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中国的碳减排战略
同期减排量（《21世纪经济报道》，2015）。
根据任世华等的研究，我国煤炭开采过程、煤炭发电过程和煤炭转化过程中均存在较大的碳减排潜力。例如，我国煤炭开采过程中甲烷排放的利用率可以不断提高，以2020年煤炭产量40 亿～50亿吨，瓦斯抽采量2.5～4.5立方米/吨，瓦斯利用率达到 40%～50%计算，所抽采利用的煤矿瓦斯量对应的碳减排潜力为1.5 亿～2.5 亿吨。随着我国矿井低温热能利用的逐步推广，按照2020年替代煤矿开采3%～5%的煤耗和电耗计算，碳减排潜力为0.2亿～0.3亿吨。两途径合计到2020年碳减排潜力可达到1.7亿～2.8亿吨，而我国《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率达到60%，相应的碳减排潜力将更大。按照超（超）临界发电技术、IGCC发电技术在燃煤发电装机中的比重提高10～15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我国煤炭发电中可能产生的碳减排潜力为2.7 亿～3.5 亿吨（任世华等，2013）。
加快推进煤炭利用方式革命，促进煤炭产品由燃料向原料与燃料并重转变，未来5～10年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如能取得积极进展，将显著促进我国碳减排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按照我国《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煤炭消费比重降至62%以内，京津冀鲁四省市煤炭消费比2012年净削减1亿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上述目标如能按期完成，相应的碳减排潜力巨大。值得强调的是，我国散烧煤总量巨大，未来5～10年我国大中城市一旦实现全面淘汰中小燃煤锅炉窑炉，基本实现煤炭利用集中化、大型化、规模化，将从根本上改变占比达到40%左右的低效率分散利用煤炭的局面，相应的直接碳减排潜力突出。《工业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提出：“到2017年，实现节约煤炭消耗8000万吨以上；到2020年，力争节约煤炭消耗1.6亿吨以上。”上述目标的实现，均会产生直接的碳减排效果。通过稳步提高发电用煤比重，如能使其到202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同时持续提高煤电转化效率，将大大提升我国煤炭利用水平，并减少碳排放。此外，因地制宜、有序布局、稳步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化发展，突破技术瓶颈，通过系统优化、技术创新和设备国产化等途径降低成本，可以优化我国煤化工的用煤结构。此外，开发低成本低能耗的碳捕获、储存和利用（CCUS）技术，并开展工程和更大范围示范，也将促进我国煤炭利用的碳减排工程技术发展。
四 保障措施
做好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不仅可以服务于我国的能源安全、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生态环境改善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特别是为污染物减排和碳减排战略的顺利实施，做出重要且积极的贡献。推进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一项长期而且艰巨的任务，需在战略、技术、管理等多个层面高度重视，为推动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事业，我们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第一，在国家层面，把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与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将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作为我国能源发展的基本国策，将先进洁净煤高效开发、转化与综合利用技术和对待新能源一样加以培养、扶持，并将其列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以支持。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的统一领导，通过战略决策、技术创新、产业导向、法律法规和政策引导，实现煤炭由过去相对粗放的开发方式向集约化开发方式转变，由高排放利用向低排放、超低排放利用转变，由煤炭仅仅是燃料向燃料和原料并重转变，由单一能源系统向互联智能能源系统转变，从而夯实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的基础。
第二，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监管和决策支持体系建设。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抑制不合理的煤炭消费需求，明确国家支持发展的产业重点方向和关键技术领域，加强相关部门有效监管，并推进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紧密结合，政策上协同CO2减排和大气污染治理，以促进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优化终端煤炭利用结构，淘汰大中城市工业锅炉窑炉，加大散烧煤治理力度，鼓励终端电代煤。研究建立权威、协调、统一、高效的有效监管体制，推进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煤炭物联网和信息网建设，强化国家、省级等不同层面煤炭生产、流通、消费、能效、污染物排放等运行指标的实时监测和信息公开，为政府
