石油出口国也并不都是“穷国”。可见，回答石油资源究竟是“诅咒”还是“福音”这一问题，不能用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分法来断定，而要分析具体的作用机制。

随着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的暴跌，越来越多的产油国开始不堪重负：从俄罗斯卢布大贬值，到委内瑞拉国债的违约风险，甚至连沙特阿拉伯这样富得流油的国家今年都不得不通过增加赤字来弥补公共支出。

无独有偶，在国内经济这轮下行周期中，山西、东北等自然资源禀赋相对丰裕的地区却面临着比其他省份更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为什么这些资源丰富的“生在蜜罐里、长在金山上”的地区，反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呢？

挥之不去的“资源诅咒”

虽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实际上，产油国以及国内部分资源型省份面临的问题可以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以理解——那就是“资源诅咒”假说。

“资源诅咒”，是指一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其经济反而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宏观经济波动比较大等，甚至还不如一些资源贫瘠的地区经济发展得好。前者的例子如墨西哥、安哥拉、尼日利亚、赞比亚、塞拉利昂、委内瑞拉等；后者的例子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尽管“资源诅咒”仅仅是一个假说，但现实中符合该假说的实证经验可谓不胜枚举。除了上述的几个例子之外，非洲的几内亚、苏丹，海湾地区的众多产油国，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所谓的“资源诅咒”。

“资源诅咒”还有一层含义是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不稳定。通过开采自然资源可以牟取暴利，然而这毕竟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福利。由于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通常比较短，因而大部分人其实难以从中受益。经济学研究也发现，资源密集型经济体的贫富差距一般较大。国内某些产煤县在滋养了少数煤老板的同时，整体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非常有限，一边是高档洗浴城，另一边是黑砖窑，这种现象令人感慨、痛心。而贫富分化又会衍生许多其他社会问题，如犯罪率上升、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等。这些因素在长期都会限制经济的发展。

另外，“资源诅咒”常常还伴随着自然环境恶化。化石能源及其他矿藏的开采和加工行业往往是高污染行业，在对环境没有足够的重视、环保监管执法不严格的情况下，容易对土壤、河流、大气、地下水造成污染。拉美和非洲地区资源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国内在过去粗放发展阶段有些中小煤矿对地质结构、土壤环境造成的破坏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得到恢复。

为什么会出现“资源诅咒”？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资源诅咒”呢？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资源型经济体通常产业结构较为单一，过度依赖开采和出售自然资源。于是，当全球经济繁荣的时候，资源品价格较高，这些经济体会积累大量的贸易顺差，国内经济也比较旺盛；而一旦全球经济陷入低迷、资源品价格进入低谷，这些经济体则会陷入困境，出现贸易赤字、货币贬值、债务违约、通胀率攀升等一系列问题。

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有“靠天吃饭”的形象比喻，类似的道理对于许多资源型经济体也是适用的，只不过它们的“天”不再是气候条件，而变成了全球经济的波动。由于产业结构单一，世界经济的周期波动在这些资源型经济体那里会被放大。观察历史数据会发现，石油出口国的经济波动大于世界其他地区。单独看国内也是一样，山西的经济波动大于其他省份的经济波动。简言之，由于资源型经济体将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所以更容易出现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

从这个意义上看，“资源诅咒”的实质是“产业单一诅咒”。实际上，一些其他产业过于单一的经济体或区域，也面临着类似“资源诅咒”的困境，例如美国的底特律地区严重依赖汽车产业，又如辽宁等省份过分依赖重工业，等等。

其次，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制造业空心化。制造业的兴衰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繁荣与没落、竞争力强弱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较为坚实的制造业基础，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难以得到发展，而一旦资源枯竭，消费和生活性服务业也将成为断源之水。遗憾的是，大部分资源型国家的制造业是比较落后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通过开采售卖自然资源就能获取丰厚的收入，因而无须也不愿辛苦劳作，发展其他劳身劳心的产业。出卖资源得来的财富直接被用于消费，而非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产；又因为大部分制造业产品可以通过进口来满足，因而资源型国家的经济会向非贸易部门侧重。由于非贸易品产业不像制造业一样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也较慢，因而初级产品和非贸易产业的扩张难以支撑长期的经济增长。

20世纪后半叶的荷兰曾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20世纪60年代，由于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荷兰经济开始转向资源开采业，通过资源品出口积累了外贸顺差，国内经济一派繁荣。但很快，传统的农业和其他制造业部门受到了挤出。其负面影响很快显现出来，削弱了荷兰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了荷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类似的现象在国内外其他地方也多有出现，被统称为“荷兰病”。

最后，制度原因。大量的经济学研究已经证明，制度对于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认真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大部分存在“资源诅咒”的国家恰恰也是制度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笔者之前的研究曾发现，在将制度因素纳入“资源诅咒”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之后，自然资源禀赋的直接解释力就会显著降低。也就是说，“资源诅咒”部分是由攫取型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资源诅咒”的实质是“制度诅咒”。当然，制度也可能是内生于自然条件的——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会为寻租提供温床，更容易引发腐败、争斗、集权统治甚至战争。而这些制度上的不利因素有碍长期经济发展。

资源不诅咒

综上所述，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困境具有复杂的成因，但“资源诅咒”假说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尽管自然资源禀赋丰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产业单一、攫取型制度、贫富分化加剧、环境破坏的原因，但是前者并不必然导致后者，“资源”并不必然导致“诅咒”。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资源诅咒”的本质是“制度诅咒”和“产业单一诅咒”。攫取型的制度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大家表面上看得到“资源诅咒”现象。如果这两个方面的不利因素能够得到矫正，那么自然资源将不再是“诅咒”，而成为一种有利的要素禀赋。事实上，的确有不少自然资源禀赋丰裕的地区较为成功地破除了“资源诅咒”，如澳大利亚、智利、挪威等。

研究“资源诅咒”的机理还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结构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局限性。大多数石油出口国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尽管它们努力在国际石油市场积攒盈余、增加外汇储备，以便在石油市场低迷时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控，但事实是，在石油价格大幅下跌时，这些努力的功效非常有限。

随着2014年下半年油价暴跌，委内瑞拉、俄罗斯、巴西甚至沙特阿拉伯等“海合会”国家^[1]的经济也相继陷入了萧条。前期积累的外汇储备杯水车薪，难以抵挡低油价带来的负面冲击。

经济结构优劣才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健康、是否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宏观调控只能起到“打麻药”赢得时间和“微型矫正”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对石油出口国有效，对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样具有借鉴意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东南亚经济、次贷危机之后的美国经济、欧债危机之后的欧元区经济以及当下的中国经济，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