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资源诅咒”：“迪拜模式”可以复制吗
迪拜是阿联酋的一个成员，也是近年来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城市之一。迪拜通过发展转口贸易、国际航空、度假旅游、跨文化交流、房地产等产业，成功地摆脱了对石油资源的依赖，走出了“资源诅咒”，被赞誉为中东地区的“明珠”。同时，“迪拜模式”也成为中东和非洲中东资源型城市争相学习模仿的典范。但是也有人认为，“迪拜模式”的成功依赖地理位置、宗教关系、地缘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甚至有较大的运气成分，无异于一场豪赌，并不值得其他国家借鉴。那么，“迪拜模式”究竟是不是复制呢？
中东明珠
将迪拜称为中东地区的“明珠”丝毫不为过。这里有许多世界之最——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棕榈岛，总高度达828米的世界最高楼哈利法塔，炫目奢华的全球首家七星级酒店迪拜帆船酒店，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迪拜购物中心，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滑雪场，中东地区最大的航空港迪拜国际机场等。
迪拜还将是2020年世界博览会的主办城市。为了配合世界博览会举办，2014年7月5日迪拜宣布将建造全球首个全年恒温的商业步行广场“世界购物中心”，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接待游客1.8亿人次[1]。迪拜一度成为世界经济史上成长最快的城市之一，帕拉格·康纳甚至在其新书《超级版图》中把迪拜称作“世界中心”，把迪拜机场的3号航站楼赞誉为“文明的终极交汇地”[2]。2014年，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迪拜经济仍然保持着6.1%的增长速度。
迪拜隶属于阿联酋，是阿联酋7个酋长国中仅次于阿布扎比的第二富裕的酋长国[3]。从国土面积上来看，迪拜面积3980平方千米，是排在阿布扎比之后的第二大酋长国。迪拜拥有248万人口[4]。尽管人口总数与阿布扎比相当，但由于阿布扎比土地面积远大于迪拜，迪拜的人口密度是7个酋长国中最大的。实际上，由于商贸、旅游、航运活动兴旺，高峰时段活跃于迪拜的总人口数量远高于这一数字，2015年高峰时段活跃人口为355万人。迪拜人口结构还有一个特点，男性人口显著多于女性人口。2015年底，迪拜人口中有男性170万人，女性只有74万人，男女性别比例高达2.3∶1。
迪拜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多样性。这是一个不同人群、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彼此交汇、碰撞、融合的大都市。在迪拜人口中，外籍人口比例非常高，阿联酋公民只占不到1/5。因为紧邻南亚，迪拜的外籍人口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以及伊朗、埃及等中东国家[5]。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来自欧洲、非洲、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人。据统计，已有超过25万名中国人或者华裔在迪拜居住、工作或生活。每年到迪拜来旅游观光或者过境购物的中国人则更多。
街道上和商场里风格迥异、五光十色的服饰以及音调节奏各异的语言最能看出迪拜人口结构和文化的多样性。这里既能看到身穿宽松落地长袍、头裹面纱的阿拉伯传统服饰的人，也能看到穿着西装短裙的现代职业女性，还有穿着花花绿绿的非洲人，长袍齐膝盖的巴基斯坦人，裹着大大包头、胡须编成小辫的锡克教男人。尽管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但是英语在商业中也得到广泛使用。除此之外，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旁遮普语、中文以及一些非洲少数语种也能听到。
迪拜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3世纪，迪拜就有人类活动，但与其他大多数中东地区国家一样，迪拜在近代历史上深受西方国家殖民活动的影响。1835年，迪拜开始脱离阿布扎比成为独立的酋长国。1892年，迪拜统治者与英国殖民者签订秘密协议，开始受英国保护。
在地理位置和自由商业政策的推动下，迪拜成为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并一度以珍珠捕捞和珍珠出口而闻名遐迩。1954年之后，随着英国在迪拜建立政治机构，更多的外国人来此定居，迪拜的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
1966年，迪拜发现了石油资源。1969年，开始产生石油收益。伴随全球范围内前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高潮，1971年英国撤离迪拜。在重新划定疆界之后，迪拜与阿布扎比等其他5个酋长国联合成立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次年，哈伊马角酋长国加入之后，阿联酋开始定型为现在的样子，包含7个酋长国。
直到这一时期，迪拜与中东地区的其他沿海城市并没有太大区别。石油出口促进了迪拜的发展，1968～1975年，迪拜的人口增加了3倍。但与邻近的兄弟酋长国阿布扎比相比，迪拜的石油储量非常有限，不可能长期依赖石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迪拜开始经济转型。经济转型的第一步是将石油收入投资于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到20世纪90年代末，迪拜才真正开始崛起为国际化大都市。时至今日，石油只占迪拜经济很小的比例，不到1%，旅游业则占20%[6]。在迪拜官方公布的2015年GDP构成中，开采业只占2.2%[7]，物流运输和仓储、贸易、金融、房地产、旅游观光等行业已经成为迪拜的支柱产业。在2015年GDP构成中，占比最大的是批发零售和修理服务业，占全部GDP的29%，房地产和商务服务业占15%，运输仓储业占14.8%，金融业占11.7%，制造业占11.2%[7]。
经过经济转型之后，迪拜对石油的依赖大大降低，如今的迪拜已经不能再称为典型的“石油经济体”，不再是典型的中东产油国。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石油资源以及历史上通过石油出口积累起来的原始资本是迪拜转型发展的基础。迪拜的房地产“大跃进”时期正好对应着国际石油价格快速上涨的时期，石油出口国在那时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支撑迪拜建设热潮的不仅有来自国内积累的存量“石油美元”，同时还有大量来自中东其他石油出口国的资金。
曾经有人把迪拜比作“中东地区的新加坡”。这样的类比的确有一定的道理。迪拜和新加坡在地理位置、地缘政治上都有相似之处。迪拜在开放度、转口贸易、会展等方面确实采取了与新加坡类似的思路，充分利用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优势，采取开放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甚至在国际航空港、度假旅游、跨文化交流、房地产等其他领域，以至于迪拜比新加坡更为耀眼。不过，在金融业、高等教育等领域，迪拜仍远远无法与新加坡同日而语。
“迪拜模式”可以复制吗？
从经济学的角度，“迪拜模式”的本质是通过发展多元产业，从而摆脱对石油资源的单一依赖。这种由单一产业向产业多元化转型的过程一方面依赖靠出口石油积攒下来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依赖对新比较优势的发掘、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实行开放主义的经济政策。
转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将迪拜打造成区域内和区域间国际贸易、交通、人员流动、文化交流的枢纽和门户。迪拜在房地产业、转口贸易、旅游业、金融业等领域的成功都依赖这一定位，同时也都服务于这一定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综合商品流动、服务贸易、金融流动以及人员流动设计了“连通性指数”。根据这一指数，全球范围内可以被称作“主要枢纽”的只有6个城市，迪拜跻身其中[8]。
地理位置优势
“迪拜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所在的地理位置。迪拜地处阿拉伯半岛的中部，位于波斯湾南岸出海口的优越位置，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要地。迪拜与伊朗、巴基斯坦以及印度次大陆隔海相望，其所属的阿联酋还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曼等国家交界（见图1.9）。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迪拜成为连接中东国家和印度的海运中转港口，也为其日后跃升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航线的航空枢纽提供了可能。
图1.9 迪拜地理位置示意图
天时
我们对迪拜快速发展和经济转型成功的认识还应当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如果把地理因素称作“地利”的话，那么“迪拜模式”的成功还离不开“天时”，即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
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的一段黄金时期。虽然在“9·11事件”和美国反恐战争的影响下，中东地区在经济经贸活动和人员交往方面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整体看来，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仍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这一时期，迪拜实现了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3%的经济增长，增长速度远高于其近邻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国家。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带动了油价持续上升。1999年，Brent原油价格为20美元/桶，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超过120美元/桶。9年时间上涨了5倍。制造品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商品贸易、资源国与制造国之间的资源贸易、资源国和制造国与消费国之间的资本流动，三股力量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这一时期全球经济成长和繁荣。如果脱离国际市场，资源国、制造国和消费国各自为战、单独发展的话，显然各方都会受限，对于资源国而言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团结起来力量大”是成立的。当然，将资源国、制造国和消费国团结在一起的是商品交易、金融交易背后的利益机制是全球化，而非热情或道德口号。
除了石油价格的上涨外，“迪拜模式”还植根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商贸的繁荣和国际人员的频繁往来。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作为基础，迪拜国际机场、七星级的迪拜帆船酒店、豪华的迪拜购物中心、度假观光胜地棕榈岛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外，迪拜的建设高潮还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的输入。如果不是印度、巴基斯坦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到来以及中国建设工程公司的参与，摩天大楼和机场的建设速度势必要大打折扣。
换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经济全球化这一“天时”因素不仅作用于迪拜，而且普遍地影响着世界经济。迪拜房地产业的大跃进尽管突出，但并不是个例。事实上，同样在这个时期，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也经历了较快的上涨，泡沫不断酝酿，并最终以“次贷危机”的形式爆发。与此同时，在东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一轮高潮。这段时间，迪拜房地产“大跃进”与美国、中国的房地产繁荣背后有着相同的宏观经济背景，那就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制造业出口国和以中东产油国为典型代表的资源出口国贸易顺差不断积累，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储蓄过剩”。这些资金一方面促成了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出口国国内的房地产繁荣，另一方面为美国人贷款买房、贷款消费提供了资金。
2006～2007年，迪拜的开发建设热潮达到空前高涨的水平。与此同时，“制造国-消费国-资源国”的发展模式也难以持续扩张，面临拐点。最终在2008年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直到如今，世界经济仍未从这次危机的阴霾中完全走出来。全球性的复苏仍尚待时日。
开放主义
开放主义的政策导向和制度规则是“迪拜模式”赖以成功的基础。这一点尤其需要强调——迪拜作为一个港口城市，拥有一套独特的制度组合以及这套制度组合背后开放主义的指导原则和社会心态。
具体而言，这些政策包括资本项目开放、低税率和税收减免、通关便利化、设立自由贸易区和外包服务开发区、允许外国居民拥有房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司法管辖权创新等。
正因为实行了比邻国更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区域外的企业更愿意首先跟迪拜企业合作，或者首先进入迪拜，以此为据点通过转口贸易将货物提供给伊朗、阿富汗、阿塞拜疆等周边国家。迪拜不仅服务于周边市场，同时还是更广泛的洲际贸易的中转地。阿联酋作为一个整体，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转口贸易中心[9]，而迪拜在其中发挥着最大的作用。现在，中国、印度和美国是迪拜的前三大贸易伙伴。
例如，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长期处于微妙状态。一方面，伊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处于对立状态，常受到经济制裁；另一方面，伊朗与外部世界的私下经贸交往却从来没有完全中断。由于迪拜与伊朗地理位置邻近，加之迪拜与波斯文明的历史渊源，迪拜长期发挥着连接伊朗与外部世界经贸交往的桥梁作用。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传统黄金贸易。邻国印度是一个黄金消费大国，但由于政策原因，印度黄金进口曾一度受到限制，很多印度人有黄金需求却买不到。于是，实行开放政策的迪拜利用制度优势，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向印度市场输出黄金。或许与这一渊源有关，迪拜境内现在拥有将近250家黄金店铺，因此也被称为“黄金之城”（City of Gold）[10]。
更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杰贝阿里港（Jebel Ali）。杰贝阿里港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由贸易区之一，也是成功自由贸易区的典型。这里早期主要为油轮和集装箱货轮提供中转服务，后来逐渐发展成综合的现代化港口自贸区。
在转口贸易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开始在迪拜投资设立分支机构，作为进入和服务周边国家的窗口。为了方便外国企业运营、吸引更多外国企业投资落地，迪拜政府规划建立了“迪拜媒体城”和“迪拜网络城”，已经吸引了诸如EMC、微软、惠普、IBM、思科、西门子、甲骨文等高科技企业，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路透社、美联社、CNN等大型媒体机构入驻。为了方便国际媒体运营，在媒体城内，迪拜设置了比国内其他地区更为宽松的网络审查和访问权限。
另外，资本项目的开放使得迪拜成为中东和南亚众多富豪家族打理财富、进行金融投资的地方。为给这些高净值客户提供近距离的专属服务、抢占客户资源，不少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在迪拜设立了个性化的私人银行分支机构，拓展阿拉伯、伊朗和南亚业务。为促进国际商务活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的司法管辖权有别于阿联酋其他地区，受巴黎国际商会商事仲裁法管辖。
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包容的社会环境还吸引了大量周边国家的精英人群来到迪拜。这些人中有富豪、企业家和银行家，还有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体育明星，他们广泛来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黎巴嫩等国家，有的为了追求自由而来，有的为了政治避难而来，有的为了躲避极端宗教的迫害，有的为了艺术创造而来。这些人的到来进一步增强了迪拜的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迪拜正在延续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贝鲁特、德黑兰、利雅得等城市曾经的辉煌，成为21世纪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化的最前沿。
开放主义的经济政策不仅有助于转口贸易、吸引外资和人才，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迪拜本地的旅游业和零售消费。2013年，迪拜购物中心的客流量达到7500万人次[11]，居世界首位。
政治稳定，船小好调头
迪拜经济转型的成功还得益于阿联酋国内稳定的政治环境。与伊拉克、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动荡不安、形势波诡云谲不同，阿联酋国内的政局一直是相对稳定的，与邻近国家也很少发生冲突，而且犯罪率较低。政治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前提，为开放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低通胀的货币政策提供了保障。
船小好调头也是迪拜的优势之一。作为一个只有200多万人口的酋长国，迪拜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经济体。这一点与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地区很像。对于城市经济体而言，改革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利益补偿机制容易建立；开放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能足够快地根据外部经济环境调整自身策略。而对于大国经济体而言，改革和开放则要复杂、困难得多。
正是得益于上述这些因素，迪拜经济在转型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城市之一。尽管这些因素单独来看都不是“迪拜模式”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
事实上，迪拜的经济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迪拜的石油储量与其他中东近邻比起来并不丰富，可供开采的时间有限。
争议
尽管取得了光辉的成绩，“迪拜模式”仍是饱受争议的。这种争议主要来源于对其可持续性的质疑。换句话说，“迪拜模式”背后蕴藏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曾经成为现实。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在建的大型项目因为资金不足被搁浅，有的因为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延展债务甚至直接违约，一些规划中的项目被暂停或取消。根据媒体报道，因为有投资者为躲避追债逃离至境外，当时还出现了大量豪车被遗弃在迪拜机场停车场的情景。建设热潮降温和投资下滑引起消费减少，对外来游客和劳工的吸引力也有所降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迪拜的信用评级也随之被下调。一时间，人们对迪拜的未来预期黯淡，国际舆论对“迪拜模式”的质疑声音不绝于耳。
不乏有人认为，“迪拜模式”无异于一场豪赌，并不值得其他国家借鉴。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石油出口国赌不起，因为真正像迪拜那样富得流油、可以挥金如土的石油出口国少之又少。同时也是因为这样的赌局输的概率大于赢的概率。迪拜的确是成功了，但这种成功不仅依赖金钱的堆积，还依赖地理位置、宗教关系、地缘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甚至有较大的运气成分。持这类观点的人会认为，迪拜的成功更多是一个独特个案，并不存在所谓的可推广复制的“迪拜模式”。
“迪拜模式”的追随者
迪拜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成为一种转型和发展模式的代名词。“迪拜模式”是一个大胆的实验。到目前为止成效显著，但实验仍在进行之中，未来并非没有风险。
但无论如何，“迪拜模式”不乏追随者和模仿者。许多国家和城市争相调查、学习迪拜的发展经验，希望能够复制其成功。其中大部分是中东地区和非洲的石油出口国。他们把迪拜作为资源型城市摆脱“资源诅咒”的榜样和多元化发展的标杆。在国际石油价格高涨的时期，这种学习模仿热情也同样更为高涨。
例如，沙特阿拉伯正在红海沿岸建设一座类似迪拜的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KAEC），这座新城在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航线上的地理位置比迪拜在波斯湾的地理位置还要优越；阿塞拜疆正在努力将首都巴库打造成“里海的迪拜”；安哥拉首都罗安达致力于成为“非洲的迪拜”[12]；阿曼也在效仿“迪拜模式”，在印度洋上建立开放型贸易枢纽。阿塞拜疆和安哥拉都是典型的石油出口国。
总而言之，“迪拜模式”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得益于石油出口带来的原始积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环境，得益于开放主义的经济政策。就“迪拜模式”大量的追随者来看，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地理位置优势，比迪拜优越者有之，迪拜地理位置优越，但并非必经之地，而且在海水淡化技术出现革命性的升级之前，淡水资源仍将是迪拜发展的掣肘；它们中的大部分也都通过资源出口或其他途径实现了一定的原始积累，财力雄厚于迪拜者有之；世界经济大环境对于大家都是一样的，尽管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但国与国之间经贸融合加深的大趋势不会变。毫无疑问，这三个因素都是促成迪拜转型成功的原因，但并不是“迪拜模式”真正的“命门”所在。
迪拜已经成功祛除“资源诅咒”的魅影，由传统产油国转型为中东地区的新型经济体。开放主义的政策理念才是“迪拜模式”的独特之处和关键所在，才是追随者和模仿者最值得研究和学习的地方。当然，也是最难的地方。“开放”一词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要成为一国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并不容易，在该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具体、完善且与当地经济实践相契合的经济社会制度更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